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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转型和劳动力转移

1导言
作为二元经济的典型,我国要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视我国劳动力非常丰富的资源秉赋状态,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建设中心,使得经济发展走向一个死胡同。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顺利的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过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让市场选择的结果就是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非农产品的供给市场从资本密集型产品向劳动密集型市场转移,。
与此同时,很多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从1978年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制度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无论是工业部门(Jefferson, Rawski and Zheng,1996),还是国民经济全体(WANG and YAO, 2003;Chow and Lin,2002;Gapinski,2001) ,技术进步都是很明显的。
按照速水(1995,P16)诱致性技术变革(Induc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理论技术进步通常会沿着使用相对丰富的资源而节约相对稀少的资源方向前进。我国现在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革应该会沿着劳动力使用而资本节约型方向前进。这样才能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进程。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详细分析和验证我国改革开放后技术进步的途径究竟是什么类型?资本利用偏向,劳动利用偏向,还是中性的? 这样的技术进步会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的吸收有什么影响?

2 经济体制的全面市场化
2.1 改革的目标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开始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的过渡。按照比较标准的说法,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目前为之,相对与前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从经济增长的表现来说,我国的这种过渡是相对比较成功的。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现在,平均GDP的年增长率超过了9%,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从1978年到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1%, 而1952年到197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看成是市场体制不断深化的结果。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较,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配置资源的方式的不同,市场经济的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为价格机制。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所以价格信号集中了市场的供求关系,反映了市场的稀缺程度。反过来,通过价格的变化又可以调节市场的供求。微观经济主体,通过价格来判断自己的比较优势,来调节自己的生产,削减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衡量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准是判断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机制是否存在着扭曲,是否反映了市场的供求关系。如果说价格机制的有效性是判断市场经济深化水平的外部指标,那么自由的竞争机制是保证价格调节机有效的基础。通常,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它的价格机制也是非常有效率的 。只有自由的竞争,资源通过市场来配给,达到我们所说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反面,它完全扭曲了价格机制,压制竞争,以行政的手段来配置资源。因此,我国的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要不断的撤出。但是由于存在这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过程注定是比较漫长和曲折的。

2.2 传统的计划经济
要分析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就有必要从我国的计划经济开始说起。
在建国后,面对着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我们为了实现“赶英超美”的所谓“超越战略”,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当时的国家指导者认为这样的战略可以克服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贫困的农村人口,很难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需求的现实。他们认为选择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可以超越这个阶段,提前实现我国的工业化(林、蔡、李,1995)。
因为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当时刚刚建国,我国最缺的就是资本。这样的战略和我国的资源秉赋状态是不一致的。要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实现我们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自由的市场经济肯定是行不通的。于是,我国制定了由歪曲的制品和生产要素价格政策、中央集权式的资源分配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所构成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林、蔡、李,1995)。其中歪曲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是整个计划经济的核心;而后两者可以看成是对前者的保证,用国家的强制力保证价格的长期扭曲。
扭曲的价格主要包括低利息、低工资、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低农产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众所周知,如果价格被认为的压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对需求存在一个刺激作用,对供给存在一个抑制作用,导致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一个缺口。在扭曲的价格体系下、要保证这些被扭曲的部门的生产的顺利进行,和短缺的资源能够顺利的配给到需要的部门,就必须要采用中央集权式的资源分配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来保证。比如要获得低价格的农产品,以保证工人低工资不受食物高价格的挤压,就必要建立人民公社这样的”政社合一”的机构来保证农业的生产。
没有了价格机制的作用,就不能正确和及时的反映资源配置的状况;同时集权式的资源分配和忽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自主权的机制是比较僵化的,缺少灵活性。所以说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是缺乏效率的。

