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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破解中国“过剩经济”之谜的基础平台

【前言】 公元2007年,是中国农历丁亥年、金猪年。春节前后,我所指导的学生们依照中国传统的“尊师”习俗,来到我家拜年,我们师生见面,除了客套、拉家常和偶尔的打扑克,少不了的是要谈谈经济学话题,谈谈专业学习问题,因为我认为,这可能是比平时正规上课还有效的教学方式。近日,我把我们师生在这期间交谈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充实、和汇串,于是就演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的东西。我想表达的是,中国目前正处于所谓“过剩经济”的发展阶段,要把加速城市化作为我们破解中国“过剩经济”之谜的基础平台。由于城市化水平低,缺少充分交换的空间平台和制度平台,使得我国两大物质生产部门都互有剩余,制约着消费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廖进中:新年好!今年过年怎么样?回家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博士生:很好!很好!物质丰富,吃的、喝的、玩的都不错。感觉比您几年前发的那个“市场上的‘年货’为何这么‘多’?”的帖子中所描绘的又进了一步。

廖进中:我们研究经济学的人,无论你是什么具体专业,都要培养自己的宏观经济思维,要学会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观察、分析整体的社会经济现象,一定要从日常生活中体会改革开放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短缺经济”的市场环境已经过去,我们再也不要过那种“革命化的春节”了。

博士生: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短缺经济”,但“民生”问题仍然很严重。社会上、学术界对“民生”问题讲的很多、谈的很热闹,有人说,产生“民生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经济的失衡。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说过:“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廖进中:我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通归为一个“过剩经济”的总问题来看,“过剩经济”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温总理说:“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大家可以想想,这些问题是不就是我们经济学界近几年经常讨论的所谓“过剩经济”问题。

博士生:能否请老师更具体一点谈谈“过剩经济”问题?比如,按照行业去谈。

廖进中:“过剩经济”问题,讲到底是“供求失衡”,即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先谈工业。宏观经济部门早已警告,我国工业行业的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水泥、电力、煤炭、家电、纺织行业等都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即俗称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剩的产能必然会转化为产量,导致产量大于需求,形成产品过剩。现在商店的商品琳琅满目,但“琳琅满目”的后面往往存在着“泪流满面”的“卖难”问题,到处可见的“打折销售”就是其生动的表现!“卖难”,已在严重地制约着我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博士生:工业如此,农业同样如此!

廖进中:更是如此!几亿农民搞农业,农业的生产能力岂能不过剩?农产品的产量岂能不过剩?近年来,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丰收了的农民,不是经常在令人揪心地高呼“卖难”吗?粮食没有政府保护收购就卖不脱,柑橘挂在树上烂,西瓜躺在地里烂,大枣倒进河中烂……去年中央电视台不是有陕西农民因为芹菜“卖难”而用拖拉机碾入泥土中的报道吗?我们湖南沅江不是有几百万斤柑橘霉烂在仓库里吗?这种现象,是不是有点像当年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老师告诉我们说,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时把牛奶倒到海中的那种味道?

博士生:除了产能过剩、产品过剩,我们的劳动力过剩是最大、最头痛的过剩。

廖进中:是的。大量的人失业或者下岗,大学本科生,甚至是硕士生、博士生也难以找到工作!每年看到毕业大学生为找工作而忙碌,作为老师,我也是伤透了脑筋啊!

本科生:学术界经常还在讨论一个什么“流动性过剩”问题?

廖进中:流动性过剩,我的理解,就是“资金过剩”,或者说“钱过剩”。国家现在有大量的资金在寻找投资出路。实际情况是:一边是社会资金大量涌入银行,存款一路攀升;一边是房贷、车贷、甚至企业大户贷款滑坡,有钱贷不出去。流动性过剩已经造成了货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的倒挂。近年来,“钱多得不知道往哪儿放”的怪病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之痛正在折磨着我们的银行业、金融业。

硕士生:我们什么都“过剩”,难道我们国家真的就那么富裕了?

