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60年的演进
作者:马颖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副教授
本文转载自《国外社会科学》 2001年04期
发展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一门综合性、边缘性的分支学科，自20世纪40年代问世以来，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如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这门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在60年的演进中也是一波三折，甚至几度险遭灭顶之灾。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被公认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A.赫尔希曼就发出了“发展经济学衰落了”的哀叹；80年代中期，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D.拉尔在数落了这门学科中的“统制教条”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之后，向世人宣告：发展经济学已经“寿终正寝”；及至90年代中期，又一位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P.克鲁格曼也宣称：发展经济学“这个领域已不复存在”，它“已被一扫而光”。（注：Krugman,P.,1995,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p.7,p.28,p.24.）发展经济学竟然被发展经济学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灭亡了！这让人感到疑惑不解。人们不禁要问：发展经济学究竟怎么了？这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不是真的“不复存在”？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涉及诸多方面。笔者拟将发展经济学60年演进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作一概述，在此基础上再来回答这个学科的有关问题。
一、发展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初是发展经济学演进的第一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公认，40年代由P.N.罗森斯坦－罗丹发表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3年）和K.曼德尔鲍姆的著作《落后地区的工业化》（1947年）是发展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文献。（注：Meier,G.M.,1994,From Classical Economics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New York:St.Martin's Press,pp.174～175.）当时，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过剩农业人口”、“社会分摊资本”、“货币性外在经济”和“技术性外在经济”等概念以及在几个有互补关系的工业部门实施有计划的工业化的思想；曼德尔鲍姆则通过在人口稠密和经济落后的东南欧地区建立一个数量模型的尝试，分析了这类地区人口过剩、工业化不足和“大规模农村伪装失业”现象之间的关联，主张政府实行广泛干预，以刺激消费和加速资本形成。总的来看，发展经济学形成时期的这些早期文献显得过于单薄，既不全面，也缺乏系统化的理论表述。新独立的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紧迫性迫使这门新兴学科在它刚刚诞生不久便跨入全面推进的繁荣时期。作为这一时期开端的标志，R.普雷维什和H.W.辛格于1950年各自在发表的论文中批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有关各国生产率相同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将在各国间分配的假设与现实不符，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欠发达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命题，认为这种长期恶化趋势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通过保护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他们的论述被西方学者合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W.A.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型是这一阶段最有影响的理论模型之一，他接受了古典学派关于在“维持生存工资”水平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将经济发展解释为伴随着扩张的资本主义部门不断从传统部门吸收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剩余劳动的过程。同古典学派一样，刘易斯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他提出了二元结构模型，旨在为那些被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不适合的国家（如亚洲国家）设计一个分析框架，以便说明通过使用剩余劳动来创造资本和推动经济发展。5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是罗森斯坦－罗丹于1957年在他1943年论文的基础上做出完整阐述的“大推进”理论。在他看来，新古典理论最薄弱之处是其投资理论，分散的个人投资不可能达到最佳资源配置；同时由于不发达国家市场不完善（如不可能存在完善的适合所有商品的期货市场等），生产函数等因素所构成的不可分性会产生外在经济、递增收益和规模经济，导致价格机制不能给出最适度解释所要求的所有信息。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不发达国家必须促成“大推进”式的工业化以达到足够大的规模，犹如飞机升空之前有一个必须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一样。R.纳克斯受斯密有关“分工受市场广度的限制”命题的影响，认为要想促成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实现平衡增长，即全面投资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克服不同产品的供求弹性差异，为其他行业的新企业提供广阔市场并引诱新的投资。80年代初哀叹发展经济学衰落的赫尔希曼，50年代曾经因阐释不平衡增长理论而成为发展经济学舞台上的一员主将。他于1958年提出了“联系效应”概念来论证不平衡增长，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间（尤其是农业及相关部门）联系效应很弱，相对而言，进口替代工业联系的需求效应较强，应优先发展这类部门。
