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题目，是由去年一篇风行网上的文章引起的。
中国青年报署名文章，《为什么“中央政令有时出不了中南海”》，借不久前卸任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的感慨：“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中国青年报》11月14日），引起话题，分析原因。
一个副部长，退休前才来揭示中国现实问题根本所在，的确令人悲哀。但是，悲愤并不解决问题，关键是破解的钥匙。那篇文章给出的答案是：我国的法制建设滞后。缺少中介，笼统回答，总叫人感到似是而非。
所谓政令不通，说白了就是政府行为扭曲，本该由政府负责的公共产品供给出了偏差，我把它叫做“政府不作为”。
其实，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政府不作为”。太史公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使用老百姓的话，“千里做官，只为吃穿”来说，当官，总得做事。
利益最大化行为动机，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原理。它跟唯物史观也不矛盾。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恩选集》第4卷第233页）。
那么，当官的现在做什么？概括起来，还是以往那句老话：争权夺利。现实官员行为，“权势欲”依然是根本的动机。
眼下，有一句人人认可并躬行实践的官场行为规则，叫做“部门利益化”。这就是说，谋取部门利益，在部门利益中实现最大化个人利益，当事人不再从中捞取个人好处，或者不超过社会通行的好处费惯例，就是周围人们认可的好官。假定部门利益化过程触犯刑律，只要刑律责任人不牵扯利益共同体中的他者，那么，上下其手，共同寻求法律缝隙，便是好领导，好同事。
官员争权夺利，可以任何一种颁行法律为依据。譬如，《行政许可法》原本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温总理称该法的颁行是政府的一次自我革命。但是，实施结果，各地借政府许可法实施机会，重新为自己授权，致使它成为一项新的瓜分公共权力，划分势力范围，获得利益的武器、工具。
争夺权力，当然是为了做事。做什么事呢？除了为市场设置障碍以外，控制财力最为重要。跑部向前，所以成为新时期愈演愈烈的一大景观，正是升官发财的坦途之一。争项目，上工程，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也。形象工程摆在那里，是项目责任人功劳。财力控制，不仅致使社会同人趋之若骛，而且由工程建设结果获得更大的财力控制。周围有功者，便是项目责任人向上级邀功请赏的本钱。部下官多了，官也做大了，直接上司更上一层楼不就顺理成章了。
公共工程，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光彩四溢的建设亮点。其中，最光彩夺目的当属高速公路。即使西部边远地区，脚下的路一改再改，应该是出行的人最深切的感受。
高速公路的起点，非广深高速莫属。香港合和用上市公司方法筹建的第一条路，始建于1985年。1991年，中国还没有高速公路，1999年就超过了1万公里，2001年接近两万公里，仅次于美国。此后，年均通车里程以4500公里左右速度增加，2004年超过3万公里，把位居第三的加拿大通车里程1.65万公里远远抛在后面。
项目建设，成了各级官员念念不忘的升官经。项目建设、项目引进论英雄，排座次，就是各级政府衡量官员成就大小的标杆，于是，环保局引进污染项目怪事也就可以见怪不怪了。
其实，项目不只是形象，更是GDP增长可以得到最快速表现的绝妙途径。一如高考，成了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尺一样，GDP增长幅度成了各级官僚政绩最简单有效的测量衡器。
当GDP成为政绩的唯一标志，政府不作为就是必然的。
按照最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对政府干预持积极支持观念的斯蒂格利茨的说法，一个理想的政体关注的主要问题应当是：受委托责任、公平压力、市场失灵（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在中国的表现，应当首推农民工工资。温总理在中国老百姓心里最鲜明的形象，就是给农民工讨工资。
2005年12月13日曾培炎出席全国第三次清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认为清欠取得重大成就：至会议召开时，全国已偿还历史积欠工程款1620亿元，占2003年底前竣工工程投资总额的87%，其中偿还政府拖欠工程款645亿元，占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总额的91.4%。
具体评述，不能仅仅看历史。只看积欠，成就突出，但是，欠款处在动态过程中，2004、2005年新欠有多少。啊哈，那是一个问不得的话题。木头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劳动部门汇报了本市实际，历史积欠偿还完毕，但是，当年新欠民工工资2000多万元。象我们这样一个年投资规模不过十数亿元的小城市，就有接近2%的工资拖欠，请问，年投资规模占GDP近40%的全国，2%的民工工资该是多大规模？用不着复杂计算，九千万民工，年平均工资八千元，一年不过7000亿元，建筑款工资拖欠就是1200亿元。
工资拖欠，即使按照会议统计结果，也可以知道，政府是市场失灵的主要部分。2003年以前全国工程款拖欠中，政府拖欠竟然达到39%。原本作为市场经济守夜人的政府，如今成了市场失灵的制造者，请问，该追究谁的责任？一个个形象工程后面，都是巨大的债务窟窿，都是从上面钓来的费用，地方配套资金从来没有落实过，好多地方政府公务员的工资都拖欠了好几年，请问，他还能顾得上民工工资？
