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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郝延平著

在19世纪,中国同西方的贸易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成熟,由此构成了一场商业革命。
导论
资本主义系指一种以财产私有制、企业具有获取利润和竞争的自由,以及个人消费者具有选择的自由为特点的经济制度。当这个制度以贸易而非以工业为重点时,它被称为“重商资本主义”(mercantile capitalism)或“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
就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是用“革命”一词并不恰当,因为中国沿海地区贸易的基本变化已经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是在开始时几乎未被人们所注意。
近代经济部门中,最大份额的利润不是来自制造业,而是来自贸易和金融业。在贸易中,最大部分的货物不是从工业获得,而是从传统部门(农业和手工业)中获得。
中国晚清贸易稳步扩展,部分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和财富不断积累,而且还由于专门化进程持续进行,导致更多的人口流入商业系统。

沿海的自由贸易

广州制度(1757—1842)
广州和公行以外的贸易
广州以外的自由贸易
1684年台湾平定后一年帝国开放海禁时起,实际上便已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进行。
广州制度期间,从1757年到1842年,贸易仅在名义上限于广州,这个城市也绝未取得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
除澳门外,中国和外国的商人也在地处福建沿海的厦门从事贸易,特别是同印度和东南亚进行贸易。
公行垄断的限度
行商掌握主要的货物,而“行外的商人”(也叫“铺户”)法律上获允经营那些在华外国居民个人必需品一类的贸易。
与此同时,兴旺的中国帆船贸易继续存在着;从厦门南驶东南亚和从宁波沿海岸线往北驶抵满洲的帆船贸易,是中国沿海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港脚贸易和英国散商
港脚贸易的兴起
港脚贸易由散商在东印度公司特许的几个商业区域内进行,这个区域一般包括好望角以东整个印度洋和亚洲地区。
英国散商:代理行
两家著名的英国代理行,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是散商在沿海进行活跃的鸦片贸易的例证。
其他自由商人
作为自由贸易商的美国代办行
美国商人和鸦片贸易
除了像同孚洋行等极少数的商行外,大多数美国商行从事鸦片贸易,其中包括最大的旗昌洋行和琼记洋行。
1834年后的自由贸易


货币的新形式

银元的引进
西班牙银元
墨西哥银元
墨西哥于1821年从西班牙手中独立后,1824年就开始铸造自己的银元。
其他银元
在19世纪,加罗拉银元和墨西哥银元是中国主要的银铸币;香港银元;西贡银元1885年发行;美国贸易银元;广州铸钱厂于1889年发行了首批铸币。
作为记算单位的银元
纸币和银行票据的使用
中国私票
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许多地方都在广泛使用私人发行的纸币。
西方的纸币
银行票据:往来帐与过户帐
第一途径是使用银行支票;其次,可做出像在宁波得到发展的另一种过账安排。
鸦片的货币功能
作为货币的鸦片
鸦片在内地
鸦片在内地被作为交换手段使用。
苏州制度
在1850年前后,上海中外商人发展了所谓“苏州制度”,由中国商人从上海携带鸦片到苏州产丝区换取生丝。
新形式的货币数量和意义
晚清时期中国有总共数量为13亿元的外国银元。