2.3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走向死胡同的时候,我国在1978年后开始了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之旅。这个体制就是以市场为中心配置资源,其核心就是建立一个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体系。供不应求,市场价格会上涨,从而刺激生产以达到供求的均衡;供大于求,价格下跌,生产者会削减生产以达到市场的均衡。
由于,价格扭曲是由许多外在的政策所带来的,改革必须先废除这些带来扭曲的政策;所以从顺序上看,价格改革的开端不是以直接的价格改革来体现。首先的改革是以增进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自主性开始,这主要体现在1979年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 ,以及1980年从山东开始对企业的“利润包干制度”等制度的实施。同时集权式的物资管理体制也开始放松,国家计划控制的物质种类不断的减少。这可以看成是为建立有效率的价格机制做预先的准备。如果不增进微观经济主体经营的灵活性,不放松中央集权式的物质分配和管理体制,完善的价格体制也永远是海市蜃楼。不管这个改革的过程是否有意的设定,但是这个改革的顺序是最合理的。
虽然价格制度的正式开始是在1985年以后,但是在从1978年-1985年,市场的原理已经开始导入,政府制定价格的时候会根据资源的稀缺适当的调整价格;对供不应求的产品会适当提高价格。到1985年以后,价格改革正式导入,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商品的特性,逐渐实行价格的自由化。对于同一商品,计划内的部分由政府决定,计划外的部分由市场决定,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双轨制(Qian,2000a)。计划外的部分的比例随着非国有经济的扩大而不断扩大,计划所控制的部分不断的缩小。虽然这样的一个过程存在不公平和“寻租”现象,但是这样的一种改革对于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而言,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Qian(2000b)称这样的一种改革是没有利益受损者(Without Losers),所以改革的阻力很小。到1993年,市场价格支配的比例已经占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95%,农产品收购总额的90%。至于工业生产中指令性价格所支配的比例从1979年的70%下降到5%(林、蔡、李,1995)。到1994年为止,在微观经济经济主体取得经营自主权同时,比较完善的价格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了。
价格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以农业生产为例。Lin(1992)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后10年农业的产出增加主要是因为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导致了农业产出的增加。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对农民的生产有一种激励机制;同时上涨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也使得农业本身的积累增加,从而带来农业产出的持续增加。
政府在退出微观经济控制的时候,宏观经济调控上的能力还是非常的有限,比如货币政策中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准备金制度实施所必须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成了当务之急。Qian(2000a, 2000b)把我国的改革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1979到1993,主要为逐渐导入市场激励机制和市场分配物资的范围,但是旧有的制度“不破”;第二阶段为1994年以后,在支持市场经济系统的制度导入的同时,旧有的制度也被逐渐废除,我们可以称之为“既破又立”。在后一个阶段,制度面改革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比如在金融面,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保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财政面,实施了“分税制”,规定了地方和中央的税收权利。经过最近的10年,宏观调控的经济体制也初具规模,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顺利的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经济高速发展,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场改革还是一场未尽的事业,还有有些扭曲市场的因素存在,这主要是指劳动力的城乡间的流动还存在户籍制度这样的障碍。关于这一点,将会在接下来的本书中详细论述。


3 产品供给市场的转型
3.1 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
一国的生产结构必须按照国内的资源秉赋状况,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确定产业的结构,这样经济才能够充分发展。
这里我们用一个“一国两产品两要素模型”做一个对资源秉赋和生产结构的简要说明。如图11.1,假设横轴和纵轴分别为劳动的投入量,两个产品的的等产量曲线分别为A和B。因为是在同一市场中,要素的的价格应该是相等的,也就是说A和B的预算约束 和 曲线斜率应该是相等的。很明显,对于生产A和B所消耗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我们有如下关系 。相对于一单位的劳动,A产品消耗更多的资本。也就是说,相对来看,A产品是资本密集型劳动节约型的,B产品是劳动密集而资本节约型的。比如,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相对于纺织业来说,就是资本密集型的。对于劳动力相对比较丰富的我国来说,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B产品是有利的,比如纺织。而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农业剩余劳动已经不在存在,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比较的丰富,生产资本密集型的产品A是比较有利的,比如汽车、电子等。现实也证明这向的分工是合理的.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一国的资源秉赋的状态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完毕,工资开始上升。比较优势开始由劳动转变为资本。表11.1对日本的1950年和1990年的销售额最大的10个工业企业作了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产业结构的变化.1950年的10大工业企业中集中了四个钢铁企业、四个纺织和两个矿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经过了高速发展,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完毕,日本进入发达国家之后的1990年,10大工业企业变成包含了五个电子和四个汽车企业,基本上都成了资本密集型产业。

