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wight H. Perki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7, No. 4,(Dec., 1967), pp. 47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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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商业化的敌视态度使得整个国家没有取得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进步，本文作者尝试找到其他原因。
本文主要有两个部分，最近的一些历史学家的发现使得我们意识到在清代，政府的所谓阻碍作用其实是被大大的夸大了的。事实上，清政府里有很多官员不光了解商业化，他们的一部分认识还卷入到商业化中。
第一部分的结论是当时的商业化的规模和内同其实受到很多经济条件的限制，政府虽然有些敌意，但是起的阻碍作用不大。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发展完备的商业系统能否导致出工业化。答案是不会，因为还缺少很多其他的必要条件：技术，资本。对于晚近发展的国家--基本上是除了英格兰以外的所有国家--政府是可以在这两个领域内发挥很大的作用的。但是19世纪的清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商业：态度vs经济
中国传统上歧视商业的态度，使得商人位于社会的最基层。商人，一旦有机会，就创造机会接受教育以使得进入官员阶层。不过我们也知道在日本和中世纪的欧洲，商人的地位其实和中国的比也高不了多少，因为地位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因素。
最近几年，很多学者想从儒家意识形态里面找到商业被限制的原因。不过我们知道到了清朝，大商人和官员的界限很难化清楚，很多官员卷入到贸易中去，根据统计，士绅的收入有17%来自于贸易。
因此，这样想来，最重要的政策也许就剩下清政府的一些干扰贸易的措施了，比如征收的厘金税或者是国内贸易税。这种税收是不征在外国商品上的，因此很多商人抱怨使得国内和进口货物不再一个水平线上竞争。不过税收最终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即使把国际竞争考虑进去，也很难理解厘金税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从外国的观察者看，厘金税并不重。
那么我们就可以问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商业规模真的受到清政府政策的限制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如果清政府没有推行这些税收或者别的干扰，商业会不是有一个大的扩张？一下是三点分析：
第一，首先对于农村的集市交易，政府很难插手干扰，而这些交易占了整个帝国贸易额的四分之三或者全部。
其次，分析商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关系其实不是指农村的贸易，而是值得上长距离的商品贩运。只有长距离的贩运才征收厘金税，如果考察商品化，那光考察长距离贩运中的政府干扰就可以了（注意作者的推理！）。但是我们知道长距离贩运中，政府的税收其实并不是很大因素，最重要的限制是运送成本。运输成本是按重量计算，这样就决定了那些远距离贩运的货物基本上都是一些特产或者单位价值很高的商品。
第三，影响长距离贸易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士绅阶层的数量和财富。作者认为，既然士绅在中国是可以影响到政策的，那么很难想象他们会采取措施去限制这些商品的交易。上文已经提到，长距离运输的货品基本上是贵价商品（奢侈品），也基本上是士绅阶层可以消费的，增加限制会徒增士绅生活的成本。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运输成本和商品的产地限制了商业的规模。铁路的出现大大的促进了贸易发展。但是我们仍然不认为政府的态度是限制贸易的主要因素，因为共产中国的领袖们更加敌视商业，一些在十九世纪非常难以运输的货物（例如单位价值低的煤炭）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中国都有大规模的运输（个人认为两者不具有可比性，计划经济下同样需要大规模的运输，因此共产中国下的运输也许和商业化没有关系）。因此，政府的政策并不是限制当时国内贸易的原因，重税和官员盘剥可以影响，但应视为例外而不是通规。
商业和工业
目前我们还没有涉及清政府是否建立了一些适合的条件促进工业的发展。商业化过渡到工业化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政府应该发挥着一些作用，特别是促进资本构成和技术变化。此外政治稳定性也很重要。那么十九世纪的清政府做到这两点了么？
关于实现工业化的政府政策
先看资本，日本明治政府消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后，把赋税变成了政府税收，因此解决了财政问题，但是清政府却没有这样做。清政府增加的新税收主要是关税，但是关税在整个GDP中的比率非常之低，不到1%。因此清政府没钱发展重工业和教育。不过，即便如此，清政府也可以放手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但是我们知道工业化需要长期的有一定风险的贷款，显然民间资本无法满足。这样如果无法从外面得到资本，中国的工业化只有靠富人的财富了。但是中国的富人热衷的是买地和放高利贷。
再看科技，在此领域清政府有两个措施，第一是推动纺织技术 第二是教育改革。但是成果均不显著。主要是送学生出国，但是政府在此花费极少，甚至没有那些华人多。
结论
如果说中国政府阻碍了工业化，其原因应该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不作为而不是它对商业的敌视态度。比如在教育和银行改革中，政府应该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实际说明清政府的作用实在有限。那为什么政府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作用呢，一般是从中国的儒家产同上找原因，但是作者看到中国的一些高层官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着手改进。文章作者的看法是清政府虽然有意，但是做的远远不够。虽然儒家传统有一些影响，但是最缺乏的并不是仇视进步和改变，而是缺乏资金，而清政府在此问题上的表现着实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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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十九世纪的清政府并没有仇视商业化，以往的说法其实有夸大政府的歧视作用。但是从商业化到工业化过渡，却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如进行教育（技术）和银行改革（资本）。在这方面清朝政府并没有发挥应该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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