在第一阶段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发展理论还有探讨长期增长问题的哈罗得—多马模型、H.B.钱纳里有关不发达国家增长受“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的“两缺口”理论、S.库兹涅茨对增长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变动的分析以及对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均等趋势的“倒U曲线”的分析、G.缪尔达尔用“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对不平等问题的探讨、R.R.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H.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等等，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演进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结构主义思路。该思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典学派分析发展问题的理论传统，在理论建构上表现出追求“宏大”理论的倾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和实行进口替代，核心是突出计划化的重要性。哈罗得—多马模型、“大推进”、“平衡增长”、“两缺口”等理论为计划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等数学工具则有助于解决计划配置的技术性问题。
在同一阶段，还有一批继承新古典学派理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们一方面提出了多种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如索洛模型、斯旺模型和米德模型，另一方面又同居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展开论战。J.瓦伊纳1952年反驳了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和进口替代的观点，认为至少贸易量的增长以及出口实际成本下降快于出口价格下降等有利效应也足以抵消贸易条件恶化，与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还不如把技术进步引向农业，通过提高生产率扩大出口。他还对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说提出质疑，指出可以把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看作季节变化造成的间断现象，但绝不能视为长期存在的现象。G.哈伯勒指出，国际分工和贸易可以提高参与国的经济福利与收入，因而潜在地对经济发展有利。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国际贸易带来的间接动态收益。他还认为，只要农业中存在改进生产方法的可能性，伪装性失业的说法就站不住脚。1959年，面对这一时期结构主义者对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未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及市场失效的原因的抨击和倡导实行计划化的政策主张，H.G.约翰逊和A.C.哈伯格作了回应。H.G.约翰逊指出，在经济史上找不到完善的计划和完善的市场的例证，市场机制可用作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是因为不熟悉市场机制、缺乏信息等原因所致；改革特定市场，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更加接近理想形态。哈伯格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实施计划化引起资源配置不当的主要根源，并探讨了重新配置现有资源以增加国民福利的可能性。新古典主义者对结构主义者的上述回应和批评，成为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先声。
二、第二阶段：“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发展经济学演进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复兴”运动确立了新古典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第一阶段中的结构主义政策导向助长了政策操作中轻视人力资本、忽视市场机制、歧视农业和闭关自守的倾向。那些接受结构主义政策建议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成就，但自70年代开始却面临重重困难；与此相反，那些在60年代逐渐实行对外开放和引入市场机制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T.W.舒尔茨、B.巴拉萨、J.巴格瓦蒂、H.G.约翰逊、I.M.D.利特尔、J.A.米尔利斯、D.拉尔、A.D.克鲁格等人指出，奉行结构主义的政策导致国民经济中价格偏离边际替代率，进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这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重重困境的主要原因。“矫正价格”(getting pricesright)是消除扭曲的主要手段。舒尔茨等人对第一阶段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倾向做了反思。首先，他们批评了过于重视物资资本的倾向。舒尔茨指出，国民产出增长一直高于物资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人力资本投资则是解释这两者之间差别的主要原因。不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面临困境，是因为新资本没有用在追加人力投资方面，致使人力资本无法与物资资本齐头并进，最终降低了物资资本的吸收率，成为增长的限制因素；其次，歧视农业的偏见得到了纠正。