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7-3
主持人：
胡景北，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基金教授
座谈嘉宾：
邱东，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教授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欣,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俄亥俄州托列多大学教授
梁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艾春荣，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主任、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谭国富，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南加州大学教授
沈坤荣，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
要点整理：dongfangbo
胡景北：去年在北京曾经召开过一次规模较大的经济学教育的研讨会。今天，借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6年会和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这一契机，我们邀请了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学教育界的众多专家学者聚首上海，我们希望能够在北京研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一些问题。我建议本次会议能够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前排就座的一些担任经管类院校的管理者、领导者们，希望你们能结合自身的管理实践，介绍和交流各自的成功经验；第二，就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的异同展开研讨；第三，如何改革完善经济学教育教学体系；第四，在座也有来自管理学科的院长，也希望能够从管理学科角度对经济学教育改革提出一些看法。
梁晶：经济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在过去十年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课程体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观。但也必须看到，直到今天为止，与中国经济改革相比，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改革仍是相当落后的。上海财经大学近年来走在了教育改革的前列，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对全国经济学教育改革形势盲目乐观，在全国那么多高校的经管学科中，学生的满意度如何，这是应该引起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的严肃问题。
和去年的北京会议一样，我今天仍然提出四个研究范畴：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师资体系、资源共享体系。期待着各位同仁能够在经济学教育方面取得一定的共识，统一思想。
第一，培养体系。在大学里，博士生教育的落后是不言自明的，这从国内培养博士的质量与国外对比可以看出。但问题更加严重的在本科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负责研究生培养的工作，发现很多研究生由于没有在本科期间受过严格规范的经济学专业训练，导致学习障碍巨大。昨天在年会上对汤敏说，大学是一个服务性行业，他表示认同。大学最终要面对学生对于自己的评价，社会对于学生这一学校产品的评价，并由此接受社会对于大学自身的评价。因此我们必须安排最好的教师给本科生上课，尤其是在本科一年级时，如果没有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名师为他们进行各学科之间联系的介绍、进行经济学研究意义和方法论方面的指导，则对于后面的进一步学习危害甚大。我们下个学期一年级开学准备聘请钱颖一教授给新生上基础课《经济学原理》。
第二，课程体系。我们人大财政金融学院过去的课程布局、知识结构、培养方向偏重于宏观，金融类的核心课程是货币银行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了知识的更新。现在我们打算加强微观基础的训练，进而为研究金融衍生品、金融工程等现代金融学前沿夯实基础。我们十分重视数学基础的培养，由以前的三门数学课增加到五门。对于宏观、微观、计量三大基础课的教学加大了难度，增加了课时。此外，也大量开设了选修课，拓展学生的选择空间，有志于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可以多选理论方面的课程，有志于从事实际工作的学生则可以相应选择实务操作方面的课程。我们一直坚持让学生使用最好的教材，故而翻译了很多外国教材。但外国教材有一点不便之处在于十分厚重，且有时过于冗长。因此我这里也做一个广告，我们计划在五到十年内组织编写一套高水平的结合中国学生特点和中国实际的现代经济学教材。
第三，师资体系。上海财经大学大力引进了许多具有深厚经济学功底的海外博士，影响和收效很大。我们人大同样面临着引进人才的问题，在这方面希望学习成功经验，着力发挥年轻教师的带头作用。今年中国人民大学也将到海外进行招聘，欢迎各位留学归国人士积极参与。
第四，资源共享体系。高校间能够共享的现有资源不多，我们应该互相支持，包括教师的自由流动和临时支持。我在人大搞实验班的时候，一度临时求助于不少学者，这其中也包括田国强、王江、陈志武几位教授。