表 11.1 1950年和1990年的日本10大工业企业
1950年 1990年
顺位 企业名 产业 销售额
(亿日元) 纯利润
(亿日元) 企业名 产业 销售额
(亿日元) 纯利润
(亿日元)
1 东洋纺织 纺织 414.13 21.67 丰田汽车 汽车 79980.5 3608.0
2 八幡制铁 钢铁 362.72 18.05 松下电器 电子 42487.6 1450.4
3 富士制铁 钢铁 276.56 12.12 日产汽车 汽车 40055.5 853.8
4 钟渊纺织 纺织 238.51 8.93 日立制作所 电子 35252.5 2208.4
5 三井矿山 矿业 228.94 1.52 东芝 电子 30608.9 968.7
6 日本制管 钢铁 228.77 3.07 日本电气 电子 27606.8 749.0
7 大日本纺织 纺织 214.47 14.45 本田技研 汽车 27488.6 532.2
8 三菱矿业 矿业 213.99 -5.97 新日本制铁 钢铁 25731.2 970.5
9 吴羽纺织 纺织 158.65 18.42 三菱电机 电子 23878.3 1353.3
10 川崎制铁 钢铁 155.44 11.62 马自达 汽车 20455.7 265.8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入门》P380-381.

3.2 比较优势和我国的产品市场的转型
很明显,我国是一个劳动力非常丰富的国家,据估计我国农村有超过1亿的剩余劳动的存在 ,根据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可以看成是一个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状态。重点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才能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原有的在计划经济下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战略的经济结构,需要大量的资本,是一种典型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忽视了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秉赋,从理论上是行不通的。
传统的计划经济,为实现所谓的“超越战略”,采取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重点建设集中在以机械等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的产业。对于原来就比较落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的战火,刚刚建国的中国来说,资本积累的基础非常薄弱。为达到资本积累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必然会从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农业中榨取资本积累,使得农业的生产自身很难积累资本,生产自然得不到提高。同时抑制人民的消费,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很难得到很大的提高。农业被榨取一直很难自身积累资本,
采取资本密集而劳动节约型的这样的战略,即使经济发展也很难创造大量的就业,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转移出来,社会的充分就业状态就很难达到,工资也自然很难上升。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中,国家为了实现工业的充分就业,就必须控制农村剩余劳动的转移,从而制定了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隔离了城市和农村,为现在的城市和农村的巨大格差埋下了祸根。30年计划经济的实践,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却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这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的发展战略,实践中也证明了它的失败。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市场机制的开始发挥作用,被压抑了的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一个逐渐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中,微观经济主体开始根据市场价格所反映的资源的稀缺状况,发挥自己的经营主动性,不需要外界的干预,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样,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也随之迅速的发生变化,产品市场的结构开始由资本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移。图11.2以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机械产业为例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尽管统计的口径发生了变化,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从1985年以后,机械工业在总工业产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到2000年以后基本已经下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准,在4%左右。
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迅速扩张。扩张最迅速的应该要算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了。虽然它们的初期开发需要大量的资本,但是到了1980年代,这些产品在发达国家已经普及,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大规模的生产组装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这时它们已经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计划经济下被压抑了的消费需求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开始释放,需求和供给一拍即合,导致了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耐用产的迅速普及。表11.2显示了这样的一个普及过程。到2003年,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三大件”在城市家庭中的普及率已经接近或超过100%。由于农村收入相对低下以及供电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的落后,“三大件”在农村的普及率虽然低于城市,但是改革开放后,普及率的增加也是非常迅速的。

 注∶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4各年版
2,在1993年产业的分类标准和统计方法与1993年以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

  