舒尔茨把歧视农业的原因解释为前一阶段盛行的“糟糕的”经济学误导的结果，而这种经济学是建立在有关低收入国家的农民对价格激励反应迟钝，贸易条件长期恶化造成世界农产品市场长期萧条，穷国农业是增长的负担，其使命是为工业化提供大量资本等推论的基础上的。以这些推论为依据的错误政策扭曲了对农业的激励，致使农业中的经济潜力未能发挥出来；他们再度考察了进口替代和保护政策，这两者被认为是引致扭曲和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拉尔、巴拉萨等人对此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在关税等形式的高保护壁垒之下，大规模进口替代工业因低关税鼓励资本货物进口而得以扩张，并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信贷、汇率高估以及公用事业定价过低等补贴中获利，在引致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大的同时，不鼓励出口，还使相对价格不利于农业等劳动密集型部门，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最终导致低效率，使国民经济付出高昂代价。W.M.科登等人则以“有效保护率”的概念分析并估算了实行进口替代国家关税结构的资源配置效应以及反出口倾向的程度，结果显示，这类国家不仅保护率水平高得惊人，而且按国际价格计算的增加值为负数。最后，对计划化及其管理体制进行了评估。其一，体现计划化具体运作的投入—产出分析所依托的是物质平衡体系，该体系忽视了相对价格变动，因而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利特尔和米尔利斯则发展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应用社会机会成本（即影子价格）来评估计划化中的公共投资项目，分析被控制价格未能反映机会成本（即价格扭曲）的程度，并讨论如何对用于公共部门的国内资源实行成本适度定价等问题；其二，讨论了计划管理体制下的低效率问题。舒尔茨和巴拉萨均认为，计划管理体制扭曲了对经济的激励，究其根源，既同信息传递有关，又同公共部门负担过重有关。克鲁格则认为，第一阶段中的“市场失效论”诱导人们不再信任市场而过于相信政府的能力和计划的功能，因此忽视了市场与价格激励功能；其三，计划管理体制被认为易于产生腐败，克鲁格对寻租(ren-seeking)的分析被认为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她认为，计划管理体制下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引发租金成为合法与非法寻租活动的目标，而与寻租相伴随的往往是贪污、行贿、走私及黑市等非法活动，因此浪费了大量资源，推动追加成本上升，导致福利净亏损并阻碍增长。
英国发展经济学家N.斯特恩指出，“消除对计划化的迷信”构成了新古典主义复兴运动的“中心部分”。（注：Stern,N.,1989,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A Survey,in The Economic Journal,Vol.99,p.621.）笔者认为，这场“复兴”运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同结构主义者的论战，还在于一批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们从经济发展现实出发，对包括新古典发展理论在内的传统新古典理论所进行的修正。K.J.阿罗于1962年建构的“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将产出表达为生产经验的函数，技术进步被归结为生产中学习过程带来的绩效产生的影响。由于这个内生增长模型中由生产经验产生的信息广为传播，扮演类似于递增收益角色的技术进步以外在的形式出现。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也是“复兴”的主要领域。R.科斯在他早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用交易成本的存在解释企业出现的原因，提出了权利界定和安排对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和经济体系运转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D.C.诺思自60年代初以来用新古典理论研究经济史，他的结论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规模经济等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增长的关键在于包括确立产权在内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经济激励作用。70年代，A.A.阿尔钦和H.德姆塞茨等完成了对产权结构、激励与经济行为之间内在关联的研究，证明产权结构的功能在于提供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的激励。1969年张五常将交易成本用于分析亚洲地区的分成制(sharecropping)，反驳了A.马歇尔有关分成制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的结论，认为分成制同其他合约形式相比，能分散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并未降低配置效率。曾经在肯尼亚从事过研究的J.E.斯蒂格利茨于1974年撰文指出，分成制除上述功能外，还具有激励和监督功能。同一时期的重要进展还有对新古典理论的内核（即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以及对国家贸易理论的修正。1970年G.阿克洛夫在他著名的《柠檬市场》论文中，论述了不发达国家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的原因：优质产品无法被确认，只好按平均质量定价，最终不得不退出市场；市场上盛行的是以劣充优甚至掺假等行为，结果是将诚实的销售者逐出市场。70年代后半期，斯蒂格利茨在独立完成以及同D.M.G.纽贝利等人合写的序列论文中，进一步将分成制放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中讨论，指出在不完全风险市场和不完全信息环境中分成制是一种理性选择；更有意义的是，在这类环境中，甚至竞争性市场配置也不会是帕累托最优，因此，市场有效率的预设缺乏说服力。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上述修正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一整套推论，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界被称为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传统或“新”新古典经济学(neo-neoclassical economics)。