信贷的扩展

到了19世纪20年代,由于使用汇票和票据而不用现金,中国对外贸易便日益以信贷为基础。
汇票、银行汇票与拆票
汇票与银行汇票
拆票
拆票(“拆放”或“拆款”)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银行或外国商行放给钱庄的短期贷款。
上海汇丰银行由于买办的帮助,在60年代后期创办拆票。
1911年拆票制度遭到严厉的打击,由上海巨商叶澄衷(1840-1899)家族经营的升大、衍大、大庆3家钱庄宣布倒闭。
庄票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上海钱庄发行的庄票称作“申票”,它在19世纪中叶推动商业革命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日益增加的对外贸易额,钱庄的悠久历史,以及合伙人对其庄票负有无限责任,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庄票在19世纪普遍受到欢迎。
西方贸易商
西方商行经常贷款给中国商人。
中国商人
利用庄票以便利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流动信贷联系,决不是单方面的;拥有多余资金的中国人也常常贷款给外国人。
抵押与内地放款
抵押
除股票和不动产地契以外,西方商人还得到其他形式的担保。其中之一是中国商人寄存在外国人仓库或码头的货物;还有一种担保就使用外国船只装运的中国商人船货。
内地收购的贷款预付
在19世纪60年代,放款给中国商人同时收购茶叶、生丝和蚕茧,是怡和上海分行习以为常的做法。
70年代初放款给中国人去内地收购开始减少,因为对外国商行来说,涉及的风险增加了。
信贷的局限与意义
局限
首先,外国人给中国商人的贷款,部分由于有许多仍然是短期的,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其次,外国贷款的数量不大;第三,沿海地区不少中国商人严重依赖国际信贷,而这一国际信贷是经常变动的;最后,信贷交易对沿海地区商业虽属必不可少,但是它们却并非无风险,因为信贷扩大导致金融上的“买空卖空”和“恐慌”。
贸易必需的信贷
60年代中期汉口的现金支付运动的失败,是对商业信贷需求的最好明证。
利率
在1825年至1844年广州通行利率,“有最好的担保品,流水帐户月息为1%,临时贷款月息一般为2-3%”;19世纪下半叶利率继续下跌,外国商行与中国商人之间私人贷款平均月利息率为1%,年利息率为10%-15%。
利率低的原因:
首先,由于外国商人争相向中国人贷款,利率就趋向于维持低水平。第二,条约口岸通行低利率,是因为在这些地方资本相对安全。沿海地区利率低的第三个原因是担保的方式。

市场的扩大:鸦片贸易

旧广州时代的经营
广州附近的非法贸易中心
从1821年起到1839年鸦片战争时,鸦片贸易集中在珠江口伶仃洋的伶仃岛上。
直到1842年,鸦片贸易的巢窟在澳门、黄埔、伶仃和金星门,这些都是在广州附近。
沿海制度
一些有创业精神的中国商人在优厚的利润诱惑下,于19世纪20年代初开创了一个新的供销网络,即所谓“沿海制度”,借此在东部沿海地区贩卖鸦片。
经济后果: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
条约制度下的鸦片走私
贸易的扩大
在1842年《南京条约》到1858年鸦片合法化这段时期,鸦片贸易遇到种种困难。
美国人于1840年开始将土耳其鸦片装运到中国。
沿海地区的贸易中心
最重要的鸦片贸易中心是在广东沿海,《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广州继续是一个主要的中心。
香港于1842年割让给英国后,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不久就成为鸦片仓库和活跃的非法贸易中心。
厦门和福州终于成为福建沿海鸦片贸易的新中心。
合法化以后的贸易
根据1858-1860年的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了。
作为贸易中心的条约口岸
福州、上海、镇江
垄断的努力与逐步的衰落

农产品的商业化:内地茶叶收购

农产品的商业化,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内地丝茶收购是它再好不过的证明。
茶叶贸易的扩展
农产品商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晚清时期欧美市场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日益增长。
西方市场
国内市场
1855年福建内地茶叶收购业务兴旺,在两方面显示出来。首先,除福州外,福建沿海出现了收购茶叶的其他口岸,如厦门。
其次,对茶叶的需求如此巨大,不但优质和普通的茶叶销售一空,而且一些“垃圾”茶叶也从厦门运往香港。
同时,与外国商行订有供应茶叶合同的本地商人,前往闽江上游直接向生产者收购茶叶。
大规模收购
1854年,旗昌洋行尝试从福州出口茶叶获得成功,此后,内地茶叶收购便极迅速的增加。
怡和在整个60年代继续在福建西北的武夷地区大规模收购茶叶。
中国人的作用
许多中国人,包括茶商、买办和看银师,都在武夷地区的茶叶商业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走向制度化
茶叶收购机制
福建和江西内地茶叶采购和出口有3种主要方式。第一,外国商行派买办去内地直接向茶叶种植者购买茶叶。第二,外国商人与中国茶商订立合同,购买茶叶。最后,外国商人在福州的公开市场上购买茶叶,这种市场上的茶叶主要由中国独立的商人供应。
总的说,西方商人在福州市场收购茶叶比同茶商签订合同买进的茶叶多。
茶商的工作安排
通讯网络
灵活性
茶商有时得到允许在适当的价格范围内收购茶叶。


