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01/9/9-13
地点：旧金山海湾大桥脚下的SHERATON FOUR POINTS HOTEL
9月9日
在哈佛最后的两周，我住进了哈佛商学院的公寓。今天为了搭乘美联航9点去旧金山的班机，我起了一个大早，并很快赶到波士顿的LOGAN机场。大家知道，48小时以后正是从波士顿LOGAN机场飞往西海岸的客机被劫持并自杀性地冲撞了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的姊妹大厦，从此引发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恶性恐怖事件，震惊了美国和全世界。我很庆幸自己那时已经到达旧金山了。
我们下榻在喜来登酒店。我与平新乔同住一室。晚上7点我们出席了科斯研究所的欢迎招待会。科斯研究所的所长玛丽·雪莱(MARY SHIRLEY)女士在简短的致辞中说，这个研讨班科斯研究所、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尝试，其目的主要是提供一个面对面的成果交流机会。研讨班总共有23位年轻的学者，主要来自转型中的经济和发展经济体，其中来自亚洲的有10位，拉丁美洲有6位，欧美7位，但主要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学者。她同时提到，科斯年纪大了90岁了，不能旅行，但愿意在电话上回答大家的提问。诺斯因为要去北欧的瑞典参加诺贝尔委员会的集会，也不能出席这个研讨会，但他也愿意在电话上回答大家的提问。所以，她建议每人今晚回到自己的房间向科斯和诺斯分别提一个问题。
在共进晚餐时，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JOHN NYE博士开始与我们一起调侃，天南海北。我们侃了很多关于英语的问题。论点是，英语的系统是开放的，它是德语和法语的混血，其优美的、表达准确的含义实际上来自法语。所以，一般一个词会有两种和两种以上的表达。英语在发展中并没有固定僵化的规则，所以学说简单的英语非常容易，但高级的英语则格外困难。这使我想到了在日本听到的一个“问答“：问：世界上说什么语言的人最多？答：不是中文，而是“BAD ENGLISH”（蹩脚的英语）。当然，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交易制度。
另外，JOHN提到，他们准备明策划一个会议专门讨论制度经济学对待政策的处理方法。他们的论点是这样的：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如SACHS， SUMMERS）一直对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的经济强调宏观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些经济缺乏的是基本的交换制度，在这些经济里没法写合同，没法执行制定的规则。所以必须进一步讨论在缺乏这些制度的经济里怎样考虑和执行宏观政策。这里可能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北欧的一些国家，如瑞典，与美国相比，他们的宏观政策非常糟糕，但这些经济为什么还是如此的富裕？答案可能是，这些经济里的交易制度不仅不槽糕，而且非常完好，你可以在这些经济里写合约，做生意，财产制度非常安全，交易的效率很高。换句话说，他们有这些财富增进的制度在那里！
9月10日
上午9点科斯研究所的所长雪莱教授首先介绍了科斯研究所的使命。她多次引用了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一些原话来说明为什么要分析制度。这使我回忆起过去参加新制度经济学年会所所注意到的一个“花絮”，科斯的话常常被奉为“语录”。据我观察，除科斯之外，还能享受这个待遇的就只有诺斯和威廉姆森了。这次也不例外。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的话仍被作为“语录”不断被发言的人加以转述。
在雪莱介绍之后，根据安排，新制度经济学会的前任会长威廉姆森第一个开讲。在怎样定义制度和进行制度分析的标题下，威廉姆森的报告给出了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第一部分谈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几个重要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来源。当然，他除了提到科斯以外，还重点介绍了西蒙、康芒斯和索罗等三位经济学家的思想与对理论结构的论点。例如，索罗认为，理论分析应该做到（1）KEEP IT SIMPLE；（2）GET IT RIGHT；（3）MAKE IT PLAUSIBLE。对新制度经济学来说，威廉姆森认为，所有的活动都可以用合约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研究范式。
在第二部分，他用“决策树”区分了正统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区别。正统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而新制度经济学是关于合约的科学。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内，研究公共秩序的是制度经济学，而 研究私人秩序的是交易成本经济学（TCE）或合约理论。然后，他又使用“决策树”把合约的不同安排划分成了市场（正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可信的承诺与厂商四类。换句话说，根据合约理论，厂商可以理解为是“不得已”才出现的。
威廉姆森的这个概念化工作受到了JOHN的提问，JOHN 是搞历史出身的。他说，从历史上看，随着市场的发展，我们观察到的是厂商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而不是厂商的减少。所以，他认为，威廉姆森的概念分类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听清楚威廉姆森到底是怎样回答这个评论的，因为威廉姆森的口齿非常不清楚。记得2000年5月威廉姆森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演讲时，因为口齿不清，在座的学生在演讲开始20分钟内便以退场表示失望。