艾春荣：经济学教育改革涉及到许多步骤，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人的因素，其二是教学大纲的因素，其三是激励机制的因素。这几方面，教学大纲的改革是最容易的，只要到国外一流大学的经济系网站主页上查阅，便可自由下载到最先进的课程设置体系；人的因素也不难，一方面我们各个高校都有经历严格甚至可说是严酷的高中基础教育训练的具有一流素质和巨大潜质的学生，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海外教师和升级现有教师的知识结构实现师资方面的进步；最为困难的便是激励机制的配套，仅有人和大纲的改变，没有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作为保障，则经济学教育改革不可持续。幸运的是，在上海财经大学领导层的强有力支持下，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于教师和学生的新的考核与评价机制，这种正面的导向作用是巨大的。
本科生重在打基础，所以包括上财、人大在内的众多高校十分重视本科生的数学基础教育，我们广泛地开设了数学分析及相关课程，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数学训练。当然我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与此同时，万万不可忽视对于经济思想的学习和经济学直觉的培养。
目前国内研究生教育最大的弊病在于其硬性的分段设置加之僵硬的论文机制打断了学生基础训练和学术研究的过程，比如硕士一年后便要思考课程论文问题以及进一步的深造问题，而读博一年后同样又陷入这一怪圈，这种硕博之间截然的分开导致了以上种种流弊。从这一角度看，田国强教授在经济学院推行的硕博连读培养方案初步看来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至于现有研究生群体存在的基础薄弱的问题，我个人并不十分悲观。我们这些人当年出国的时候不同样是“一穷二白”的知识和思想结构么？只要下功夫，用时间，肯努力，是一定能够学有所成的。
邱东：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经济学教育改革，关键词是改革。然而我这里想谈另外一个关键词：开放。改革与开放密不可分，无论是改革目标的确定，还是改革力量的形成，最终都离不开开放。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开放年代中，我们必须用开放的心态从事开放的事业。必须认识中国经济学自身所内生的开放属性。
首先，开放是对社会的开放。国人一提到开放首先想到的是对国外开放，在我看来，开放首先体现在内部，体现在大学对社会的开放，体现在大学服务于社会的宗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学终于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在近十余年的按类别高考录取分数线来看，经济学类专业总能够将千万优秀人才收入囊中。作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者，我们需要冷静地问自己几个问题，学生对经济学的追逐是因为经济学的魅力么？抑或是由于经济学家的吸引力？我说句难听一点但很实在的话，都不是。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的大背景，由于经济而不再是阶级斗争处于社会活动的中心，学生对经济学专业的选择是基于学生和家长对于利益驱动的准确研判，目的在于学会怎样挣钱和花钱。我不认为这样说是对经济学的亵渎，而是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学日益受到重视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在庆幸的同时千万不要落入自己编织的幻梦之中，将自己自闭在象牙塔内，将经济学扭曲为一种自导自演、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奢侈品。经济学教育者必须时刻注意社会需求，时刻注意社会经济对于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导向作用。哪个学校不在乎社会需求，社会就会用脚投票，将这所学校抛弃在社会的边缘，有的学校认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顺应社会形势的举措，取得了成功；但显然，也有学校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却不敢迎接挑战，因此必然遭遇社会的惩罚。上海财经大学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其次，开放也是对国外的开放。中国的教育发展中的教育，中国的高校是发展中的高校。我们需要向国外学习、向西方学习、向发达国家学习，我们的对外学习有两种方式，一是“请进来”，一是“走出去”。但总体看来“请进来”模式更加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通过聘请在欧美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优秀毕业博士归国任教，是一条成功之路。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在这方面是应当感到幸福的。应当说这种海外引进人才，上海财经大学不是首创者，类似的做法也不是最近几年的事了，但应当说此次影响比较大。
中央财经大学去年建立了实验班，我们请到了众多优秀的教师，在数学、经济学等课程上都是用英语教学，在我们每年招收的1200名本科生中择优选拔，每年都有400多人报名，这一选择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是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
中央财经大学也已经决定采取特殊形式进行海外招聘，让海归博士也有一个相对平稳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平台。我要强调的是，我不要求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之间强行地在短期实现和谐划一，因为中国一向有一个不好的传统——窝里斗、内耗，因此我们更可能采取类似于经济改革中“深圳特区”的经验，保持双轨的互不干扰，将内部摩擦与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
最后，开放还意味着学校之间的开放。刚刚梁晶提到了资源共享的问题，我也表示赞同。真正的人才必须在流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水平。
