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 Shiue and W Kelle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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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似乎有知识 转自： 似乎有知识 | 论文评论员 http://econcaffey.spaces.live.com/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是因为由制度保证的市场刺激了大量发明创造。这篇文章test了这个观点，作者比较了欧洲和中国，两个地区都是工业革命之前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体，但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却相差了将近150年。从市场绩效来说，当时的英格兰的市场表现胜过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同时也超过欧洲的大陆国家，因此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是并不是充分条件。同时，市场绩效的提高和增长并不是先后发生，而是同时进行。
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比较中国和西欧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市场发展情况，主要是17世纪到19世纪的粮价。据作者所知，这是第一篇关于中国和欧洲市场比较的综合性研究。同时作者也试图回答一下问题：工业革命仅仅是英国独有的现象么？他和欧洲其他国家比如法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是竞争关系么？特别重要的是英国，作者认为她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致全部中国的市场绩效。作者的主要观点是认为1780年前的中国市场是可以和欧洲的市场规模相媲美的，欧洲大陆国家在1780年到1830年完成了整合。作者通过粮食市场的整合来说明两地市场整合的情况。
作者首先比较两地的粮食运输
在清朝中期的时候，每年的在国内运输的粮食的数量大约是260万吨，这些粮食大约可以供养1.4亿人。同时，全国有8%的人口的粮食供给需要靠运输。同时中国的国内运输也包括很多经济商品：丝 茶 糖 盐等。在欧洲，最鼎盛时期的内部运输基本上也在23万吨粮食上下。因此从这个数字上可以看得出，中国的粮食运输是大约西欧的10倍。
同时作者还比较了，两地运输的速度，在中国沿海运输的速度大约是6.8英里没小时，欧洲则在5.4英里每小时。内陆运输：中国运河上游进贡的船只稍慢，下游商业运输速度快过英国。
再来比较运输成本，欧洲的运输成本大约是货物的40%,中国的是25-50%，走大运河稍贵。通过比较两地差不多。
不同运输方式的成本差别，只说中国，陆路运输大约是水路运输的1.5到5倍，水路大约是海路的2.7倍。通过比较两地的运输技术也没有很大差别。
看完市场发展以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制度对于商业贸易的支持
首先，在中国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都支持国内的粮食贸易，比如清朝直接介入粮食运输，15%的粮食-供养北京和士兵-由政府直接调运。同时政府也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粮食贸易，比如10%的国库收入用来修建水利设施等等。同时，大清律也有关于保护私人产权的条文。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司法系统是比较有效率的，不过总体来说，大清律的重点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来维持公众秩序而不是调节个人经济利益的纠纷。清朝的法律基本上采取放任主义，不过政府依然征收关税和交易税。和欧洲比较（不包括英国），中国的征税水平是很低的，即使到了18世纪也是。
其外，中国的行会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并对商业的发展起到正面作用，国家也依靠行会去征收税收。
最后，商人的社会网络，商人内部的网络有助于降低交易风险，信息共享。同时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商人和官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商人可以捐官；同时对于公共设施，官员也乐于接受商人的捐赠。
因此当时候的中国，在市场绩效方面有很多地方是有优势的，不过function市场的上述设置和西欧的有所不同，特别是没有出现一个特别的制度框架来管理贸易。以下是作者的定量分析。
数据
作者的数据主要是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价格，在人口和地理范围上，中国的南方十省和欧洲的7个经济中心很相近，中国一个省份的人口规模大约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
欧洲的价格数据包含工业革命前后的大的和重要的市场，但是中国的数据是1742年到1795年这54年，数据包含121个地级（府）的市场，有商品化程度高的，也有欠发达地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selection bias主要来自市场规模，欧洲的比较齐全。
作者介绍了主要的数据，在这只说一点：作者measure了所有两地样本城市的双边距离，发现长三角地区和英格兰地区的市场size差不多，绝大部分的市场双边距离都在600公里内。
技术小tips：作者衡量价格的variability是用了两个指标：价格的水平（SD），价格的变化（ Redidual First difference volatility），这个指标一般用来measure市场的分割程度，如果这个指标很低，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市场是通过贸易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价格变化比欧洲小，但是整体来看，没有显著的区别。
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比较中国和欧洲粮食市场的地域整合程度，因此作者建立了一个关于农产品的模型，并用价格整合（price cointegration）来test两地市场的整合程度。
价格整合支持了贸易和仲裁（交易，原文arbitrage）是发挥作用的，他们各有各的决定因素，贸易：交易成本（-），地理距离（-），地形和制度质量（中国有统一的中央政府，而西欧则比较分散）。此外政府对贸易的态度也发挥作用（产权的界定，合同的执行法律，贸易安全的保护），政府也能应先游说和利益团体，后者一般倾向贸易限制。
cointegration的方法，在作者看来，可以cover所有对市场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交通技术的进步，制度方面等等
以下的是用技术的方法来证明中国或者欧洲内部粮食的价格是cointegrated的。
实证的结果也证明了在市场整合方面，长三角的市场和欧洲市场是差不多的。但是通过和英格兰市场比较，作者发现英格兰的市场整合程度要高于长三角地区和整个欧洲大陆国家。但是欧洲市场的整合情况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开始加速，和英格兰的差距也越来越小。
以下的内容是robustness 在模型中加入了天气的情况 作物的不同（中国是稻，欧洲是麦） 作物的储存情况（以前的模型没有考虑储存情况，假设粮食没有储存，当期消耗）已经季节性影响（作者用的是月份数据，因此容易pick up一些季节性影响）
结论
通过对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和中国市场整合程度比较，作者并不认为欧洲市场比中国市场更统一，至少在粮食市场上。需要说明的是。短距离市场范围（150公里以内），欧洲市场比中国市场整合程度高。不过在19世纪初期，欧洲市场的整合程度加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整合程度是经济增长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那么清政府的角色和好制度的出现是什么情况呢？以上已经论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官方和私人对于商业的好的制度设计（法律 行会 商人网络等），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可以制约清政府的组织。North和Acemoglu都已经论述过，但是对于中国的案列，这样的论述太过狭窄，作者对此提出的假设是，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中国在这样的市场整合程度中没有出现工业化，那么原因只能使清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坏”角色。不过这仍然需要大量的研究。
同时作者也不同意以下假设：认为中国和欧洲取得了差不多的市场整合依靠的是不同方式：中国依靠优秀的自然禀赋，比如密集的河道网络，欧洲则靠制度。作者认为影响粮食市场的制度其实并不是仅仅对粮食市场起作用，他对其他的制度也会发生影响。
还有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到底什么因素促使两地的市场整合，什么因素诱发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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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其实没有回答历史之谜：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但是作者通过工业革命前夕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欧洲大陆的粮食市场整个情况的比较，至少廓清了一个因素就是市场整合并不是触发工业革命的唯一因素，也许是必要的，但绝不是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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