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球经济发展出现巨大的转折，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从“双防”，过度到“一保一控”，现在的“四保”。政策调整幅度之大，转变之快也是前所未有。但无论宏观调控政策如何变化，其核心的战略思想仍是一致的，就是要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传统的粗放型扩张和物资消耗型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大家早已达成的共识。可是这一发展模式也促成了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奇迹，一时要转变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大家对向哪里转型、如何转型等问题上还未有非常统一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形成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左右，这一时间是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的重要时间，传统体制下造成的巨大消费缺口和追超式的消费结构升级（这一方面是受中国人口增长较快、规模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国际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是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主要在于生产能力的不足和供需结构的失衡，其根源是传统体制所造成的生产激励不足，于是各种力量的博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逐步复苏，市场主体的生产的热情和动力大大增加，在财政包干制的激励下各个地方政府也纷纷把促进投资、发展生产作为第一要务。在现有的生产技术边界已远远超超人类实际消费水平的状况下，只要通过各种技术引进、传让和扩散的渠道，就马上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时，全国很快就成为了巨大的生产工厂，中国的生产能力发展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增长。
但是生产能力的爆炸式增长很快就遇到了消费能力的制约。中国的消费能力不足主要受两方面原因的影响：一是中国传统的高储蓄的观念、传统计划经济下城市社保体系的瓦解和农村社保体系的缺失，以及社会快速变革所带来的对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感，二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以及对消费信贷的严格控制。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中国的消费需求能力的增长远远不及生产供给能力的增长，很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类商品很快就遇到了国内市场需求饱和的局面。于是中国的经济逐步迈向了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中国的制造开始从主要满足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来实现消费需求的替代。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国内市场的饱和；二是对国际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以及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的进口都需要大量的外汇；三是国际市场的经营秩序较国内更加规范，面临的资金结算的风险较小；四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国际经济的新一轮繁荣，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能力较强。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消费动力从国内市场转向了国际市场。而且这一时期，中国出台的“双向激励”的出口政策（进口免税、出口退税）和相对固定的汇率政策都有力地刺激了中国产口的出口。
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增长同时相应地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增长，而从实际上形成了中国较长时期内的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于是，国内的快速积累的财富效应、低廉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低价的工业土地供给（由于二元土地制度和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机制）和低价的能源供给、以及逐步完善的市场秩序和国内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形成了对国际产业资本的强有力的吸引，导致了产业投资的大量增长。而产业投资的增长，进一步刺激了对交通、水电气等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这时，随着九十年代初以来土地市场的逐步建立，也给地方政府创造了提供机动财力的重要来源。于是在出口的带动下，产业投资大量增长，以土地财政支持下的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大量增长，这又进一步刺激了石化、水泥、钢材等重化工业的成长，于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出口和投资拉动型的高速增长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当中也经历了九七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以是发达国家信息产业革命周期的结束导致的）和美国的“911”事件，但由于美联储采取了高强度的降息政策，从而发达国家的实际消费需求并未受到较大的影响；而且由于美元供给的大量增加，也刺激了二十一世纪以来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或经济泡沫）。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出现了更快的增长趋势。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清楚了。美元流动性泛滥导致了全球资本的疯狂投机，而美国对伊战略导致全球石油供给格局的不稳定，这给美元对石油的投机提供了很好温床。于是，石油价格开始疯涨，对石油的替代需求旺盛，从而导致对生物性燃料的需求增长，进一步对玉米等粮食的消耗加大，从为全球的粮食投机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但是石油和粮食价格的不断高涨，进一步拉动了全球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从而最终对实际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抑制。于是，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出现了信心危机，美元泛滥造就的投机泡沫开始破裂，巨额的帐面财富开始缩水，消费者需求迅速下降，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出现了动力衰竭的困境，从而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很快将面临着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短期内，以政府性投入来带动全社会投资需求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中国当前制约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仍然不同程序地存在，而且由于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国内收入分配失衡情况还有进一步严重的趋势，这都对提升国内消费需求非常不利。同时，政府性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最终还是要通过与产业投资的结合，才能形成最终的生产力，所以在产业投资不足的情况下，短期内政府性投入过多还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生产能力的结构性过剩，更为严重的还可能出现政府投资的自我循环（正如当年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自我循环一样），即全社会出现严重依赖于政府投资推动、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产业畸形发展的局面。
因此，长期来看，(1)在消费需求方面要尽快有所突破，当前的三件事情可能是关键的，一是农村非农建用地产权流动机制的建立健全，可能会有力地增长农村居民的财富效应，提高农村的消费需求；二是消费信贷的创新和放松管制，也可能创造出较为有效的消费需求；三是改革当前的收入分配机制，保证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的有效增长，也是较为合适的。
(2)要素配置机制要加快改革。劳动力收入分配比重要上升，二元土地制度要改革，长期管制的能源供给机制要创新，金融体制的改革也非常迫切，这一切又涉及各个重要的利益集团，与国民经济命脉息息相关，要抓紧改革。
（3）对外发展战略的调整。在国内消费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化解中国过剩的生产力的路径，还可以通过向外（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这也是改变中国是全球生产工厂的现状的重要路径之一。要加快中国产业走出去的步伐，包括设计研发的全球化、生产企业的全球化和能源供给的全球化。而从发达国家全球化发展的经验来看，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全球布局，依赖于两个前提：一是军事实力的提升，二是金融网络的全球化扩张。这意味着中国对外发展战略可能需要有所调整。
总之，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是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总体上需要中央政府的全盘部署；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做的就是在积极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的同时，要充分相信老百姓的智慧，进一步放权让利，更加努力地探索适合自已的发展道路，并向中央提出有效的建议。我想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经验吧。
（欢迎回贴或回信讨论。作者：Qimans，经济学博士，现就职于浙江省发改委政研室，EmaiL:qimans@hotmail.com）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efnchina.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27&ID=40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