竞争的加剧

1869年后沿海出口、进口和航运贸易中商业竞争加剧,尤其增强了中国的商业革命。
竞争的精神
1869年在华所有商人面临同等的竞争,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就不存在特别的斗争。
沿海敏感和竞争性的市场
至19世纪中叶,外国商行在两个方面着实展开互相竞争。一种方法是削减佣金比率,以扩大经营;第二种方法是,外国商行日益专注于自身的风险经营,而不作以代理业务为基础的稳妥的经营。
出口贸易
在外国商人方面,茶叶和生丝贸易的竞争激烈,这种竞争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西方市场展开。
运至上海和汉口的内地茶叶
上海于1842年开放对外贸易之后,便成为福建和江西一部分武夷茶的贸易口岸。
汉口于1860年开放对外贸易以后,成为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从湖南北部收购茶叶的主要中心。
运至福州的内地茶叶
第三个内地收购中心是靠近武夷茶区的条约口岸福州。
19世纪中叶外国商人在福建茶区的竞争,在若干方面反映出来。首先,他们在内地加强竞争,这种竞争由于大量收购而常常陷于混乱。
其次,外国商行为了争取将内地茶叶最迅速的运至福州而展开竞争。
再者,武夷茶是全国范围竞争的目标,因为不仅福州茶商、而且广州和上海茶商也到福建内地购茶。
易变的福州市场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茶叶遇到来自印度和日本茶叶的严酷竞争,它便逐渐失去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稳固地位。
内地生丝
外国商行于1866年认识到,一般在中国进行贸易,特别是进行生丝贸易,对他们是无利可图的。
19世纪80年代后中国茶叶和生丝失去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沿海激烈的商业竞争就开始缓和。
进口贸易
一般商品
鸦片
马地臣在1823年开创了将鸦片直接销往东部沿海的“沿海制度”。
在长江上游沿岸,西方商行从1863年春起,加强了他们在汉口和九江销售鸦片的竞争。
航运贸易
西方商人
一个强大的竞争者是怡和洋行,它拥有两艘轮船,与旗昌分享长江轮船运输。
另一个竞争者是太古轮船公司,由英商太古洋行于1872年春设立。
除了美国和英国,某些欧洲大陆国家的人也加入竞争。
1872年前中国人的角色
沿海航运贸易的现代设施能够为中国人所利用,这是他们同西方商人的竞争成为可能。
轮船招商局
1872年设立了轮船招商局。
中国轮船的出现,导致了一个低运费时期的到来。
中国公司的扩展
唐景星1877年与旗昌签署了盘购的最后协议,这样,中国公司成为轮运经营中最大的公司。
1881年怡和建立了怡和轮船公司。
1883年1月,中国公司同另外两家英国公司达成联营协议。


利润的追求

中西共生
广州制度
公行商人和西方商人相互向对方提供种种有益的服务。
条约制度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行商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为买办—外国企业中的中国管理人员所取代。
西方人对中国人友谊的培植
合伙贸易
在华西方商行与他们在国内的委托人,或与条约口岸的中国朋友,在合伙的基础上从事贸易,是19世纪普遍的做法。
对外贸易
国内贸易
内地的合伙制度也包括中国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商品投机。
多样化的投资
中国商人
唐景星在19世纪后半叶投资于许多不同的企业。
德盛同样维持着种类繁多的商业经营。
郑观应在70年代进行其它投资。
西方商人
在独立基础上建立辅助性的商业设施,显示出经营多样化的趋势。
外国商人对投资于几乎所有与贸易有关的领域,都很积极。

