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CEN编辑部根据汪丁丁教授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实验班同学的讨论贴整理而成,更多的原贴讨论请见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74&replyid=371863&id=397244&skin=0&page=1&star=1
汪丁丁教授：
下面是我最近给友人的信中提及我们的跨学科教育实验的目标和困难，供诸位批评并提出更丰富的建议：跨学科教育，最难的是老师。……已经物色好的教师们，需要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如何讲课才能相互配合，形成有机的知识。官僚化的教育体制，让大学课程统统变成了"低水平重复"，加上"短学期"制度，学生们刚完成低水平重复，要开始学高级内容时，学期就结束了。孔子的时代，教育是"柏拉图散步"方式的，学生们陪伴着老师，耳濡目染，从无间断，日常生活、洒扫进退、风声雨声天下事，都是教育。这样的知识是活生生的知识，是有机整体的知识，可以成为学生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尝试的跨学科教育的理想模式。
well_done:
下面是我对跨学科教育实验的一点疑问：
众所周知，传统的考试方式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和独立思维的能力，但是这毕竟是检验学习成果的一种比较公平的方法，它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可以遵循。而在上面这种理想化的座谈讨论式学习中，如何才能对阶段性的学习成果进行有效地控制和检验呢？
"柏拉图散步"方式的教育固然可以让教师、学生在轻松的互动中完成知识的传播与智慧的启迪，但是怎样才能在这一过程中保证学生学习的质量与效率，怎样才能确保老师们能在"柏拉图散步"方式的教育中字字珠玑呢？
nibu:
确实跨学科教育对不光是老师，而且还有学生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最近在看汪老师的《制度分析基础讲义》和《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作为学生的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融合大量的知识体系，在现在大多数高校内学生大多是学习实用主义的内容，很少会专研学术，至少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汪老师:是先积累大量的不同学科的知识，还是先学习不同学科的方法论？还是同时进行？？对于我们想学习真正知识的学生，怎么才能平衡课堂上专业课的学习和私下的跨学科学习呢？？？
汪丁丁教授
感谢“well-done”和“nibu”提出的问题，都是我和我在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的朋友们反复探讨过的。虽然反复探讨，却不可能有理论的解答。因为，教育的质量从来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Michael Spencer （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假说——“作为筛选机制的教育”，非常著名。在他的模型里，考试或文凭，是“信号”，能够以较低成本通过考试和取得文凭的人，是有能力的。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下，那些必须以较高成本获得文凭的人，将自动退出正规教育，另觅它途。因此，企业聘人，以文凭作为辨识应聘者的能力的信号，只要文凭的名声足够好。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可获得能力信号，就是所谓“老师推荐”——孔子推荐过许多学生给诸侯。西方的研究院，特别看重老师推荐，只不过，来自中国的老师推荐信，名声不很好，所以，名牌大学已经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面试中国学生。我们的官僚化的教育，早已无法履行发信号的职能了，因为考试内容与学生毕业之后应具备的社会交往及工作能力之间偏差太大。即便没有过去5年的迅速官僚化，我们的教育也难以适应我们已经进入的所谓“知识社会”——知识更新速度极大地超过了正规教育内容的更新速度，从而学生们刚刚毕业已经显得知识陈旧。面向21世纪的教育哲学家们声称：知识社会的学校，不再是让学生们“学习知识”的场所而是让学生们“学习如何学习知识”的场所。后者传授的，只是对知识的判断力而已。你们知道怎样培养自己的知识判断力吗？读几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吧，里面有一处脚注，他认为，判断力绝非传授可得，因为这一能力只可由实践逐渐形成。判断力是一种感觉，是直觉或悟性。你们可到我的搜狐博客去找找我的一篇文章“知识、秩序、悟性浅说”。教育，假如是关于知识判断力的，只能走孔子教育之路。
跨学科教育的基本要素其实只是两项——宽容和批判性思考。假如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逐渐习惯了这两项标准，就算是落实了跨学科教育。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缺乏这两要素。目前大学里流行的西方教育方法，也缺乏这两要素。
well_done:
非常感谢汪丁丁老师的耐心赐教，我看了您的回帖确实很受启发。真正的教育只有通过"柏拉图散步"的方式，才能让学生们形成知识的判断力，才能在知觉或悟性中把有限的知识化为无限的智慧。
暑假里，我粗略地阅读了《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波兰尼认为“信仰是知识的源泉”，而梁漱溟也表达了“文化的根源只能从精神方面去寻找”这样一种观点。我体会到这两位学者的思想似乎有某种共同之处，都只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寻觅人类文明的本源。而这种认识论观点似乎忽视了客观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基础的作用，与我们曾经学习的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某种矛盾。而且，书中的说理与分析似乎过分依赖于推断与演绎的方法，寥若晨星的事实依据难免让我对其理论产生怀疑。作为跨学科教育的实践者，我们应该如何解除疑惑，并在不同哲学思想的矛盾中把握一种巧妙的平衡呢？
汪丁丁教授
回答“well-done”：你似乎特别在意经验事实的数量。这或许是受了统计方法的影响？建议你读《黑天鹅》，一本“反统计”的畅销书。我的书评，发表在我的博客里了，也可以读。
well-done
感谢汪丁丁老师的推荐，我在开学以后向米咏梅老师借阅了《黑天鹅》这本书。看了这本书我确实深受启发。这本书从日常生活中被大家忽视的不确定性和“几乎不会发生”但是影响巨大的“非常规”事件入手，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和“另类”的分析方法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倍受追捧的今天，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无法用概率论原理进行推理与预测的社会经济现象，而《黑天鹅》这本书中的“反统计”观点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正像“阳光栖居”同学所说的，“看来我们是要好好审视一下周围的世界了。”