谭国富：上海财大的管理学科比较繁多，这里着重谈几点我们工商管理学院的改革措施。首先，我们在本科阶段加大经济学基础的训练，培养学生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同时在语言、数理等方面予以重视；其次，我们利用海外师资对院内部师资进行培训，分三个学期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统计和计量方面加强青年教师的知识基础。同时，挑选数十篇经典的经济管理类论文，组织专家进行点评和讨论，提升学院教师学术水平。
田国强：十分感谢在座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包括参加上海财大经济学夏令营的各高校同学们来这里交流。我还要十分感谢邱东书记，他作为审议专家组的一员，对我们的经济学创新平台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而且他在百忙之中多次出席有关经济学教育的专题讨论会，这也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从刚才的谈话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位富有责任感、诚实的学者的风范。
对于经济学教育改革，自2004年夏我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两年来进行了一系列尝试，这里把我们在实践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与各位专家学者做一简要交流：
第一，经济学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缩影。什么是一流的大学？我认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流的学生，这一点我们前面几位教授已经提及；一流的师资，这并不是说现有的师资不好，而是需要帮助他们更新知识体系；合理而鲜明的课程设置。
第二，经济学教育改革是一场体制内的特色变革。我们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在于调动体制内外诸多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在于盘活存量、打造增量、协调发展。我们采取双轨制的方针，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积极热心地帮助学员存量师资强化和升级他们的知识结构，同时不断吸收优秀研究人才加盟。在教学课程改革方面，我们也在加强数学基础的同时，开设对《资本论》的深入研究。
第三，经济学教育改革是一个信息对称的演化过程。我个人始终对经济学教育改革保持着充分的信心，这一方面是得益于学校领导层和广大同学的支持，另方面也因为我坚信竞争创造效率，竞争是获得最优结果的必由之路。为了确保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的塑造，作为从事机制设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人，我始终提醒自己注意加强与各方面的沟通，最大程度地实现信息对称，获得最广泛的支持。
总之，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培养一流的经济学研究者，更是为社会、企业、政府培养优秀的具有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的优秀人才。正如我校金融学院新任院长黄明教授所描述的，也许上海财大目前的基础设施条件还不如80年代的北京大学，但是因为上海财经大学舍得将资金投入到亟需的制度建设、学科发展、人才引进等方面来，因此，我们对于上海财经大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如果我们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而且是成功的道路，那我们也十分愿意把我们的经验与诸位经济学界、教育界同仁一道分享。
张军：上海财经大学几年来在经济学教育改革的道路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作为来自邻居复旦大学的一名老师，我感到十分高兴。复旦大学近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改革举措，我不是经济学院院长，也许不适合在这里发表看法，但是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多年的一名教师，我想还是可以谈几点感受。
梁晶刚刚说经济学教育十分落后，其实岂止是经济学教育，国内的社会科学教育莫不如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经济学逐步走在社会科学的前列，成为一门显学，因此其受关注的程度也逐渐攀升。大学是人类近代史上生命力最强的制度之一，经济学教育的落后反映着中国大学教育和大学体制的一些弊端。当然，我们仍然在一步步稳步前进，梁晶见证了这一过程，但是问题仍然不少。大学的生产函数又存在问题，生产什么、投入什么、怎么生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我在韩国做访问学者期间，一位韩国教授告诉我说，在韩国，他们“自己不会购买生产的产品”——这指的是韩国的教育，亦即大量学生仍然要去美国留学，这种状况也反映在中国的教育之中。中国的大学投入不够，这不仅是一种财务的概念。今天中国的大学在扩张，田国强院长刚才谈到了特色，我非常赞同，但现在的大学要保持住特色也绝非易事。
梁晶刚刚又说经济学本科生的教育最落后，我有一点不同意见。应当说本科生由于其初始禀赋相差不多且具有可塑性，致使其学习水平的方差较之研究生要低很多。
我们的教育体制导向就存在问题。走到大学旁边的书店，你看到的是书山题海，经济学习题集是经济类学生最热衷的书籍，销路最好，只做题目不看论文，人演变为机械的作题工具，没有自己的思维判断。这一点在研究生的培养中依然存在。艾春荣教授刚才说得很对，改变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易如反掌，但你要提高整体教学水平，殊为困难。
我国从小学开始，就欠缺对于科学素养的教育，不能独立思考问题，基础教育缺乏科学和理性的支撑。很多问题不能依靠自己的独立发现。我们今天说经济学没有搞好，同样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包括我们的同学花费大量精力投入其中的外语，都没有搞好。
