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经济学的学术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学新秀成长为泰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经济学理论因为在解释经济学现象上的诸多不足与漏洞甚至悖论，进而受到批判和质疑。而新秀们得以创建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这就是新的经济学分支或者流派的来源。
在本报评论员唐学鹏提供的10位经济学家名单中，阿西莫格鲁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政治经济学，他的研究着重强调了制度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重要性。马修·拉宾则为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擅长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研究人类的各类经济行为。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奠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货币政策框架的理论基础。爱德华·L·格兰泽则醉心于城市经济学，在城市竞争力方面研究颇丰。
年龄方面，本次所选的10位经济学家多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之间，这也是他们仍有较大学术潜力的时间资本。性别方面，本次只有一位女经济学家克劳蒂亚·戈尔丁，这说明学术界的女性参与度也有很大挖掘的潜力，而女性对于包括学术在内的各类社会事务的参与恰恰是克劳蒂亚·戈尔丁研究的主题之一。国别方面，本次有土耳其裔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华裔经济学家黄亚生，智利宏观经济学家里卡多·卡巴雷罗，加拿大劳动经济学家大卫·卡德，印度裔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而美国本土仍然是经济学家的盛产地。这样的人员比例一方面说明新兴国家的经济现象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源泉，另一方面也说明虽然美国当前陷入经济危机，但其知识根基仍然牢固。
达龙·阿西莫格鲁
撕碎“地理决定论”
“我怀疑，达龙·阿西莫格鲁一定有一个秘密的双胞胎兄弟，否则他不可能有如此不可思议的高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在其博客上感叹阿西莫格鲁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丰裕。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1967年出生，土耳其人，1992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年4 月获得被誉为经济学界“小诺贝尔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现为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
他在经济学的很多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范围包括早期的劳动经济学，而后成功转向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他在制度演进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是创新型的，并已经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他首先是一个理论家，但他的研究往往为真实世界所驱动，而其引子则来源于诸多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与其对应的真实世界的运行方式之间所存在的不调和性。
1997年，阿西莫格鲁从完全劳动市场的假定出发，研究了不完全劳动市场中的训练和创新问题，并考察了雇主为寻找合适的工人所付出的高昂的搜索成本。阿西莫格鲁认为，雇主关于工人能力了解的信息不对称和其他扭曲因素导致了工人流动性的降低。同年阿西莫格鲁与Zilibotti合作发表的文章研究了风险、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还首次提出了 “历史存量”概念，指出历史存量能够有力地促进资本存量的积累。通过风险的分散以及引入提高预期收益的机制，历史存量能够起到进一步刺激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2002 年，阿西莫格鲁与Johnson 和Robinson的研究表明，制度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更为深远。1500年前的相对富有的国家刚好是今天的贫穷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地理决定论”。
大卫·卡德
最低工资逃离失业
正如他一贯的研究方式一样，尽管他的研究有时对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并不公开表明其政治立场或者提出政策建议。
大卫·卡德(David Card)，加拿大劳动经济学家。他于198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5年获得克拉克奖，1997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
他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囊括了福利改革、移民、医疗项目的影响、养老金、劳动力市场、教育、最低工资、罢工和集体谈判权、社会项目评估、失业和工资刚性。他目前的研究主要包括种族隔离的原因和后果，移民的经济影响，健康保险的效果等等。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和同事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引起了极大关注。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信仰相违背的是，在新泽西，快餐公司的最低工资的增加并没有导致工作职位的削减。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少数经济学家认可了他的研究。他也在移民、教育、职业培训和不平等现象研究上做出了基础性贡献。通过案例研究他发现，新移民对于劳动力市场威胁很小，对于工资的经济影响也很少。但他在采访时却声称，这种影响很少并不代表他支持移民的大量增加。另外，他比较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生的移民的成年子女和类似的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的“第二代”的诸多差异。在教育领域，他考察了加拿大一个针对大学生的补贴计划在执行层面的实际效果。
爱德华·L·格兰泽
就行为经济而言 变胖是必然的
作为年轻的城市经济学大师，格兰泽认为，城市带的竞争根本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综合了路径依赖，规模报酬递增，集聚效应以及正反馈循环等的复杂过程。
爱德华·L·格兰泽(Edward. L. Glaeser)，出生于1967年，1993年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芝加哥与哈佛的双重背景使他成为联系芝加哥学派与剑桥学派之间的纽带。