廖进中:中国的“过剩经济”不等于中国富裕,不等于社会没有需求,是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我国人均主要消费品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我把它称之为“过剩经济”之谜。中国正在面临着“过剩经济”之谜的挑战,我们要研究凯恩斯主义,要研究特殊时代的应对之策。

博士生:这几年,政府和学者们不是认识到了要把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并提出了、采取了许多增加有效需求的对策了吗?比如,增加百姓收入、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收入,加大公共投入,建立社会保障,疏通流通渠道,改变信贷投向结构,创新金融产品,等等。

廖进中:是的,这些措施都是对的,也是有力的。但我认为,这些还只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框架中行走,都是凯恩斯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谈到了的。我们自己关键性的创新思路并没有形成,并没有全国上下一致认同的战略性解决的方案。

博士生:那您认为什么是关键性的问题?

廖进中:我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太低!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加快城市化进程,要把城市化作为破解中国“过剩经济”之谜的基础性平台。

硕士生:怎么理解“破解中国‘过剩经济’之谜的基础性平台”?

廖进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发展经济学都认为,只有工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实现充分交换,才能确保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城市化水平低,目前在我国两大物质生产部门互有剩余,缺少充分交换的空间平台和制度平台,交换严重受阻,制约着消费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博士生:那就请您谈谈城市化推进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如,城市化是如何促进农产品消费的增长。

廖进中: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情是:农民和市民的比例严重失衡、严重倒挂,农村的农民太多,城市的市民太少。城市化过程,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就是减少农民、增加市民的过程。有一个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变成市民,从事非农产业,就减少一个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一个城市的消费者与生产者,这样的一减一加,那么,农产品的“卖难”问题不就缓解了?

硕士生:是不是说现在搞“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不那么重要了?那为什么还要搞“新农村建设”?

廖进中:当然不是!美国农业部长迈克·约翰斯说得好:“如果你今天要吃饭,那农业就非常重要”!美国那么“城市化”、“工业化”了,但它还是非常重视农业?不重视农业,那为什么WTO谈判总是被发达国家卡在农业补贴问题上?“重农”不“重农”,关键不在农民的“多”,可能还在农民的“少”!知道吗?美国农、林、渔等部门总就业人数只占总就业人口的0.7%,其农业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

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我坚定地认为,“新”就“新”在“通过‘城市化’带动来减少农民”。我们一定要明确:中国的农村,首先是要这个“新”,然后才能“建设”好!如果中国农村只有一亿人以下的人在搞农业生产,那时候就是非常新的农村了。现在我们农民一家耕种几亩地,每年在地里从事3―4个月的简单劳动,8―9个月休闲在家,怎么能富裕?怎么你有充足的收入去进行有效的消费?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稳住农民留在农村,甚至吸引已经进了城的农民重返农村,这种思路肯定是错误的。我以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帮助农民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加速城市化,促进“城市中国”的尽快诞生。

博士生:难道工业过剩也是城市化水平低的问题?

廖进中: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生产消费分析,加速城市化,就能带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城市住房需求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房地产业是产业链条很长、关联产业带动力很大的行业;带动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道路建设,消化过剩的产能,推动工业品的投资需求。

因为我们城市化水平太低,我们仍然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人口过多,中国农民人均耕作一、两亩地,传统的自种自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就难以打破。自然经济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其对工业品是缺少需求的,对农业的机械化是缺少需求的,对现代科学也是缺少需求的。加快城市化,减少农民,才有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对工业品是有极大需求空间的。

从生活消费分析,农村的消费环境、消费方式、消费习惯与观念等,都在限制着消费需求的扩大。比如,农村的生活环境并不适合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产品的消费,对家电产品需求不足,造成库存和过剩供给能力。如果我们能加快城市化速度,那么我国工业品供给水平可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工业产品的“卖难”问题不也就缓解了?

博士生:是这么个道理。但劳动力过剩总不是由于城市化低的问题吧?

廖进中:不是吗?正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我国劳动力过剩的主要部分——农民就不能进城就业,即使进了城,就了业,也还是个“农民工”。我们再也不能以前那样认为,就业问题只是城市居民的问题,而是要把农民的就业问题放在城里人一起来考虑,农民也是中国的“国民”啊,而且是最基础的“国民”!