上帖关于政府责任的三个方面，我们是从最后职能谈起的，矫正市场失灵。
其实市场失灵，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作用——价格机制的必然结果，因此，矫正失灵，也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非常灵敏的晴雨表，一旦产出不及投入，势必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商家退出这类产品生产。因此斯密才会把它的作用机制形象的称做：看不见的手。
其次，现代信用发达结果，导致支付延期。这就是说，支付中的资金周转并不直接反映现实资金存量，换句话说，信用条件下的需要，掩盖了需要前提，并不等于真实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一旦资金支付发生障碍，包括各种投机在内的非真实需要——恶意购买后果才会得到集中体现。总之，经济危机，商品过剩和支付困难，都不是价格机制的毛病，而是作为投机者的人，兴风作浪的恶果。现代信用导致支付成为判定企业行为的准绳，凡发生支付困难的企业，就会引起全社会的普遍警惕。
1998年在香港学习，恰遇红筹股之父胡应湘支付危机。广深高速公路，是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应湘，以项目作为上市公司操作，在香港成功上市的案例。大陆实业在香港上市，被称为红筹股，也包含大陆政治色彩意思在内。胡应湘首开先例，获红筹股之父之名。那年初，合和发生支付危机，当即受到香港交易所警告。严格的监管和信息的及时披露，是阻止支付危机连锁反应的有效手段。被警告者，人身自由，和个人生活消费（出行不能打的规定印象很深）都会受到限制，并受香港全社会所监督。
由此可见，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严明法纪的同义语。当政府不顾支付后果强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哪里是市场失灵？不正是政府由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参与市场打劫行为的强盗了吗？至于公平压力，在政府参与市场打劫、制造压力，并把压力强加在承受压力的弱者身上时，它还会代表社会公正吗？
还是引一段诺思作为结语吧：“对压力的研究使得经济学家陷入窘境。那些依据所谓大众选择发展起来的经济制度使得国家更象黑手党组织，或者术语叫做：极权主义国家。”（《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第166页）
关于受委托责任，个中问题所在多有，怕不是什么秘密。譬如，立法，那是公平压力的基础，但是，根本法为部门法否定，地方法规背离全国法律比比皆是。受委托责任异变为地方和部门谋取利益的工具、手段。运用权力，分割市场、设置准入障碍合法化、普遍化。
譬如，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助理审判员李慧娟，关于汝阳种子公司诉伊川种子公司种子种植合同经济纠纷案的判决，方才会轰动全国。法官以适用法律的基础挑战地方权力机关，最终以其合理的司法行为，为司法屈居于权力的现实的牺牲做出了诠释。一个并不复杂的经济纠纷案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典范，因为它具体揭示了中国当下社会上下位法颠倒普遍的事实。
部门利益化，已经达到猖狂程度，为市场设置障碍、准入条件合法化、普遍化表现在每一个方面。譬如，政府的每一项改革措施，统统都会异变，异变为获取利益的工具。譬如，执法，乃保护人民，制约执法人员的，但是，各地执法局成了老百姓脖子上的又一个绳索。再如，各种技能证书颁发，统统控制在政府部门手中，用来收费、换取利益。部门利益化，和项目或者形象工程，成了地方政府两大类工作，而真正的公共品：公共安全、教育、社会公平、矛盾化解等等，变成了必须绕道的对象。下面这个小故事，是笔者分析的又一个好脚注。
7月15日，温家宝总理视察河南期间，随机停车走进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头村的村民家中。当地村民李剑雷因不满洛阳市区搞创建禁止进城卖桃，向总理“实话实说”，总理现场办公，解决了送庄镇桃农进城卖桃难题。（《郑州晚报》7月28日）
当政府的所有工作，包括非常细小的事务，都需要国务院总理亲自处理时，当政府部长慨叹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时，政府不作为、政府行为扭曲，恐怕就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消息了。
问题的解决，其实很简单：基本路线和GDP增长，不能作为政府及其部门、包括所有公务员工作成就的评价标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作为党在某个时期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内容，只是制定具体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把基本路线作为具体工作的评价标准，乃是当前政府行为扭曲的总根源。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有自身规律，和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并无直接关系。否则，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如此状态，中国GDP增长反而超长，呈现悖谬，便不可理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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