上午发言的还有巴黎第一大学的克劳德·梅纳得（CLAUDE MENARD）教授，他曾在1998年作为东道主承办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的第2届年会。去年又在德国的第4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他的发言主要是讨论和厘清制度经济学的几个重要概念的定义和区别，这些概念包括制度、市场和组织。随后发言的还有华盛顿大学/科斯研究所的本汉姆（LEE BENHAM）和JOHN。这两位的发言主要针对新制度经济学如何进入经济学的主流。
本汉姆教授计算了美国经济学界在过去5年发表的论文，发现讨论制度的和制度变迁的论文所占比重非常小，仅有2%。JOHN的发言则提出，新制度经济学家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特视角，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要学会用标准的方法来获得非标准的结论。在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诺斯。诺斯在1968年发表了“海洋运输的生产力”一文。这是一篇标准的经济学论文，使用了标准的计量方法。但得出的结论却是对传统的挑战。他发现了技术的变化对海洋运输的生产力变动几乎没有影响，而有影响的是组织的结构与制度的变化。这篇论文奠定了诺斯在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地位，甚至彻底改变了诺斯的学术生涯。
中午12点正，在研讨会现场通过扩音器接通了诺斯的电话，希望他在即将飞赴瑞典前夕能够在电话上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问题是经过归并之后向诺斯提出的。在回答问题时，诺斯提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是要发展出一个分析的框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制度经济学需要吸收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回答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这个问题时，诺斯说，自从他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以来，引起了很多麻烦，现在改用“信念”这个词了。针对我提出的关于制度经济学似乎对制度外的经济活动很少关注的问题，他回答说，的确，我们至今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关于动态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经济中的最有活力的经济活动。在他的电话问答中，他还对马克思做出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制度、产权、意识形态、技术和动态变化的社会学家。在一些场合他是对的，而在另一些场合，他是错的。
午餐后我们分成5个小组，每个人将自己的研究进行了汇报和建设性讨论。
9月11日
可以说对所有的人，今天早上都象是在经历一场可怕的梦。一大早，恐怖分子对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突然袭击震惊了所有参会的同行。主持人沉重地向与会者报告了这个让世界哗然的新闻，但是仍然希望会议能按照计划进行。的确，尽管大家的注意力已经大大转移了，但看上去每个人似乎还都非常镇静—至少在会场上几乎没有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这件事。
上午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如何进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设计项目研究的程序和研究方法、理论与经验的研究如何进行等问题。主题发言的首先是两位女性经济学家。第一位是科斯研究所的雪莱博士。她结合自己在世界银行主持发展中经济中的水资源问题谈了从事项目研究的基本持续和方法。她特别强调了概念框架、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如何执行设计的项目研究等。顺便提一下，在两位女性经济学家发言之后，还有一位男士做了类似的报告。这位男士是来自世界银行的沃尔斯顿(Scott Wallsten)博士。他在报告中也同样地介绍了他参与的对全球电讯业放松政府管制的经验研究项目。他报告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想说明经济学家如何才能将经验观察变成分析。他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从观察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其次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个问题变成可以操作的小问题以便使研究变得可以控制。