博士生:这几年,通过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呼吁和中央政府的努力,现在大家都觉得:农民应该进城,不能将他们再赶回去。但人们担心的还是,城市里哪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

廖进中:我以为,考虑这个问题,根本的有两条:其一,是农民进城能弥补城市第三产业的消费需求;其二,是农民进城能创造城市新的消费需求。中国的城市化特点,一是“第二产业推动城市化”,比如,改革前鞍钢就是鞍山市,大庆油田就是大庆市;二是排斥农民进入城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对农民采取拒绝进入的政策取向,结果是城市里的第三产业严重滞后。农民进城可以在补充我们城市化过程中本来存在的第三产业不足时找到就业,并且还能在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过程时找到工作岗位。就业岗位要通过创业来解决,没有创业,哪有就业?只在现有的岗位上打主意,怎么能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

博士生:问题是,农民的创业技能低,农民自己你创造出就业岗位吗?

廖进中:关键之点就在这里!要研究,目前中国创业者主要是哪些人?最需要创造的是哪些岗位?有调查资料表明:目前在中国,90%以上的创业者是农民,进城农民的创业愿望远高于城市居民,高于大学毕业生。在城市的农民工如果有5万元以上的本钱,想要创业的占65%,城市居民和大学生有5万元钱想创业的不到5%。什么原因使然,要研究。我想,可能是“穷者思变”在起作用。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创业的主体可能是农民。现在中国有近2亿农民进城,如果5%创业,每个企业平均就业10人,可以解决多少人的就业?再加上其它人的创业,那中国的就业问题不就缓解了?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优化城市就业环境、鼓励全民创业。

至于说到“农民的创业技能低”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中国的农民不是素质低,而是地位低”!难道城里人个个都是技能高素质高?而且,中国目前最需要创造的是第三产业的岗位,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岗位是对创业技能的要求其实是并不很高的。

硕士生:廖老师,您说“农民进城能创造城市的消费需求”,能否从理论上再讲具体一点?

廖进中:城市的特征是“集群”:人口集群、产业集群、信息集群……你们许多人正在研究“产业集群”问题,那我们是否真正弄通了“集群”的效应?我的理解是,城市化的表现之一就是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集群,而人口一旦集群、集中、集聚,就会产生专业化,就会促进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举个家庭生活中的日常小例子。平时,我和你们师母,还有外婆和我的侄女四人在家,我们是起码要“三菜一汤”正正规规做饭的;如果只两人在家,饭菜是会简单一些的;如果只一人在家,比如我,那就炒点剩饭剩菜,或者,弄碗面条就打发了。反之,如果来客,比如,今天你们愿意在这里吃饭的话,那肯定就不能那么搞了,要讲究多了,那就会多人动手,分工合作,“工作岗位”不就多了,食物需求不就多了,生活质量不就高一些,生活气氛不就会热热闹闹得多。这就是我从生活中所悟出来的“集群效应”。我把它称之为“集群乘数”理论,凯恩斯不是有个“投资乘数”理论吗?希望同学们可以去发展这个“集群乘数”理论。

博士生:也可以叫“城市乘数”理论。这就是生活中的经济学!我们应该学习这种研究态度。

廖进中:其实,恩格斯对城市的集群曾有过更生动而直白的描述:“大工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要有其他的人,如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了大城市。”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中的第三产业属于短腿。究其原因,除了传统观念和体制外,主要是城市化严重滞后和工业化的分散布局,只有集聚才能使第三产业发展有着必要的外部条件。比如,公交车、文化娱乐、体育场馆、餐饮、旅店、幼儿园、商店、商业银行机构等,都需要密集的人群作为服务对象,而且,即便在一个城市中,人口密集区也比周边更有利于服务业的兴起,更不要说分散的农村了。有研究表明,周边城镇每百人所需三产服务的人数比农村多5个以上,按此推算,如果有2亿农村人口转入小城镇就可增加1000多万个就业岗位,几乎等于全国下岗职工的总数。

城市扩大后人们对人们提供的要求不仅是物质上,而且还有精神方面的。农民进入城市不仅物质生活方式改变和提高了,而且追求精神产品需求,跟风情结、追求时尚,以及生活节奏快速等,也会创造出更多的消费需求,我们低估了我国城市化的潜在功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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