1977年A.K.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内在规模经济引进一般均衡模型，推出了市场考虑最适度边际利润而社会考虑消费者剩余的结论。1979年克鲁格曼受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启发，证明了当内生于企业的规模经济存在时，在要素禀赋、技术和偏好不存在差异的国家之间仍可进行贸易并可获得收益。同年，W.埃瑟尔提出了递增收益取决于世界市场规模而非国内生产规模的命题，以解释在相类似的国家之间以及行业间专业化趋于消失并出现中间产品贸易的原因。此外，新古典发展理论的重要进展还包括D.W.乔根森将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性劳动市场引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使之改造成新古典模型；M.P.托达罗解释不发达国家中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并存现象的“预期收入”模型；米尔利斯、斯蒂格利茨、C.J.布利斯和斯特恩等人在莱宾斯坦于1957年所作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消费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以及对工资和劳动配置影响的“效率工资”假说等等。总之，第二阶段的“复兴”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新古典发展理论，并且改变了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形态，为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更大发展做好了准备。
第二阶段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失去了这门学科创立初期那种激昂豪迈的势头。在滚滚而来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浪潮面前，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在冷静反思的同时，也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包括I.阿德尔曼和C.T.莫里斯于1973年对43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经验分析，以支持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阿德尔曼和S.罗宾逊建立起脱胎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的模型；钱纳里于1975年对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方法的完整阐述；钱纳里以及L.泰勒和E.L.巴卡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化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普雷维什领导的拉丁美洲结构主义团体，其主要成果有普雷维什和C.富尔塔多这一时期对中心—外围结构性相互关系的描述以及普雷维什、R.O.堪波斯、A.J.堪那维斯等人对通货膨胀的研究。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再度繁荣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发展经济学再度进入全面繁荣时期。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两个流派的长期论战有助于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保持繁荣，而这个时期掀起的复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思潮也构成了这个阶段该学科全面繁荣的重要内容。
在第三阶段，新古典“复兴”以来的演进势头有增无减。首先，应提到斯蒂格利茨及其合作者所做的工作。B.C.格林伍德和斯蒂格利茨于1986年探讨了技术外在性和货币外在性，发展技术外在性存在时竞争性均衡不会是帕累托效率，而当经济存在扭曲时货币外在性则具有显著的福利效率。正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于80年代末得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效率的一般结论：阿罗—德布鲁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借助一连串假设发现了市场效率的特例，它不仅要求完全竞争，而且要求一整套市场和完全信息，而现实经济总是受制于帕累托低效率，因为风险和信息不对称起着重要作用。这类市场不完善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为普遍。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几乎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政府干预的潜在作用。他不赞成克鲁格等关于“政府无效率”的观点，认为东亚的成功经验是及早放弃了计划模式，政府帮助指导和创造市场，履行各项法规，加强部门间竞争并在出口市场上提供激励，而不是替代市场。其次是对经济发展微观领域的研究。H.宾斯旺格于1989年研究了新古典和结构两个流派长期争论的有关不发达国家农民及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的反应问题，得出了农业部门短期内价格弹性低，但在长期内会增大的结论。家户行为也受到关注，斯蒂格利茨甚至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决策单位并不是个人而是家庭”，这一点是“理解不发达国家经济行为的关键”。（注：Stiglitz,J.E.,1998,Economic Organization,Information,and Development,in Chenery,H.and Srinivasan,T.N.(eds.),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I,Elsevier SciencePublishers B.V.,p,105.）最早的新古典家户模型可追溯到G.S.贝克尔于1964年建构的包括生育、教育、健康和劳动力供给与消费的人力资本决策模型。1982年M.罗森茨维格与T.P.舒尔茨估算了印度男童和女童存活率的差异，得出了该差异取决于儿童预期劳动力相对收入的结论。J.R.贝尔曼和A.德奥拉利卡于1987年估算出发展中国家对卡路里的需求收入弹性接近于零。90年代初，M.B.麦克埃尔罗伊等人用博弈论分析了家庭男女性之间在资源配置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差异。