表11.2 改革开放后耐用主要消费品的普及
(单位∶ 台/百户)
  彩色电视 电冰箱 洗衣机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1981 N/A 0.59 N/A 0.22 N/A 6.34
1985 0.8 18.43 0.06 9.57 1.9 52.83
1990 4.72 52.27 1.22 56.85 9.12 83.17
1995 16.92 89.79 5.15 66.22 16.9 88.97
2000 48.74 116.56 12.31 80.13 28.58 90.52
2003 67.8 130.5 15.89 88.73 34.27 94.41
注∶(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光辉的35年 1949-1984》和《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1,1996,2001以及2004年版。
(2) N/A∶资料不可获得。

从这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断的深化,政府的干预不断从市场退出。让市场自由选择,就能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秉赋条件,产品供给市场也会自然由从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


4 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转型

4.1 技术进步类型
在“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非农劳动力雇佣的扩大问题;也就是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部门如何最大的发挥自己吸收雇佣的能力,消灭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从农业过向工业国的过渡。显然,改革开放后,让市场自由选择,我国的产品市场在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固然会对劳动雇佣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一个方向性问题,这对劳动力转移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另外一个因素――技术进步却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的数量、从而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动态来看,现代部门的扩张通常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为发生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路径通常分为三种∶偏向劳动利用型,偏向资本利用型以及所谓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劳动雇佣的影响自然是不一样的。
很多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从1978年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制度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无论是工业部门(Jefferson, Rawski and Zheng,1996),还是国民经济全体(WANG and YAO, 2003;Chow and Lin,2002;Gapinski,2001) ,技术进步都是很明显的;而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技术进步是停滞的或者进步非常缓慢的。
按照速水(1995,P16)诱致性技术变革(Induc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理论,资源或者生产要素的秉赋的状态通常会决定技术进步的方向∶技术进步通常会沿着使用相对丰富的资源而节约相对稀少的资源方向前进。我国现在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革应该会按着劳动力使用而资本节约型方向前进。这样才能有利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详细分析和验证我国改革开放后技术进步的途径究竟是什么类型?资本利用偏向,劳动利用偏向,还是中性的? 这样的技术进步会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的吸收有什么影响?

4.2 技术进步类型和劳动雇佣
首先,我们用二元经济模型从理论上对技术进步类型对劳动雇佣的影响做一个简单分析,更详细的理论总结参照渡边(1996)。
在图11.3中我们假设EM0为技术进步开始前的劳动边际生产曲线;按照二元经济的假设,OD为生存工资(Subsistent Wage),我们也称之为制度工资,是保障人生存的最低工资。我们知道EM0和DM0交点M0确定劳动雇佣量为OL0,同时决定产出和利润分别为四边形OL0 M0E和三角形DM0E的面积。如果发生技术进步,边际生产曲线会向上方移动到GM1。按照费――拉尼斯(1964)的解释,GM1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它们认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会导致技术进步前的边际生产曲线和技术进步后的边际生产曲线的比率,对应与所有的劳动投入量会按照同一比率向上移动。在图13-3中,技术进步前后的边际产出曲线EM0 和GM1 的比率会固定在M0 L0/BL0。对于相同的劳动投入量OL0,技术进步后的产出为OL0 BG的面积,EM0 BG的面积为技术进步对生产增加效果。
以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后的边际生产曲线GM1为参照,我们在来研究一下其他两个类型的技术进步。首先我们假设在某个经济体系中,技术进步后的边际生产曲线为HM2,与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边际生产曲线GM1的交点为P,我们假定三角形ABP和三角形HGP的面积相等。也就是说这样的技术进步与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增产效果相同。如果雇佣的劳动总量我们保持在OL0,这两种技术进步没有差异。但是我们知道在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出于无限供给状态,这样导致工资一直会保持在制度工资水准OD。所以,这时两种技术进步类型所确定的均衡雇佣量就分别由GM1和HM2与DM0的交点所确定,分别为OL1 和OL2。它们的劳动雇佣效果会产生一个格差L2 L1。费――拉尼斯把图11.3中BL=(A M0―BM0)/M0L0定义为与中性技术进步相比的偏差。很显然我们有BL<0;这种技术进步与中性技术进步相比是一种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节约了L2 L1?BR>同样,我们可以再考虑另外一种技术进步类型。我们假设技术进步后的边际生产曲线为FM3,同样我们假定与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边际生产曲线GM1的交点为P,我们假定三角形BCP和三角形FGP的面积相等,我们还会得到此时的技术进步与希克斯技术进步的增产效果还是一样。如果雇佣的劳动总量我们保持在OL0,这两种技术进步没有差异。这时我们会得到均衡的劳动雇佣量为OL3,它与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雇佣效果会产生一个格差为L3 L1。与中性技术进步相比的偏差BL=(CM0―BM0)/M0L0。很显然我们有BL>0;这种技术进步与中性技术进步相比是一种劳动使用型技术进步,增加了劳动雇佣L3 L1。

