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讲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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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量的钱追逐少量商品的时候，如果买不着的话，你要么干别的，要么就储蓄。”

7月17日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大学的一次长篇演讲中话锋一转，概念放下，故事开讲。

“（改革开放前）有人看见排长队，就问最后一位，前面卖什么呢？对方说，不知道。又问再前面的人，也不知。最后等排到柜台前，一看，在卖《红旗》杂志。”

这可能是当年的流行段子，但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近于真实。

1988年，周小川曾陪同马洪到莫斯科开会，眼见中央和国家两类商店里商品不多，也排着长队，二人问最后一位排队者，对方也是不知道前面在卖什么。周小川走到柜台，发现在卖南斯拉夫的进口剃须刀。

时光交错。现在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那熟悉的二层楼大会议，面对来自内地和港澳台的近百名金融学大学生、研究生，在这个“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上，央行行长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中途未曾坐下。

排队故事发生之时，中国储蓄就高，一个因素是因为钱少的自愿选择，而周小川则更着意分析了另一因素，那几乎成为他全场演讲的核心概念——“强制性储蓄”——即有钱，但买不到东西，最终不得不存进银行的情形。

“这说明高储蓄是与管制，尤其是禁止准入等有关系的。有这些管制作用时，供应链就会变得很窄，这时就是大量的钱追逐少量商品，如果买不着的话，你要么干别的，要么储蓄。”周小川说。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刚刚从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周小川先后在北京市和机械研究院工作学习，对此时的各类管制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起当年不同吨位的汽车必须由不同工厂生产时十分清晰，这应是他关注价格改革的初始。

“切块、切条、切丝，甚至切成末”的条块分割体制，周小川觉得其实是让当时的企业没什么选择，要么没钱嗷嗷待哺，要么有钱投不出去进而也变成“强制性储蓄”。

演讲至此，突然发现，他点出的关节已经摆上了桌：当时个人和企业两方面都存在管制等问题，进而引发强制性高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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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回忆，婉婉道来，但周小川话锋又一转，直问当今。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储蓄率不平衡，中国的储蓄率总体水平较高，储蓄额目前占GDP总额的比例超过50%，高于其他国家，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这项比例也只有30%多。而无论中国及国外，最近的看法都是中国需要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

周小川认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储蓄的研究可能比外界想象的复杂很多。具体地看，在政府、企业和家庭三部分储蓄中，中国政府储蓄近年来增长较快，但基数低；企业储蓄增长是中国储蓄率增长的主要原因；而家庭储蓄率变动很小，只是基数很大。

为什么企业储蓄高涨呢？

从工业方面看，周小川认为当前对民营企业投资的管制还比较多，在允许的领域内往往出现一哄而上的情况，导致产能过剩；而在不允许投资的领域，企业缺乏活力，供给不足，影响消费。这样的限制还可能使企业产生强制性储蓄的心理，或者选择换成外汇投资海外，最终增加了海外金融资产。

结合之前排队故事与“强制性储蓄”概念，周小川其实是在解释当前中国企业高储蓄比例的一个深层原因，即虽然消费品市场几近完全开放，但工业与服务业领域的开放程度不足，由此也增加了企业的“强制性储蓄”。

这时，周行长从衬衫衣兜里掏出小纸条，他解释说这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服务贸易分类，虽与国内分类不完全一样，但也近似，不妨一一看看开放程度：

“比如交通运输业中，快递业开放不？金融服务业中开放较多的是保险业，其它还有通信、教育、医疗卫生、娱乐业，商业批发等等的开放问题，餐饮业相对开放较好。”周小川对照资料一一道来。

“我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基本是当作公益事情来做，这也有它的好处，但是它也可能妨碍了准入，这些都不是自由投资的。”

“服务业里有个比较大的产业是娱乐业，有的把娱乐看作文化艺术，因为文化艺术要有高雅的、深度的，其实很多人工作一天后累了，娱乐一下，换换脑子，这毕竟是个很大的市场，你说怎么办？”

周小川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和老师可以核对一遍这个服务业分类表，看看其中有多少行业是对民营充分开放的。

“而对外资限制的部门，一般也对民营资本限制。”他补充道。

虽然在近一年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中，也不乏鼓励民间投资之语，但周小川透露，政府在分析抗击金融危机一揽子措施后，提出大力鼓励民营投资，对民间投入要放开准入范围，他估计这将成为政府的一个政策。

不过，周小川显然是有忧虑的。投资政策当然会强调投资服务业，也强调对民营企业投资服务业要放开，“但是要真到放开的时候，由于过去的思路问题没解决，这些问题都来了，你到底都想好了没有？”

服务业自然是就业的“大天地”，周小川特别强调，服务业大发展后就可不那么依赖劳动密集性出口就业。

而一位在座的同学告诉笔者，前段时间一家商业银行来学校招实习生，应者云集，什么专业的都有，但工作主要集中在营业厅大堂，虽然有利于积累经验，但职位少。

服务业缴纳营业税的成本较高，抑制了分工。周小川说，现在生产领域是增值税，服务领域多是缴纳营业税，那么就使得很多服务业公司赔本了，于是生产型企业倾向于自己来做服务业，服务业价格也被抬高很多。他说，可考虑将增值税改革扩展至整个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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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外国学者提出中国人倾向多储蓄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效率不高，回报少，因而个人账户缴纳的多，压抑了消费，所以应该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引入外国投行就成了。

周小川认为中国经济问题要复杂得多。

2005年汇改之后，央行就提出别对汇改期望过大，因为经济体制里有高储蓄问题，这需要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一方面应完善社会保障，一方面要发展第三产业。

“我们的意思是，这个过程可能比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想象的要复杂，不是说汇率这一招就是灵丹妙药，甚至问题就都解决了。后来这些思路慢慢他们也都用起来了。”周小川说。

一周多后，7月27日、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华盛顿举行。一个高储蓄，一个甚至负储蓄，两国的对话某种意义上也是互相理解，共同探索失衡经济解决之道的过程。

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外汇储备，周小川觉得不应把它看作是投资基金，不应指望它赚很多钱，总体回报合理即可。在谈到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不小、为何还要继续发展的问题时，周说，增加外汇储备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利弊应放到整个宏观框架之下判断。不过他亦是补充，这并不意味着减轻外汇储备经营方面的压力，使用外汇储备投资的机构，要实现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保值增值。

猛然想起汉代晁错的《论贵粟疏》，开头就直呼：“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白话讲就是，圣君在位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挨饿受冻，并不是他能种粮给老百姓吃，织布给老百姓穿，而是能为老百姓开辟财源之道。

晁错“重农不抑商”的新经济政策，改变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的古令，他利用“遗利”的问句思路未必过时：“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那么，如今的“遗利”与“余力”又是什么呢？

当晚近十点，听完周小川演讲从北京大学东门出来，夜色宁静。排队故事、“强制性储蓄”、行政管制、内需、民间资本、服务业、就业……这些词却一下子涌上心头。

公车一路南下，中关村大街两边灯火闪烁，沿街几幢高大楼群外的广场上，不但有消夏的人们，还有零星的路边烧烤小吃摊现身，生意不错。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