J.斯特劳斯和D.托马斯于1995年从收入与营养的相关分析中得出结论：收入增长不一定能减轻营养不良的后果。对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市场的研究也是第三阶段的重要成果。A.布雷夫曼和斯蒂格利茨于1982年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市场联结(interlinking of markets)现象，认为在道德危机的环境中，这类联结具有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效应，并将跨市场外在性有效地加以内在化。C.贝尔于1988年也从市场联结角度讨论了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的问题，指出当资源配置的重要市场（如保险和资本市场）不存在时，个人会通过现有交易方式找到跨市场的交易联结，这是人们对所缺乏的市场作出最适度反应的结果。再次是新增长理论的兴起。1986年P.罗默修正和扩展了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提出一个含有外在性、产出生产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收益递减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型，证明在存在递增收益时，包含外在性的竞争性均衡虽然不是帕累托最优，却能解释历史上的长期增长。两年之后，R.E.卢卡斯以物资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三个模型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内生的增长理论框架。其中，他对人力资本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做了区分，说明由于具有递增收益的外在效应内在化于企业和家庭之中，因而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引擎”，并用各国的初始资本水平差异来解释各国在持续增长过程中收入水平差距何以长期保持的原因。继罗默和卢卡斯之后，一场“新增长理论热”逐渐兴起，前后有几十种增长理论模型问世。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贝克尔、K.M.墨菲和R.塔穆拉于1990年提出的内生生育和人力资本收益率相互关系模型，R.巴罗和X.萨拉－I－马丁于1991年完成的对各国和地区间经济增长趋同趋势的研究，阿尔温·扬于1991年用内生的“边干边学”模型对产品间外溢效应和国际贸易动态效应的分析，以及G.H.格罗斯曼和H.赫尔普曼于1991年完成的分析各部门间每种产品在质量阶梯上不均匀地随机攀升并由此对研究与开发带来利润激励的增长模型等。第四，推进了制度与发展关系的研究。诺思于1981年提出了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其中制度变迁的成本对收益之比是加速或延缓变迁的关键因素。O.威廉姆森一直应用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研究经济组织，到80年代中期终于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他提出了有限理性和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两个假定，以此来修正新古典理论行为假定，并用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等多学科方法探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的合约问题，以便在“把工商企业当作规制结构而不是当作生产函数来看待”（注：Williamson.O.E.,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University Press,p.5.）的前提下，说明生产的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重要性。该领域其他重要文献还包括：M.奥尔森分析了特殊利益集团或“分配联盟”旨在获取更多收入或财富而进行的讨价还价以及其他人的“搭便车”(free riding)行为；J.M.布坎南等人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解释政治市场上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这一行为影响了资源配置的过程；R.D.托利森、G.塔洛克、S.P.马基等运用制度分析工具对寻租和人为“设租”造成资源浪费的机制做了描述；V.W.拉坦讨论诱致性变迁，林毅夫区分并探讨了诱致性和强制性两种制度变迁。最后是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探讨。长期以来，这类问题属于资源或人口经济学以及生态与环境等技术科学研究的范围。1989年K.-G.马勒提出了“帕累托可持续性”(Pareto sustainability)定义，就此将流行了多年的非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范围。1992年T.帕那约托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引起了广泛讨论。1995年P.达斯古帕塔和马勒合写的论文提出了“环境资源基数”、“当地公用地”和“全球公用地”等概念，论述了制度、环境资源基数同贫困的关系，认为包含市场失效在内的制度失效和政策失效导致环境恶化，而贫困本身是环境恶化的原因，同时又是环境恶化的结果。
第二阶段中新古典学派对结构主义思路的激烈抨击迫使结构主义者重构其理论构架。从80年代开始，一批冠之以“结构主义—制度主义”思路（以区别于第一阶段结构主义思路）的文献重又出现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界。这些保持着结构主义传统的文献涉及对微观经济制度的探讨，对发展过程的宏观分析，对历史过程作出结构主义解释等。作为对新古典学派攻击结构主义思路缺乏微观基础的回应，P.巴丹等人转而侧重研究“那些往往被看作是结构约束的一个给定部分的制度，”（注：Bardhan,P.K.,1984,Land,Labor,and Rural Poverty:Essays in Developmeru Econom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5.）力图辅以制度分析来加固结构主义思想的微观基础。巴丹等人也对市场联结、分成制等作了分析，但结论却迥然不同。巴丹声称，包括“新”新古典主义者在内，仍然只注意改进配置效率的制度，而不发达国家那些权且称为“制度”的安排则具有高度个人化的特征，同概念化的“市场不完全”相去甚远。这类安排中主导方居于支配地位，另一方被迫依附之，由此强化了与增长相伴随的不平等，甚至使“非最大化追求者能长期存在下去。”（注：Bardhan,P.K.and Udry,C.,1999,Development Econom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D.