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对大家对户籍制度的话题，结合最近看到的吴敬琏老先生的访谈，谈一点看法：
（1）关于土地制度。吴敬琏先生最近在《小康》杂志的改革开放30年专题访谈上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既使得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从务农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需要加以解决。”（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07/content_7932014_3.htm）
（2）关社会保障问题。吴老也指出：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3）关于改革的利益集团的问题。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有可能出现逆转。这种阻碍和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忽悠大众，把他们引向反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果他们相互为用，扭转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势的逆转。
（4）关于改革路径选择的问题：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苏东国家的"增量改革"战略。这就是说，先不对国有经济采取大的改革动作，而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逐步壮大。这是一种聪明的、成效显著的改革战略。但是，它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能够凭借权力获益的人就力图阻碍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受到削弱；或者极力扭曲改革，以便通过权力获得更多的财富。
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开放，商品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反之，当正确的改革决定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指专制条件下的权贵私有化），或者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时，就会造成腐败的蔓延，引起大众的不满。
[qimans]:老者至善、老者敢言，吴老是中国经济学的良心！户籍制度改革仅仅是中国大规模制度变迁的一小部分，最关键的是要防止增量改革进程中的权贵私有化，并导致中国进入类似裙带资本主义式的“坏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也是杨小凯先生生前最为关切的问题。当然，改革总会有曲折，但就我的经验来看，大众的力量还是在增强，近年来浙江老百姓“民告官”且“告倒官”的事件日益增多，这是法治的进步，也是民主的进步，用法律来障碍弱势群体的权益，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法和经济学兴起的契机。但当前立法机制上的诸多弊端，所导致的行政部门利益法制化、垄断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非常突出，因此，如何真正贯彻《立法法》的精神，把立法权还权与民，加快立法的民主进程是我们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这也是改革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再借用吴老的话“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十五大作出建设法治国家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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