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听到北京的一个学者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国家很多领域亟待立法，在这个过程中，最好的办法只能是移植，移植的成本比较低，而且可以借鉴西方的成熟经验。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推动立法的个体必然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体系。
我国本来是大陆法系国家，但是据这位学者讲，在很多领域立法的过程中，却更多在借鉴美国法。部门利益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经济学课题。
但是，那位学者具体的研究我不清楚，所以有几个疑问，大家一起来讨论：
1．在西方法律体系中，主要是英美法和大陆法两种，这两种法律主要是产生的背景不同，前者主要是在漫长的自发演变中形成，与英国在12-18世纪的政治制度演变密切相关，而大陆法来源于罗马法较多，同时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欧洲的影响，强调理性在制定法律中的作用，所以表现出来的是英美法强调法官的作用，倾向于争端解决；大陆法则主要仰赖立法的作用，法官的自主空间较少，倾向于立法意志的执行，那么如果移植只是朝这个方向走，似乎不应该是该学者所表达的意思。
2．无论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都保障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那么，移植过程中采取大陆法还是英美法，主要的考虑依据是什么呢？
由于我对美国法和大陆法缺乏了解，尤其是对于具体的法律部门没有了解，所以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结合我们国家的体制特征，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好题目！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立法，如何解决立法的成本和效益的关系。我们立法的每一个条款，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实际上都会带来现实的利益的重大调整，会带来很多利益关联方的损失，也会带来利益关联方的获利，但是很多的立法从来没有做过成本和效益的核算，这个利益损失和立法制度能得到的收益是不对等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考虑。现在国际上先进的立法，立法前一定要拿出一个文本来，这个文本是一个数据的文本，这个数据就会代表立法可能会给哪些集团带来利益，可能会带来哪些企业衰退，可能会带来多少就业机会，可能需要多少执法成本等等。所以下一步中国的立法一定要讲成本效益的比较。
这是学者李曙光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还有一段名言：政府的转型首先需要法律的转型。法律转型与政府密切相关的是涉及到大量的行政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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