4.3技术进步类型和劳动力转移


在分析了非农产业的技术进步类型后,我们把上述的对技术进步的路径的分析结果和二元经济模型结合起来,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图11.4中,左边为农业部门(通常,我们也称之为传统部门)的边际产出,右边为非农部门(通常我们也称之为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出。按照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型,我们知道在点W2,所有的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向现代部门转移完成,这一点被称为所谓的“转换点”。很明显,在图11.4 中,如果要加快这样一个劳动转移速度,尽早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向现代部门转移完毕,更快的到达转换点W2,对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量曲线而言,越平缓(劳动使用型)劳动转移的速度越快。从这个角度来说,采取劳动使用型的技术对我国提早实现工业化是非常有益的。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较高,象东南亚等国的人口增长率年均超过2%(渡边,1996)。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有一个假定――劳动力总量为一定。如果联系实际,劳动力总量一定的假定是不合理的。假设存在一个固定的劳动力增长率为2.1%(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的人口增长率),劳动力的增加,会使得图11.4的横轴向右延长,导致的结果就是Om延长到Om`B,边际产量曲线Mm1也同时变为更陡峭Mm1B。如果使这样,转换点的到来变成一个要不可及的梦。我国从198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的年增长率从2%以上下降到了1%以下,减小了非农产业边际产出曲线的右移,与此同时人口的素质大幅度提高。从二元经济模型的角度来看,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对我国早日实现工业化确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4 我国的非农产业的技术进步类型和劳动力的产业间移动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我国的非农产业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状况。一般而言,随着非农部门经济的扩张,雇佣能力业会随之增加。但是,正如上述我们分析的那样,对于不同的技术进步类型,对于劳动转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导入一个“技术进步类型指数”IEi来衡量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类型, 。这里, 为i部门所占的就业比重; 为i部门所占的GDP的比重。如果IEi随着时间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该部门的劳动雇佣的增加速度快于该部的门经济扩张速度,则该部门是劳动使用型的技术进步。表11.3给出了我国从1979年到2003年整个非农部门,以及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比重,部门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以及“技术进步类型指数”。
就整个非农部门(包括工业和服务业)而言,自从1979年以后就业比重迅速扩张,从30%增加到2003年的51%。与此同时在GDP中的比例也由69%增加到85%。因为就业比重的增加快于在GDP中的比例的增加速度,所以雇佣能力指数也由0.41增加到0.60。所以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的非农产业的技术进步应该属于偏向于劳动利用型的。

表11.3 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GDP比重以及技术进步类型指数
年份
就业比重
GDP比重