然后，伯克利大学的退休教授伊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教授做了报告。她过去曾经研究韩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据说她的一本关于韩国的著作，诺斯读了7遍并专门为她的书写了述评，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她的演讲主要是讨论讨论对制度的经验分析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的区别。她认为，制度分析既可以是基于统计的分析，也可以基于对历史经验的分析，当然也可以是两者的结合。她同时指出，制度分析应该是对动态过程的分析，而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包括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静态分析。最后，她认为，制度经济学应该将精力放在创立假说而不是放在验证假说上面。制度经济学应该寻找大问题，做大事情。她的报告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会场上讨论非常热烈。
科斯研究所的本汉姆教授向大家报告了他们关于如何在经验上核算交易成本的研究项目。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很有趣但争论颇大的题目。但是他们还是想建立一个衡量交易成本的核算方法。而要这样做，首先涉及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域范围。于是他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提到，他们曾经向经济学家做过关于如何衡量交易成本的问卷调查，其中有5位经济学家回答，我们不可能衡量交易成本。他们的理由是，交易成本规定和影响着生产的方式，所以改变交易成本就必然改变生产成本。因此，我们现在的统计信息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交易成本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核算出交易成本来。对于这个回答，本汉姆的回应特别有趣，他说，核算交易成本总不会比核算GDP或者CPI（消费价格指数）更槽糕吧。
下午的时间留给了我们自己，自己准备明天的大会报告。根据安排，每个与会者将从明天开始各自向大会做10分钟的演讲。
晚上，刚刚从马里兰大学调入伯克利大学经济系的钱颖一教授邀我和平新乔一起吃了一顿比较正宗的上海菜。
9月12日
今天上午的活动内容主要是会议参与者的汇报演讲。我被排在第4位。汇报演讲的程序是先由报告人在10分钟内非常集约地将自己的研究向大家报告出来，然后有一位主评人做2分钟的评论。最后是自由提问。对每个人来说，10分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10分钟内要清楚地涵盖这样的问题，如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自己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是什么、数据及其来源、假说以及经验的证据、结论。这显然是典型的经济学的研究程序。而且有意思的是，并没有人介意你是否在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事实是，绝大多数的报告者并没有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如交易成本、合约、道德风险等）或者纯粹在经验上去检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命题。
但是在这当中，会议安排了来自德国的退休教授鲁道夫·里切尔(Rudolf Richter)，他是《制度与行为杂志》的主编。这是一本制度经济学的专业杂志。他就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发表了长篇演讲。遵循了德国的传统，老先生的演讲充满了浓厚的哲学色彩。他在演讲中列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15个基本概念并对这些概念做了阐释。这15个概念包括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个人理性、交易成本、机会主义、制度、财产、合约、组织、传统等。中午，会议的主席特地安排我与里切尔教授共进午餐，因为里切尔教授想了解中国经济学家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情况。
下午继续进行汇报演讲。
下午5点，研讨会安排了一趟在旧金山市的观光活动。受恐怖主义空袭美国的影响，旧金山的一些旅游景点相当冷清，交通也受到严厉管制。当晚我们全体与会者在旧金山的一家名为MAYA的餐馆吃了一顿相当昂贵的墨西哥饭。
9月13日
虽然美国的空港今天上午美国东部时间8点宣布重新开放，但恐怖空袭的阴影依然笼罩在美国上空。我们至今不知道是否能够按期回国。总之，受空袭的影响，原来计划将在大会作报告的经济学家今天均无法到会。这使得我们今天上午和下午的议程变成了单纯的汇报演讲。不过，按计划，今天下午将在伯克利大学举行新制度经济学的第5届年会，届时我们的研讨会也将告一段落，并入年会中去。
下午3点半，科斯研究所制度分析研讨班终于完成了她的任务，宣布圆满结束。在非常简短的闭幕式上，本汉姆女士高度评价了研讨会的成功和参与者的投入。她说，在美国遭受袭击的这个时刻，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经历。科斯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下午赶去伯克利参加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的理事会了，无法按时赶回参加闭幕式。但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自愿地在闭幕式上表达了对科斯研究所和本次研讨会的感谢。在最后的时刻，本汉姆女士宣布，她接到了一份从芝加哥寄往旧金山的非常重要的礼物，顿时一片寂静。本汉姆女士打开了一个大信封，郑重地说，这是科斯亲笔签名的科斯研究所研讨班的证书，既是科斯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也是对这次研讨班的一个最好纪念……车子已在外面等候，我们要赶去伯克利大学参加年会的招待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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