雷伊则指出，市场缺乏或功能不完全带来了两个特征：一个是“创造了广泛的外在性”，另一个是“在许多发展的难题中，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平等起着重要作用”。（注：Ray,D.,1998,Development Econom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4～5.）泰勒于1983年用数学工具建立起结构主义宏观模型，以表明“结构主义思想也能严密地表达出来。”（注：Taylor,L.,1983,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s:Applicable Models for the Third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Inc.,p.4.）他建构的系列宏观模型旨在回答“嵌入宏观理论中的制度结构及其内在因果关系，”（注：Taylor,L.,1991,Income Distribution,Inflation,and Growth:Lectures on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 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p.13.）并“体现第三世界广泛存在的功能性配置特征”。（注：Taylor,L.,1991,Income Distribution,Inflation,and Growth:Lectures on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 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p.7.）钱纳里于1988年阐述了作为“结构主义研究纲领”的两个基本点：第一，探讨以需求、贸易、生产、就业作为发展中心特征的全面结构转变过程；第二，描述该过程中各主要部分的关联。他认为，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除了将经济划分为抽象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个部门外，从不重视部门分析，而后者主张“部门是重要的”(sectors matter)。（注：Chenery,H.,"Introduction to Part 2",inChenery,H.and Srinivasan,T.(eds.),1988,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I.,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pp.199～200.）巴卡于1990年致力于将“两缺口”扩展为含有“财政约束”的“三缺口”模型，以分析高债务国家的政策调节问题。莫里斯和阿德尔曼于1988年描述了23个国家和地区自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结构转变特征，探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成功发展或结构转变未完成甚至失败的原因，认为对动态经济变迁施加的效应无论正负都有助于诱使制度转变，而各国制度和经济相互作用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增长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股复兴古典经济学的思潮逐渐渗入发展经济学。S.罗森、贝克尔、杨小凯、J.博兰、黄有光等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表述古典经济学中的发展思想。1991年，杨小凯和博兰建立的“分工演进增长模型”颇具代表性。他们把分工的演进视为增长的，分工演进扩大了市场容量，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形成内生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扩大了市场机构。这一批学者打出了“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New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旗号，试图重新阐述经济发展的古典问题而不是新古典的资源配置问题，亦即使“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灵魂在超边际分析的现代躯体中复活”，将“发展经济学招回到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之中”。（注：Sachs,J.and Yang,X.K.,2000,Development Econmics:Inframarginal Analysis versus Marginal Analysis,Blackwell,p.18.）
四、简要的结论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学60年的演进并不是一个简单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头绪纷繁但又有序可循的全面推进过程。笔者认为，诸多因素对这门学科的演进施加了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思路的长期论战使发展经济学领域不断产生新的兴奋点。早期新古典思路注意讨论给定资源的最优配置，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时往往夸大以激励—反应、要素流动和替代高弹性等机制为依据的市场调节作用，把现实中的所有扭曲和不完全解释为对均衡模型的偏离。结构思路关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刚性、过剩、滞后、低供求弹性等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性，说明了结构、技术、制度及行为等刚性导致市场—价格机制的均衡作用难以实现的原因。事实上，长期论战已促成了两种思路之间相互靠拢的趋向。“新”新古典理论向贴近发展中国家现实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结构主义—制度主义思路则完成了加强其微观理论的工作，现今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已不限于用一种思路分析发展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发展经济学领域还存在着一种激进主义思路。由于该思路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而且未形成主流，故在本文中未作讨论；第二，发展经济学的进步得益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变。