研究成果方面，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某些地区的房价暴涨泡沫被一些学者归结于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但格兰泽指出，最引人注目的增长都发生在波士顿等地，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在那里的新建筑许可证已很难获得，这就造成供给不足。而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尽管存在巨大的房产需求增长，由于宽松的规章和比较容易获得新的建筑许可证，住房价格没有出现异常增加。另外，格兰泽认为一个宽容对待劳动力进出、重视劳动力培训的城市有着永恒的重新追赶的优势，因为劳动力的自由配置与更新能在很大程度上随时更新自己的人力资源组成，长期保持相对其他城市的人力优势。政治经济学方面，根据爱德华·L·格兰泽等人(2001)的研究，司法体制的演化同样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制约与制衡机制的形成完全依靠大小诸侯、教会和城镇有产阶级等各方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健康经济学方面，他研究了美国人为何在过去的25年里变得肥胖，其原因是技术的发展导致食物里面包含了大于消费量的卡路里，同时降低了准备食物与清洁食物的时间。食物价格的降低可能对消费者有利，但这只建立在人们对于事物拥有自控力的基础上。
马修·拉宾
为什么冲动须“冷处理”
汽车广告的狂轰滥炸会促使人们买下名车，热恋中的人们会马上结婚，当人处于极度绝望时会自杀，这些行为意味着，由于人们低估了强烈感情的影响程度，他们很可能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拉宾尝试分析和解决这些决策偏差。
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男，出生于1963年，1984年获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与数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起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1999年晋升为经济学教授。拉宾因对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而获得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章(Clark Medal)。他以研究延迟行为和公平理论而知名，擅长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研究人类的各类经济行为。
在行为经济学崛起之前，主流经济学出于研究的需要简化了真实世界人们的各类经济行为，即假定人类的行为理性，而这一“简化”过的理论在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面前显得不那么调和。这让经济学家们将视野转向人类的行为因素对于经济决策等的影响研究。以便对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假设做出修正和补充。拉宾在这一经济学分支上起到了独特的创建型作用。
拉宾研究发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判断以及各类选择的效用评价上存在系统性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在让人们在作出诸多决策之前经历一个强制性冷静阶段，以便人们脱离短期的强烈感情对于自身行为的偏差性影响。因为人们一旦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而这种决定又是建立在“非冷静判断”的基础上，则很可能事后后悔。因此，对于各类冲动行为进行“冷处理”是必要的。而在人们对于当下与未来的效用感知差异上，拉宾发现，人们更在意当下的“效用”，即喜欢把正效用的事情当天做，而把负效用的事情拖到以后，而相当于未来的长期福利，人们则更在意短期福利。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绑定通货膨胀目标制
对于当下金融危机的处理策略，米什金支持美联储的降息措施，他认为，虽然目前日子仍然艰难，但若不降息，衰退会更严重。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1951年出生在纽约，1973年获得麻省理工经济学学士学位，仅3年后就获得同校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集中在货币政策以及其对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奠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货币政策框架的理论基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优点是提高了货币政策的透明性，有利于增强公众对物价稳定的信心，也方便公众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进行评价和监督。米什金曾为美联储工作多年，并于2006年9月当选为美联储理事会的七位理事之一，之后于2008年5月底辞去该职务。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银行和金融研究所阿尔弗雷德·勒纳(Alfred Lerner)讲座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著有经典教材《货币金融学》等十多本著作。
出于对金融危机的经验认识，米什金对于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持谨慎态度，强调对国家宏观经济实施高效管理，以便在金融开放与自由化进程中避免外在的诸多冲击给单个国家金融体系造成伤害。他赞同循序渐进的方式让国家内部的金融体系度过金融开放的“缓冲器”，同时给每一步开放进程实施管理。在对国家整体经济的掌控上，米什金趋于保守地强调赤字财政的危害。而归于死板的汇率绑定也在他的批判范围之内，因为人为的绑定往往会偏离市场均衡价格太远而给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
拉古拉姆·拉詹
全球贸易下跌将酿悲剧
他对经济增长的偏好让他对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将导致各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抬头深感忧虑，认为这可能导致上世纪30年代的全球贸易量下跌所有国家均受其害的悲剧重演。
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1963年出生，他于1985年在印度科技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91年获得麻省理工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论银行》。现为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所(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的金融学教授。2003年9月至2007年1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研究放在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上，并相信经济增长始终是第一位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组织理论及金融机构监管等。合著有畅销书《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论文有《外国资本与经济增长》《援助与治理》《现代化中国的增长范式》《市场准入与企业家精神》等。他于2003年获得首届“费舍尔·布莱克奖”，该奖由美国金融协会授予，奖励那些40岁以下在金融学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研究之外，他对壁球、网球、板球、看书、旅行都很有兴趣。
肯尼斯·罗格夫
新兴国家将胜出
罗格夫6岁开始学象棋，21岁成为国际大师，25岁成为国际特级大师，其象棋天赋堪称传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博弈思维在象棋策略与经济学研究上的共通之处。
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1953年出生，于1975年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80年获得麻省理工博士学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宏观经济学，包括外汇汇率，国际债务、经常项目和国际货币政策，出版了诸多相关著作。他还致力于中央银行的设计和政治预算周期。
