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的利息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利润率决定利息率。他的理由是利息仅仅是利润总量中的一部分，利润总量是利息的上界。所以利润总量决定了利息。换句话说，平均利润率决定了利率。这种证明从逻辑上看是不对的。凭什么说上界就起决定作用呢？不能从数学上找到任何根据。有趣的是，从马克思的利息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结论。因为利润率是通过决定投资需求来决定利率的，所以这实际上可以转化成投资决定利率。
既然利率是被投资决定了，就不是利率决定投资了。从这个推论出发，我们知道，一项试图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改变利率，影响投资的货币政策是没有作用的。这似乎说中了经济萧条的情况：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时候货币政策无效。但是当经济繁荣的时候，经验证明，货币政策有效性是非常明显的。利率的上升对投资的冷却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情况似乎更加符合马克思自己一贯坚持的辩证法：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可惜，这同时也给马克思不怎么符合辩证法的利息理论提出了挑战。
本文试图说，马克思的只是对总需求不足的经济常态的一个性质的描述，而另外一种非常态十分值得研究。经济总是这样：有很多产业在那里发展，一会而这个产业发展得快，一会那个产业发展得快，但是如果技术和制度没有创新，那么长期来看，经济一定会遵循Keynes说的三大心理规律而总需求不足。这是经济的一个常态。所谓非常态指的是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的出现。而创新的出现不是排山倒海，明目张胆地出现，而是以一种不显著的随机波动出现，然后逐步扩大。有可能创新的苗子得不到保护，在某些地方消失掉了，难以扩大成规模对经济发生重大影响。在创新火花的扩散中，新的产品可能会出现。投资会缓慢地上升，向繁荣靠拢。但是如果政府错误地认为，经济要过热了，应该提高利率，这个时候，由于新生事物的脆弱性，一个很小的阻碍比如融资成本太高就可能阻挡这种新的产品形成规模。这样一来，许多本来可以从这个新的产品的成长那里得到连锁效应的产业也得不到发展了。于是经济就会轻而易举地被拉下来。
所以说，当经济在复苏或者高涨的时候，利率对投资的作用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的，此时货币政策是有效的。此时，政府或者是货币政策当局就要千万注意，利率对投资的重大作用即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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