面向最大的利润

附股:外国企业中的中国人投资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商人购买外国企业股份的活动—中文称为“附股”—在条约口岸非常普遍。
航运业
英国琼记洋行以这种方式(附股)利用中国资本。
旗昌洋行于1862年创办旗昌轮船公司,中国资本举足轻重。
中国商人也向与航运有密切联系的领域,象仓栈、码头和船坞投资。
保险和金融业
1835年英商宝顺洋行在澳门建立于仁洋面保安行后,立即有许多中国商人认购它的股票。汇丰银行设立伊始,就强调吸收中国资本。
出口加工及其他公司
中国人也在较小程度上向外商出口加工企业投资。
1895年以后外国商人获准在中国条约口岸建立制造业工厂。
数量与意义
在这些附股企业中,许多家有40%的中国资本,其中有一些超过了50%。
附股活动有许多方面的经济意义,首先,没有什么比这些活动更能证明,存在着近代企业容易获得的数量巨大的中国资金。其次,中国投资者对于盈利的前景反应迅速。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资金短缺,而在于投资者方面对官僚缺乏信任。
西方名义下的中国人企业
沿海航运
为了缴纳较低的关税,许多中国人以西方船只装运货物。
许多中国人更进一步在沿海悬挂外国旗帜行使自己的船只。
50年代以后,由于轮船航运的改进,中国轮船向外国当局注册的做法变得更为普遍。
一些中国商人在西方旗帜下经营他们的船只,而另外一些商人则购买轮船,置于西方管理之下。
中国船只在西方旗帜下营运的做法延续到80年代。这种做法到90年代已大为减少。首先,中国当局决定在税收上对中外船只一视同仁,还开始有力的执行只有外国国民才准许悬挂外国旗的规定。
转运单和“假洋行”
为了逃避厘金和其它限制,一些中国商人非法使用专供外商的转运单,在内地和条约口岸间做生意。
一些中国商人有时用西方人的转运单做生意,而另一些中国人则经常用外国商行的名义经营。
巨额骤得的利润
巨额的利润
鸦片贸易获利极其丰厚。
茶叶贸易也是非常赚钱。
骤得的利润


市场风险与不稳定性

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那与大量的盈利机会相伴随的巨大的经营风险和不稳定性。
政治动乱
战争对商业的一般影响
1883年中法在越南的冲突促发了上海的金融危机。
至1853年,太平天国叛乱已是上海的贸易一片萧条。
太平天国叛乱对条约口岸经营条件的另一间接影响是房地产价大幅度涨落。
除了太平天国之外,中国沿海商业也因其它内地动乱而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诸如三合会、捻军和义和团。
战争对外贸的影响
土产品出口,其数量和货值在太平天国动乱的年份略有增长,但如果没有战事,这种增长会更大。
太平天国叛乱引起城市信贷紧张和内地收成破坏—两个损害出口贸易的条件。
收购土产的贸易路线网同样受到破坏。
市场波动
商品价格
茶叶和生丝这两种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无不价格起伏不定。
若干重要原因
这些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供应却大幅度波动,这是价格波动的部分原因。
影响中国市场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世界市场的白银价格。
市场不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钱庄在自身实收资本方面,经常接受大量存款,又放出大量贷款。
投机交易
中国和西方的投机商
沿海商人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日本搞投机。
常规和无所顾忌的投机
简单而普遍的投机方法是低价买进物品,经过短期贮存,或迅即运往其它地方,然后以高得多的价格卖出。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的中国和西方商人进行丝茶投机。
当地和国际汇兑市场的波动也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机会。
1878年香港股票投机达到顶点。
最无所顾忌的活动莫过于新发行股票的投机。
有选择权与有条件的贸易
 
参阅: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26&ID=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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