对于当下的金融经济危机的处理方案，他认为，在激烈对抗危机的时候，美联储偏离了建立原则性系统的初衷，美联储过多注入流动性的政策是一种“保险”，但长期来看，将推高通胀。而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上，他认为，当下的经济危机所衍生的解决某些内部管理问题的需要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陷入瘫痪。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影响力的演变缺乏切合实际的方法来重新计算它们的投票份额。特别是，现在急需大幅度提高亚洲国家的投票加权值。而这一改革对于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协作处理至关重要。与强调新兴国家全球地位类似的是，对于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兴国家的未来，罗格夫持乐观态度，在对同为经济学家的米什金的专著《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的评述中，他即表示，能成功参加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新兴国家最终将会胜出，中国也不会例外。
里卡多·卡巴雷罗
制度优劣决定全球资本流向
里卡多·卡巴雷罗认为亚洲地区金融市场在制度设计与运作规范上不完善，使得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下降，有限的金融市场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相结合，必然让该区域积累过多储蓄并持续流向美国，进而压低利率。
里卡多·卡巴雷罗(Ricardo J. Caballero)，智利宏观经济学家，于1988年获得麻省理工博士学位，现为麻省理工大学教授。2002年，他被授予计量经济学会的弗里希奖章。他是福特国际经济学教授，麻省理工世界经济实验室的联合负责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在经济波动与增长方面的研究助理。他也是欧洲央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中央银行和政府机构的访问学者和顾问。他的大部分工作着重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外还研究不可逆转投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式的技术革新理论。他在政策研究方面的重点包括新兴市场的总量风险管理和保险合约，论文则囊括总消费和总投资、外汇汇率、外部性、经济增长、价格刚性和动态聚集等主题。
克劳蒂亚·戈尔丁
避孕药的经济学功效
到目前为止，成功的女性经济学家的确不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今没有一位女性，有望获奖的名单中也没有女性。但随着女性整体收入的上升以及女性社会参与度的提高，这一状态正在改观。
克劳蒂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1946年出生于纽约，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其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包括经济史、劳动经济学、性别和经济学以及工作家庭教育方面的专业经济学研究。她最近的论文包括《女性就业、教育和家庭的安静革命》、《美国大学女性的回归：大学中的性别鸿沟的逆转》(和Lawrence Katz 、Ilyana Kuziemko合作)和《歧视的污染理论：男性和女性的就业与收入》，后者主要研究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异。她著有《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的经济史考察》，合作著有《教育与科技之间的竞争》。
在《女性就业、教育和家庭的安静革命》一文中，她提到了美国女性的三个进化阶段，即“独立的女性工人”(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20年代)、“放宽对已婚妇女劳动力的限制”(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和“罗茨革命”(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她认为这些转型是妇女视野、身份地位和平均结婚年龄的改变所造成的。视野是指妇女如何在长期和短期上规划其人力资本投资并参与劳动力市场。身份提升意味着妇女寻求其工作、职业上的独立性。如果妇女已经结婚或者处于长期关系，独立性意味着她在做出自己的工作与职业决策时不必在家庭中处于次要位置。根据她的研究，引发“安静革命”的原因在于新的避孕技术的出现，即口服避孕药。这使得女性可以将男女关系暂时搁置而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寻求更好的职业生涯。另外，她的研究表明，女权主义本质上是女性经济收入上升后对于自身政治地位的社会诉求，这种诉求往往来自于进入劳动市场的中年妇女。
黄亚生
经济自由“熨平”收入分配
黄亚生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报人的家庭，其父黄钢曾任《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这样富有人文气息的家庭背景使得黄亚生更倾向于用回溯历史的长视角分析经济现象。
黄亚生，生于1960年，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97至2003年任教哈佛商学院，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曾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奖。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1996)和《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黄亚生教授的研究重心为政府政策和制度问题，尤其是制度转轨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和东亚经济研究。
黄亚生对于中国的经济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对于民营经济的制度安排的完善与强弱为核心进行分析。
首先他对在中国发展中外资过于显著的地位提出质疑，他认为外资的过于渗透并非一种简单地中国对于资本强烈需求与引进措施的必然，然后，即使是在对于中印的对比上，黄也很敏锐地感觉到印度在民营经济的制度安排上更为合理，进而强调印度相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而中国过于依赖出口拉动，实质上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迟缓，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入城市打工进而对企业的研发形成挤压，被动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结果。这样的经济模式最终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内需乏力，不得不借助外需。黄亚生认为，民营企业占主流与国有经济主导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最终获利人群的差别，必须纠正国有经济主导，回归民营经济占主流的“浙江模式”，这样才能重新“熨平”收入分配。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efnchina.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02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