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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学者论中国之一：亚当·斯密（苏格兰启蒙运动、经验主义）
启蒙运动时代，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有限，多源于道听途说，但若干大师仅凭粗略感觉的某些评述，却让人浮想联翩，对思考今日之中国，亦具一定启迪。个人才疏智浅，欲借助启蒙运动学者之嘴，评述中国若干问题之实质；同时，为裨益于诸友了解大师们的不同风格（同时也是看问题的角度），初步拟选择三类大师：经验主义和个人心理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以及中国启蒙运动较有影响的梁启超。其中，梁启超一文，系数年前心血来潮时的不严谨之作，由于我目前不在内地，无法直接引用原文，故以论述为主，前二者皆依托于直接引文。
1.中国明清时代陷于停滞（以及民众的困苦）：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象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象小狗一样投在水里。”《国富论》（上），商务印书馆第65～66页
2．中国陷于停滞的根本原因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上卷，第87～88页）
特别提示：“贫者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令人感叹！回顾洋务运动、民国时的四大家族、建国后的国有企业、以及近来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及若干产业的迅速发展，为什么总是同权力、而非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中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不是值得深思吗？
3.致：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
“有以下五种主要情况，一方面对某些职业的微薄金钱报酬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又对另一些职业的优厚金钱补偿加以抵销：第一，职业本身有愉快的有不愉快的；第二，职业学习有难有易，学费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安定的有不安定的；第四，职业所须担负的责任有重有轻；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上卷，第92页）
“世上有几种非常适意而优美的才能，若能取得，定能博得某种赞赏，但若用这才能来谋利，世人就会根据意见或偏见认为是公开出卖灵魂。因此，为谋利而运用此种才能的人，所得金钱，不但须补偿他学习这种技能所花的时间、工夫和费用，且须补偿他以此谋生而招致的声名上的损失。俳优、歌剧唱角、歌剧舞蹈家等所以有非常大的报酬，乃是起因于这两个原则：一，才能罕有而美好；二，由于运用这才能而蒙受的声名上的损失。我们在一方面鄙视其人格，在另一方面却又对其才能给予非常优厚的报酬，这乍看起来，似乎很不合理。其实，正因为我们鄙视他们的人格，所以要厚酬他们的才能。假若世人对于这些职业的意见或偏见一旦改变，他们的金钱报酬很快就会减少。因为更多的人要从事这些职业，而竞争势必使他们劳动的价格很快降低。这类才能虽不是一般才能，但绝不象世人所想象的那么稀罕。完全具有这种才能而不屑用以图利谋生的人，实不在少数。”（上卷，第99页）
4.致：研究中国经济的中国大学教授
“有些有思想的医生，认为人体的健康只能靠食物及运动的正确养生方法来保持，稍有违犯，即将按违犯程度的比例而引起相等程度的疾病。但经验似乎告诉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养生方法下，人类身体常能保持最良好的状态，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甚至在一般认为很不卫生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健康。其实，人体的健康状况，本身就含有一种未被发觉的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极不良卫生方法的不良结果。魁奈自己就是一个医生并且是个极有思想的医生，他似乎对于国家亦抱有同样的概念，以为只有在完全自由与完全公平的正确制度下，国家才能繁荣发达起来。他似乎没有考虑到，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结果。这种政治经济，虽无疑会多少阻碍一国趋于富裕繁荣的发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国后退。如果一国没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义，即无繁荣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没有一国能够繁荣了。幸运的是，在国家内，自然的智慧，对于人类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许多恶影响，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做纠正，正如在人体内，自然的智慧，有充分准备，来纠正人类的懒惰及无节制的不良结果一样。”（下卷，第240～241页）
以下为网友讨论
桃花映水鲜
casshhg2001:
这些段落恰巧是我喜欢读的。我不像你一样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仅仅是兴趣使然，读到这些地方，总有齿颊芬芳的感觉。
1、正是斯密说的“中国的财富增长静止于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内“的启发，我才转向中国经济史的新制度分析，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索这些制度的起源及变迁的动力，这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我会努力做好。
2、关于中国古代的人口增长及杀婴现象。根据波斯纳的观点，杀婴是前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人口调节方式。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人口应该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使一个社会的人口数量与土地和生产技术处于一种均衡状态下。人口相对于土地和生产技术的过度增长，通常有人为因素，如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在内。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考虑计划经济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学者，如林毅夫等在讨论中国大饥荒的时候，都是从农业生产破坏的角度出发的，而计划经济对人口增长的过度刺激好像探讨不多（蔡昉等可能有所论及，只是我没看）。
3、关于工资收入。十几年前读本科的时候，还援引斯密的这段话分析过中国的脑体倒挂问题，得了一个高分。时光荏苒，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想来非常痛心的是在年轻的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人教给我读书。所以现在我经常给学生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们却不以为然。
casshhg2001
致3楼：根据最近几个帖子，我感觉我们的研究方向不一样，但交叉或互相补充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法学。其他方面，我可能比较外行，但自信于对斯密的研究。在这里，谈一点自己的体会，也许有助于下一步的交流。
经济学起源于法学，但不同于国内现在的理解。在斯密时代，有两类经济学家：一是实践派（商人或政府官员），他们严格说来不是学者，其经济学也同现在的经济学没有多少内在联系。其二，是学术派，由于当时的学术从属于神学，故是神学的衍生物（一会儿梳理），斯密是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因为他读大学时，正好是苏格兰高校（四大高校深远的专业化、世俗化改革）改革之初（设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和教育制度）；他到牛津读硕士，又在拉丁文的文献中广泛涉猎。返回格拉斯格大学任教，他就可以用牛津神学的学术，同改革后的苏格兰世俗教育相结合，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
从学术发展过程看，上面谈到的斯密经济学，其路线是：亚里士多德同基督教教义——阿奎那——东罗马陷落后的学术西移、至西班牙的苏额勒斯——尼德兰等低地国家兴起后的万民法或国际法（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苏格兰的卡迈卡尔翻译并阐述普芬道夫的著作——卡迈卡尔的学生、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哈奇逊，从国际法的契约理论至价值理论至道德哲学——哈奇逊的学生亚当·斯密系统阐述道德哲学，并形成经济学。
斯密的道德哲学、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逻辑是：
斯密把学术分为三部分：方法论（逻辑学）、寻求自然规律或人与自然的规律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探讨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哲学（法学政治学等）。斯密以第三部分为研究对象（对第一部分，他在《哲学论文集》中的阐述比较系统，在研究方法方面对我影响很大）。道德哲学又分为三部分：神学（相当于现代的标准假设）、基础理论（见于《道德情操论》）和理论应用。在基础理论部分，斯密总结出三种公认的美德“仁慈、正义和谨慎”：“仁慈”是生活的调味品，可以使人类社会更美好（伦理学）；“正义”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支柱（法学和政治学）；“谨慎”是每个人能够存在的物质基础（经济学即在此中）。
由此，我对法学和政治学等也有兴趣，但仅限于启蒙运动时代。当然，由于几年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记得未必准确，大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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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youduz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
中国陷于停滞的根本原因可以归咎于制度陷阱，但落后制度之所以形成并长期保持的原因，可能更值得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