经验事实的数量有时确实会迷惑我们的双眼，我们只有勇于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我们所学的知识，对现实存在的“异像”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而不是消极回避，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求得真知。
汪丁丁教授
感谢“well_done”的发言，那是一部优秀作品，我在《上海书评》发表过一篇近5千字的文章评论那本书，希望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阅读。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的，不是统计学的正态分布所描述的事件，而且中国文化传统也不是正态分布可以刻画的，恰好，这本书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反统计学的思维角度。与此同时，假如你深入思考这部作品，你会逐渐赞成“英雄史观”，当然，前提是你的中学和小学教育早已将“奴隶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灌输到你头脑里了。其实，历史是英雄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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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对待科学——读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
（作者：汪丁丁）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嘉映是一位认真对待科学的哲学家。我自己则是一位认真对待哲学的经济学家。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我们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有时觉得尴尬。为了解我们自己的尴尬，我曾邀请嘉映与经济学家对话。这对话的痕迹，不知是编辑疏忽还是嘉映有意，保留了一丝丝，在这本书的第170页，“……我说丁丁你到我这里来一下，丁丁不会问：到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这样看来，由我为嘉映这本书写一篇给经济学家读的书评，是合适的。
继续读下去，我发现，我和嘉映在知识结构方面有较大的互补性。例如，他在“导论”中批评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正是我向学生们推荐的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主义”——康德“理性为自然立法”以来，包括哈贝马斯的学说在内，许多重要学说都被归入这一“主义”。在第8页，嘉映说：“……我个人认为建构主义的‘纲领’是领错了方向。总的说来，科学显然不是和神话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是真理而神话不是真理。”我需要补充：真理是过程。所以，神话当然有它是真理的时期，只不过今天不再是真理。所以，嘉映继续说：“若说科学是另外一种神话，那它和本来意义上的神话大不一样，不一样到了把它当作神话对我们理解相关问题毫无补益，只会造成混乱。”总而言之，我发现导致了我和他之间互补性的，多半可以归结为“神秘主义”——我在骨子里是神秘主义者，而他不是。这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他会不是？所以，我觉得嘉映比我，更认真地对待着科学。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这本书第一章“理性与哲学”关于阴阳五行的讨论中。
在这本书的其它部分，我觉得我们的态度更趋于一致而不是互补。例如，在“自序”开篇，嘉映感叹：“远为根本的是，科学把心灵留在了画面之外，科学世界观没有为喜怒哀乐美丑善恶留下席位。”在中间某处，他说：“我关心的是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在结尾某处，他自嘲：“不少朋友和学生认为我在做重要的工作，我将错就错，受到鼓励。”又例如，在第八章“常识 哲学 科学”也就是这本书的结论部分，他说：“……我们可以逐渐清楚地看到，古代哲学包含着两项性质不同的任务，一是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这是今天所称的哲学继承下来的任务，一是以经验反省为核心建立整体解释理论，而建立整体解释理论的雄心则由科学继承下来。”在最后一页，他说：“……哲学面临着相应的任务：哲学需要摆脱实证科学的思想方式。”
还有一些段落，我觉得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例如，我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科学就是以希腊方式来思考世界，……在那些受希腊影响的民族之外，科学从来没有存在过。”不过，我还是试图补充说明：与其它概念一样，科学是过程。我们其实在讨论此时此地许多过程怎样汇集和凸显出一些可观察从而或多或少静止的特征。对过程的表述是历史的，对静止的特征的表述则是逻辑的。或许，一些民族比另一些民族更习惯于和更偏好历史表述而不偏好逻辑表述。又或许，一些民族正在变得习惯于逻辑表述。只有当一个人习惯于把现象划分为“A”或“非A”并且不习惯于表述介于A和非A之间的任何事情时，他才习惯于科学世界观。又例如，在第207页，他说：“科学的极高的预测能力，说来说去是预测能够量化的东西……。而我们的经验世界，原则上是无法大规模量化的。”我喜欢在这里补充：凡能被我们量化的东西，与我们的创造性不再有关系。这一点，颇近似柏格森的看法。
此外，嘉映提出了一些新鲜从而启发我思考（或批评）的看法。例如，他把公元前800年左右至今天的时代，通称为“理知时代”——区分于有文字之前的“感知时代”。然后，他把冯友兰所称的“子学时代”改称为“理性时代”。这需要解释：“我们说某人理性，是说他着眼于现世、重经验重常识、冷静而不迷狂。理性态度是一种重常识、重经验的态度”（第38页）。所以，他所说的“理性”，对应着康德所说的“Verstand”或阿伦特所说的“intelligence”。根据这一态度，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或者，更粗略而言，对应着“reasonableness”（合理性、妥当性），可以称为“情理”，而非“纯理”（pure reason或康德的“Vernunft”）。这样，嘉映继续说：“在我看，诸子的导向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理性的民族。”
在接近结尾时，我读到这样两项陈述：“科学所欲把握的深层机制是远离日常经验的机制。”然后，“哲学理论是要让世界变得可理解，而不是让世界变得可预言”。我却依然相信：（1）神秘主义体验同样远离日常经验并且试图把握世界的深层机制；（2）哲学或思想，是可能预言世界的。只不过它不预言事物的量的未来，它预言的，是质的未来，是可能发生的新的事物。
由此，我想到嘉映在“自序”里写的文字：“眼下这本小书，既不是一个开端，更不是一个结论。它只是我行在困惑中的一些片断思考，……”。那么，我推测，他似乎是表达了一些困惑，一些激发我思考的困惑。
让我用爱因斯坦的文字来结尾吧：“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about the universe is that it is comprehensible.”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efnchina.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74&ID=39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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