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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分权真的带来经济奇迹吗?World Politics一篇论

  Did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Cause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HongBin Cai and Daniel Treisman

  World Politics 58 (july 2006), 505-35

  这篇文章应该是对G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5发表在相同Journal的回应。在那片文章中,三位作者认为分权有利经济增长。

  本文探求分权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左右,大量文献认为管理权和财权的下放有利于经济发展。文中列举了五种主要的观点,包括刺激地方官员发展经济、使得预算约束变“硬”。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分权的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因此分权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首先地方收入份额扩大带来的好处会被GDP中税收份额的减少所抵消。其次,财政分权并没有使得国有企业预算变“硬”,事实上,在放权时期,亏损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加。预算约束仅仅在中央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后才变“硬”。对于经济行为的日常控制已经转移到了下级官僚,但是地方考虑总会同时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没有证据显示哪种占据优势。

  如果分权并没有解释中国领导人采用基于经济增长的市场化改革,那么真正的解释在哪?我们认为真正的动力是在中央层面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派别(faction)和地方利益的竞争。
 
  Andrew Nathan's view about the Chinese regime "a centralized, unitary system in chin power at lowee levels from grants by the center".
 
  分权主要有三种管理权下放、政治权下方和财权下方,本文统称政府分权。
 
  对于Qian和Xu的观点,他们认为比较苏联模式来说,中国是M型经济体制,处于最自给自足的需要,因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容易形成自我利益,有利于竞争。但是Qian个Xu的观点仅仅说明经济转轨最开始的情况,和分权关系不大。

  还有学者认为地区实验体现了分权特征:农村的HRS,经济特区(SEZs)和国有企业(SOE)改制带来的经济成长,可以认为分权对于经济绩效的正面作用。但是上述三项改革都是在中央高度集权下推进的。改革的地域差别也显示了用中央派别(改革派和保守派)竞争的解释更为确切,最初推进改革的地方正是邓小平占优势的地方:安徽的万里,四川的赵紫阳,广东的杨尚昆。

  另外一些观点认为地方对于中央权力的挑战并保护本地利益体现了分权的特征。作者通过叶选平的例子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中央的权威仍是不能否定,叶最终仍然被整肃,即使是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儿子。地方不可能通过联合来限制中央对地方的介入。

  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给地方领袖很强的刺激去发展经济。通过分权,地方提高在税收分配的份额。到了1989年,三分之二的省份可以获得所有的边际收入,Jin,Qian and Weingast用29个省份80-92年的数据发现,高的边际分成份额会提高分国有企业中雇员人数,同时会加速国企改革。作者认为高的边际分成份额往往被下降的税率和不利于地方中央地方分成率所抵消,中国在这段时间的情况正是这样。其次,边际分成份额也不是一个确切的指标,因为他没有反映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这些收入是地方政府完全掌握的收入。即使不进行分权改革,地方政府也有激励去发展经济,但是目的是为了追求这些不受中央控制的收入。因此分权改革并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比分权改革前要强。(我不同意作者以上的观点,我认为地方政府追逐预算外和非预算的动力在分权改革前后是不同的,问题的关键是追逐预算外和非预算和追逐预算内到底对经济绩效有什么影响,同时这两种追逐是负相关彼此消长的关系)。作者认为财政分权有利经济成长的观点的最大挑战是94年的分税制改革。此项改革是旨在提高中央财权的集权式改革,但是经济成长在94年之后依然强劲。对于这个情况的解释是官员的奖惩制度,Li and Zhou (2005)认为更容易被提升的省份一般伴随着更快的经济增长。

  对于去中央化,Qian and Roland (1996)认为会硬化SOE的约束,他们建立一个模型,其中地方政府预算分为兴建基础设施和淘汰破产企业,因为如果没有兴建高质量的基础建设,地方政府面临较高的机会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不情愿将预算的一部分拿来补贴企业。作者认为,地方政府追求资本的同时并不必然的硬化SOE的约束;其次,八十年代财权和管理权的下方并没有伴随着企业预算的硬化。政府补贴的下降并不是一个measure硬化的指标,我们同时注意到这个时期银行对于soe的贷款也迅速增加。我认为measurement硬化的variable应该是政府补贴加银行坏账或者是亏损企业的数量。但是要考虑九十年代中央政府的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

  这是一篇难得的综述性文章,作者详细地review近十年来重要的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论文。作者的主要贡献是litreature review,至于作者提出的假设: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中央内部不同意识形态-亲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斗争推进的,没有过多的去验证。
 
  Telated Literatures: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 January 2003), 13.
Eric Maskin, 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 “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7 (April 2000).
Hongbin Li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September 2005).

  原帖地址: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21122&ID=39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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