非农 工业 服务业 非农 工业 服务业 非农 工业 服务业
1979 0.30 0.18 0.13 0.69 0.47 0.21 0.44 0.37 0.59
1980 0.31 0.18 0.13 0.70 0.49 0.21 0.45 0.37 0.61
1981 0.32 0.18 0.14 0.68 0.46 0.22 0.47 0.39 0.62
1982 0.32 0.18 0.13 0.67 0.45 0.22 0.48 0.41 0.62
1983 0.33 0.19 0.14 0.67 0.45 0.22 0.49 0.42 0.64
1984 0.36 0.20 0.16 0.68 0.43 0.25 0.53 0.46 0.65
1985 0.38 0.21 0.17 0.72 0.43 0.29 0.52 0.48 0.59
1986 0.39 0.22 0.17 0.73 0.44 0.29 0.54 0.50 0.60
1987 0.40 0.22 0.18 0.73 0.44 0.29 0.55 0.51 0.61
1988 0.41 0.22 0.18 0.74 0.44 0.30 0.55 0.51 0.61
1989 0.40 0.22 0.18 0.75 0.43 0.32 0.53 0.50 0.57
1990 0.40 0.21 0.19 0.73 0.42 0.31 0.55 0.51 0.59
1991 0.40 0.21 0.19 0.76 0.42 0.33 0.53 0.51 0.57
1992 0.41 0.22 0.20 0.78 0.44 0.34 0.53 0.49 0.58
1993 0.44 0.22 0.21 0.80 0.47 0.33 0.54 0.47 0.65
1994 0.46 0.23 0.23 0.80 0.48 0.32 0.57 0.47 0.72
1995 0.48 0.23 0.25 0.79 0.49 0.31 0.60 0.47 0.81
1996 0.49 0.23 0.26 0.80 0.50 0.30 0.62 0.47 0.86
1997 0.50 0.24 0.26 0.81 0.50 0.31 0.62 0.47 0.85
1998 0.50 0.24 0.27 0.81 0.49 0.32 0.62 0.48 0.83
1999 0.50 0.23 0.27 0.82 0.49 0.33 0.61 0.47 0.82
2000 0.50 0.22 0.27 0.84 0.50 0.33 0.60 0.45 0.82
2001 0.50 0.22 0.28 0.84 0.50 0.34 0.59 0.45 0.81
2002 0.50 0.21 0.29 0.85 0.50 0.34 0.59 0.42 0.83
2003 0.51 0.22 0.29 0.85 0.52 0.33 0.60 0.41 0.8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

不过,分别对于工业和服务业来说,这两者的技术进步类型的变化又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服务业来说,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它的就业比重和技术进步类型指数一直在增加,就业比重已经由原来仅有的12%增加到2003年的29%,而服务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只是从1979年的0.21 增加到2003年的0.33;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技术进步类型指数的增加,从0.59到0.88,
也就是说我国的服务业一直是采用的偏向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进步。而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鼓励工业发展,而压制服务业的发展。在1979年我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仅为13%。
但是,我国的工业的就业比重和技术进步类型指数都是在1980年代上升,到1990年以后成下降趋势(图11-4)。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工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但是进入1990年代后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
以上这一现象,再用我们在第四章中导入的劳动雇佣弹性的概念(G(Li)/G(Yi),G(Li)为i部门的劳动雇佣增加率,G(Yi)为该部门的生产增加率),来进行验证。劳动雇佣弹性用来衡量经济各部门劳动雇佣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概念是相对与技术进步类型指数,所以劳动雇佣弹性更能准确的反映各部门的经济增长和劳动雇佣增长的关系。
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各部门的就业对整体劳动转移的影响。我们用该部门的劳动雇佣弹性与该部门的就业在总的就业中的比例相乘,得到一个加权后的劳动雇佣弹性,以此来分析非农部门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该部门雇佣的变化对全体雇佣的影响(渡边,1996,P148)。 表11.4 给出了从1980年到2003年各部门劳动雇佣弹性和加权后的劳动雇佣弹性的一个变化趋势。

表11.4 我国的劳动雇佣弹性和加权劳动雇佣弹性 (1980-2003)

