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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分配与经济发展

  财富的分配是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中心,它不仅存在于社会的整体,也存在于各个相对独立的基本单位(如公司、行政机关等)。同时,财富的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如果我们把财富平均地分配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那么就会遏制人的创造性,使人趋于懒惰、保守,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一味地放任,让市场自行调节分配,那么财富就会逐渐积聚到少数人的腰包里,使社会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产生社会经济应力,破坏社会稳定。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罗伯特·法兰克(Robert H.Frank)教授和杜克大学的菲力普·库克(Philip J.Cook)教授在其畅销书《赢家通吃的社会》中写道:“在一个大型经济体系内,如果每个人都确定能拿到一样的所得,那么没有几个人愿意在教育上或发展个人特殊才能上做投资,也没有人愿意努力工作,承担风险。因此,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个痛苦的取舍:在均等与经济繁荣之间只能择其一”。[13]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分配理论,有的经济学者甚至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财富分配的科学。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社会财富的分配是遵循一定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聚财力规律。规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法则,我们既不能改变也不能消灭它。如果我们想改变或消灭它,必将遭到它的惩罚。但是,我们可以研究规律,利用规律,使之为我们服务。在聚财力公式里包含着四个要素,即“人的素质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人所拥有的财富”,“人所在环境的财富分布状况或贫富情况”,“社会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道德)和信息等的约束”。也就是说,有四个要素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要想调节分配,就必须想办法改变这四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几个。 

首先,可以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来调节收入分配。人的素质的差别,特别是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对人的收入水平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在我国的城市中,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劳动者,如环卫工、搬运工、保姆等,大都是一些低学历者,而在下岗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未受过高等教育。国家领导人吴邦国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济南、兰州、湘潭等10个城市1万名下岗职工的抽样调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0.3%,初级工及没有技术等级的人员占49.5%,而且普遍技能单一,这是他们难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主要原因。” [14] 

2003年4月20日出版的《羊城晚报》援引市场报报道:为了解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本情况,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从2002年起,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市)采取多项抽样的方式,抽取了大、中、小城市的3997户居民家庭作为有效样本户,由专职调查员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调查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与家庭财产呈现明显正比相关。户主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其家庭财产最多,户均财产为49.94万元;与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相比,高出两倍多。” 

在美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在其《经济学》中援引一份资料说:“一个正在从大学毕业的18岁的男性到65岁之前将挣得大约250万美元(以1984年的价格和收入水平进行计算)。而同一代人,如果仅仅从中学毕业,将赚得大约170万美元。没有完成中学教育的那些人平均赚得的收入仅为120万美元。”[15]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00年7月18日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挣钱越多,而且这种差距最近几年不断扩大。该报告以一次抽样调查为基础,比较了1975年与1999年的收入情况。过去,具有高学位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是中学毕业生的1.8倍。到1999年,前者的收入是后者的2.6倍。大学毕业生与中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与中学辍学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这种差距依然存在。 

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公司更需要较多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他的《人力资本》著作里,对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智力劳动方面的能力进行了研究比较。由此他得出结论:具有大学文化的人在智力劳动方面的能力是中学毕业者的4倍,是小学毕业者的25倍。所以,舒尔茨认为人也是生产的一种资本,这种“人力资本”体现在人的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一句话,就是人的能力和素质。他说:“当土地就其本身而论不再是导致贫富的关键因素时,人力就成为关键因素。可以提高人口质量的投资,能够明显地改善经济前景和增加穷人的福利。对儿童的照管,家庭和工作的经验,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信息和技术,以及其它在健康和教育上的投资,都可以改善人口质量。”[16] 

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首先要大力发展教育,使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使每一个想学习知识的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教育。 

其次,可以通过政治法律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用政治法律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是国家机器,尤其是政府的职责,同时也是保证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政治法律制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节收入分配: 

一是以法律的形式来确立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保证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以获得均等的财富收入分配机会。 

二是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即按照高收入者不同的收入水平,对他们分别征收不同比率的个人所得税,防止财富向少数人过度集中。 

三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权益。 

四是制定其它有关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如利率政策,就业政策等),以此确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 

总体来说,政治法律制度对人(公司)的聚财力起阻碍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政治法律制度是多余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政治法律制度对聚财力的约束和调和,才使社会的经济秩序井然有条。如果没有政治法律制度对聚财力的“监视”和“调控”,人们的贪欲就会急剧膨胀,社会就会成为弱肉强食似的野生动物园,人类社会的一切基础将会遭到彻底破坏。但是,如果政治法律制度太严,处处禁锢人们的欲望,时时捆住人们的手脚,那就会抑制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和进行发明的创造性,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严,它必须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任何走向极端的行为都会给社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损失。 

再次,可以通过提倡道德伦理来调节收入分配。通过大力弘扬社会道德,培养人们无私奉献和相互关爱的美德,可以在两个方面对分配起到调节作用:一是使人们在一定道德的激励下,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富帮穷、强势群体扶持弱势群体的良好氛围,让广大富人自愿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捐献出来扶助穷人或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二是促使人们在道德的约束和规范下,放弃获取不义之财,如不通过行贿受贿、偷盗抢劫和走私贩毒等不道德的行为来获取财富。 

道德力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已受到了广泛关注。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说:“人类出现已好几十万年了,市场形成不过几千年,而政府的形成则更晚。在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形成以前,人类生活靠什么调节,总有一种力量在调节吧?那就是道德调节。 

“企业工作,要适应市场的调节,那是无形之手在进行调节。国家的宏观调控是有形之手调节。一个企业内部搞企业文化建设,文化建设运用的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每个人的自律更是道德力量在调节。要把经济建设好,道德力量的调节是很重要的,是不可忽视的,要让它起更大的作用。” [17] 

厉以宁认为,市场调节是第一次分配,政府调节是第二次分配,道德调节是第三次分配。如人们捐款救助失学儿童、救助灾民,富人资助穷人等等,都属于第三次分配。他说:“经济越发展,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可能越大,因为人的需求层次是不同的。当收入增长以后,需求层次会更高,人们会有更多的第三次分配,也就是说,道德力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不是政府强制的,也不是市场根据效益分配的,而完全是道德上自愿分配的” [18] 

最后,还可以通过建立福利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如建立生活救助基金,规定最低生活保障线,发放失业救济金,对低收入者和失业者以补助、津贴,建立社会福利院和孤儿院,为那些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生存的权力。 

在凯恩斯之前,西方经济学者普遍崇尚经济的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地使经济运行保持和谐。后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看到了“看不见的手”给经济所带来的破坏性,所以,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极力宣扬国家干预学说。凯恩斯写道:“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 [19]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20] 

今天,各国政府都在有意或无意中接受了凯恩斯的观点,对经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控。有的政府能把握对经济的调控分寸,从而保证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的政府要么软弱无力,缺乏对经济的应有调控,要么矫枉过正或操之过急,干预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结果使本国经济陷入困境。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不可或缺,这已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以及普通百姓的共识。但是,政府的调控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就会起到事与愿违的作用。因此,既不能“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内”[21],又不能什么都不管,让经济活动放任自由。一个精明的政府,如同足球场上一个好的裁判,它的调控或执法,既要保证场上的正常秩序,又不能干扰比赛进程,总之,要通过政府的调控,使经济运动场上的“队员”——大大小小的经济人充分发挥其潜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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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efnchina.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31&ID=39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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