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其实质在于修正和完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随着制度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与代理理论、博弈论、厂商理论以及交易成本、道德危机、“逆选择”、“搭便车”等概念的引入，不仅使新古典基本理论大为改观，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发展问题的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不再拘泥于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和扭曲偏离均衡的解释，而是在承认扭曲的前提下，通过政府政策工具实现“次优”最佳状态，以后又进一步推出了在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完全的环境中，即使存在市场竞争也不会是帕累托效率的结论。有趣的是，当新古典学者重新审视早期阶段发展经济学时，却同结构主义者殊途同归：“大推进”、“平衡增长”等命题被新古典主义者视为“在理论上仍然有效”，这些命题“实际上确认了竞争性市场均衡中被忽略了的某些重要的可能性”；（注：狄帕克，拉尔，1992，《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上海三联书店，第122页。）第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挑战为发展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公认的事实，即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远远滞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最典型的实例是现有理论难以解释东亚“四小龙”的成功。这种状况激励着西方经济学界许多一流学者纷纷涌入发展经济学领域，其中包括舒尔茨等1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等人）和一大批在发展中国家长大、在发达国家受到当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森、巴格瓦蒂、巴丹等。这些经济学精英们选择市场不完全甚至根本不存在某些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并试图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新增长理论被认为是受东亚成功经验激励而成功地作出的“理论化”总结。此外，某些从不发达国家得出的结论也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有所启示。例如，“效率工资”模型被用于发达国家劳动市场，得出了与发展中国家近似的结果；又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则被视为吸收了拉丁美洲结构主义者的研究成果。
反观60年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历程，我们所见到的情景并不是整个学科领域的衰落，而是学科内部不同流派的此伏彼起。正是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思想激荡中，新观点不断涌现，旧观点被重新讨论。这种学科兴盛的情景恰好说明发展经济学仍处于繁荣时期。那么，为什么这门学科一再被宣告衰亡了呢？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对“衰亡”理解的歧义问题。赫尔希曼在1980年以发展经济学“突然沉寂下来”，“新观点难以出现”，所以“该领域不足以再生”为理由，宣告了发展经济学的衰亡；拉尔于1983年针对第一阶段结构主义思路主张政府直接控制和中央集权计划的“统制教条”，宣称“发展经济学的消亡可能有助于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兴旺发达”；（注：Krugman,P.,1995,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p.7,p.28,p.24.）克鲁格曼于1995年断言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特定领域已被挤出主流经济学”的原因，在于它的“非数学化风格”，亦即早期阶段的结构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未能将其直观的见解转变为可以用作一门经久不衰的学科之核心内容的条理清晰的模型”。（注：Stiglitz,J.E.,1993,Comment on "Toward a Counter——Counter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Theory",by Krugman,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p.41.）
应当指出，赫尔希曼、拉尔、克鲁格曼等三位学者在阐释发展经济学衰亡这个论题时都有定义过窄的问题，显然，他们所说的发展经济学仅仅指第一阶段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时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果将他们所指的发展经济学涵盖面扩大一些，包括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思路，则结论一定会迥然不同。赫尔希曼的论文发表时，结构主义者正忙于重铸其微观理论并酝酿东山再起，这时，几种理论思路已经汇集于经济学舞台上，但好戏尚未开场。如果再静观一段时间，等到好戏出台，可能就不会有他的“衰落”之说了。拉尔的本意是希望赞同“经济统制教条”的发展经济学尽早“寿终正寝”，但时至今日，他恐怕不会力主赞同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经济学也一道“消亡”吧？至于克鲁格曼，他把经济理论是否被模型化作为判断这种理论是否具备存在理由的惟一标准，他无疑是走过了头。斯蒂格利茨指出，建立模型“至多也只是对某些逻辑关系作出检测，以及对某些观点的前后一致性进行检测”，但人们完全可以作出“有关某一现象但几乎不能证明任何东西的模型”。（注：Krugman,P.,1995,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p.7,p.28,p.24.）当然，这里讨论的问题涉及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经济学数学形式化倾向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已在本文的论域之外，非本文所应论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