基于复旦大学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在复旦开展增量政策是不现实的，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事着力做的是在小范围内改变现有存量，帮助和培养70、80年代的年轻人向科学的前沿攀登。我们有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但坚持下来却取得了积少成多的很大收获。比如我们每周一次的Seminar、Workshop，如果你留心的话会发现，近几年复旦中心的人很少有单枪匹马发表论文的了，因为几乎每一篇论文都是众多人集思广益、经过充分讨论的结果。
复旦的另一条较好经验是它的综合性。如同北大一样，作为综合性多科型研究型大学，我们致力于整合各种资源，推动跨学科的对话，我们与政治学、哲学、法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等学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张欣：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和纯粹的经济学科还不大一样。尽管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但诸如纯粹的数学本身，不是我们公管的兴趣所在。围绕经济学教学改革，刚才几位教授谈得都很好，我想做一点补充，那就是当我们学习先进方法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重蹈西方教育体系曾经有过的覆辙，倘如彼，那便是“食洋不化”了。
第一，课程设计方面。这一点中国与西方差距很大，没有讨巧、回避的余地，必须认真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课程体系，特别是注重逻辑性极强的数学基础的塑造。
第二，教材方面。美国教材确实很多地方比我们先进，但也有其弊端，正如刚才梁老师提到的美国教材的厚重性。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各个阶段的选修课都比较多，因而面向选修课的教材必然默认最低的知识储备和门槛，故而预备知识的重复率很高。我们的中学教材则比较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当然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当西方国家已经出现理论的竞争事态而我们国内还极少研究时，就有必要首先学习和引进之。
第三，教师授课方面。老师的深入浅出的授课方式十分重要，有经验的老师应该阅读和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可以指点学生的研究思路，以免其作无用功。为此，也需要我们的教师注重吸取先进的、前沿的知识。
第四，教师评价机制方面。学生需要认清两点：第一，学生不是顾客；第二，学生不是选民。如果把学生当作顾客和选民，必然要以取悦学生为最终依归，这是美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已经走过的一段歧路，美国人自己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改正了。而我们的教育部门还十分强调学生对于教师的评价权重，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
沈坤荣：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设置在南大商学院下，通过多年的教学研究，我个人对经济学教学改革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一流的师资和严谨严密的教学体系至关重要，必须用最好的教师在“一张白纸”阶段的本科生一年级时画出最美的图案。
第二，有一流的研究才能够志成一流的教学，对大学教师的评价不仅仅是教学，更要有研究要素的介入。特别是本科的教学尤其需要老师的引领，需要老师在方法论上对学生加以指导。
第三，要培养学生搜集数据的耐心和能力，训练他们的英文阅读和交流能力。
第四，教师要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体制内与体制外要良性互动，加强引进海外一流师资，同时也要大力鼓励国内师资赴国外一流大学做研究和访问。刚刚看到在场的许多参加夏令营的同学中至少有四五位南京大学的大三学生，我曾经教过他们，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想必是受上海财经大学的吸引和感召，来到这里。我感到非常欣慰。
第五，要深刻关注社会，要有浓厚的中国问题意识。我本科四年学习数学，后来转学经济学十年，期间也到斯坦福访问研究。结合多年来的感受，我认为必须要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必须要有深厚的数学功底。同时也要有一种对于中国问题的不懈求解，对于中国经济理想的执著追求。这很重要。
胡景北：经济学不仅是微观、宏观、计量，我们如何在教育部给定的总学分约束下，把传统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成功置换为新型的现代经济学体系，这是今天我们研讨的主要目的。刚才国强院长提到了《资本论》的开设，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它不会仅仅是一种对约束条件的无可奈何，依我看，即便对于《资本论》，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可讨论的态度，而不是依据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传统——将资本论神学化。任何理论都应当可讨论、争鸣、质疑，惟其如此，一个开放的体系才能保持先进。
最后，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感谢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的积极参与。
参见：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0&ID=92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