年份 劳动雇佣弹性 加权劳动雇佣弹性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80 0.911 0.847 1.294 0.626 0.154 0.169
1981 0.204 7.915 1.030 0.139 1.449 0.140
1982 0.307 1.164 0.384 0.209 0.214 0.052
1983 0.098 0.424 0.618 0.066 0.079 0.088
1984 -0.065 0.741 0.578 -0.042 0.147 0.093
1985 0.481 0.574 0.245 0.300 0.119 0.041
1986 0.154 0.833 0.621 0.094 0.182 0.107
1987 0.163 0.509 0.606 0.098 0.113 0.108
1988 2.073 0.621 0.671 1.230 0.139 0.123
1989 -0.479 0.233 1.161 -0.288 0.050 0.213
1990 1.056 4.071 3.394 0.634 0.871 0.628
1991 0.194 0.078 0.160 0.116 0.017 0.030
1992 -0.252 0.111 0.291 -0.147 0.024 0.058
1993 -0.546 0.177 0.859 -0.308 0.040 0.182
1994 -0.216 0.195 1.145 -0.117 0.044 0.263
1995 -0.286 0.202 1.867 -0.150 0.046 0.463
1996 -0.227 0.318 0.852 -0.115 0.075 0.222
1997 0.031 0.215 0.238 0.016 0.051 0.063
1998 0.188 0.049 0.190 0.094 0.012 0.051
1999 0.666 -0.130 0.171 0.334 -0.030 0.046
2000 0.294 -0.099 0.262 0.147 -0.022 0.072
2001 0.210 0.043 0.174 0.105 0.010 0.048
2002 0.164 -0.306 0.416 0.082 -0.066 0.119
2003 -0.143 0.119 0.432 -0.070 0.026 0.126
1980-1984 0.291 2.218 0.781 0.200 0.409 0.108
1985-1989 0.478 0.554 0.661 0.287 0.121 0.118
1990-1994 0.047 0.926 1.17 0.035 0.199 0.232
1995-1999 0.074 0.131 0.664 0.036 0.031 0.169
2000-2003 0.238 -0.075 0.291 0.066 -0.013 0.091
注∶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版


对于服务业,虽然它的弹性还是一直大于零,也就是说服务业伴随着经济增长一直是净流入部门。不过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90年代前半的劳动雇佣弹性最大,说明了在这段时间里服务业吸引劳动的能力最强。随后,逐渐下降,到2000年以后下降到只有0.091。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我国的服务业的劳动雇佣能力对全体劳动雇佣的影响已经比较小了。
对于工业,改革开放之初,加权劳动雇佣弹性高达0.409, 经过80年代后期的有所下降,90年代初又有所恢复。但是90年代后半一直下降,到2000年以后居然为负数。也就是说明了到了2000年以后我国的工业的吸收劳动雇佣能力已经趋向于饱和。工业部门的雇佣反而成为了净劳动流出部门。
这种反常的现象,主要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1)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存在结构性失业。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工业部门的失业人口还没有显现出来。到了19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化,导致大量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使得工业部门的雇佣相对减少。(2) 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内的工业产品市场已经从1980年代的卖方市场转向了1990年以后转向卖方市场,产品市场的竞争加剧,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必须加大资本投入,导入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大,我国的主要工业制品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即使有我们的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也必须加大资本投入,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所以在内外市场的夹击之下,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已经由1980年代的偏向劳动使用型在1990年代后变为偏向资本使用型的技术进步。必须指出的这样的变化,对我国加快实施工业化的战略是不利的。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户籍制度对分析结果的影响。由于我国还存在着户籍制度,限制着人口的自由流动,以至于劳动力的部门间的转移不仅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类型相联系,也与户籍制度的松紧变化相关。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指出的那样,在8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加大了管理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的力度,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的转移变缓。制度条件的变化也在客观上影响了我们的分析结果。

5户籍制度的存在对非农部门技术选择的影响


在本章的开始部分我们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还存在一个很大的扭曲市场的制度存在,那就是户籍制度。这种户籍管理制度和其他国际实行的居住地登记制度不同,其目的是把城乡人口的分布和劳动力配置固定(蔡、林,2003)。
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实施,到改革开放之前,户籍制度一直被严格执行,人口迁移,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会被受到严格的限制。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的执行虽然有所放松,但是这种制度的存在还是为劳动力的自由配置产生了障碍,导致了经济的非效率。接下来我们就分析这种城乡隔离的后果对企业的技术的选择的影响。
城市作为非农就业的主要据点。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农村向城市劳动力资源的转移产生了障碍。象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设置了很多严格的条件,比如需要(1)身份证,(2)乡镇或县级政府签发的”外出就业许可证”,(3)公安部门发行的“暂住证”,(4)城市劳动管理部门的“就业卡”,(5)劳动管理部门的“就业培训证明”,(6)出生学校的“毕业证书”,(7)医疗机关发行的“健康证明书”,(8)出生地的“结婚证”和“出产证”等(王,1995,P447)。对企业的雇佣农民工的比例做出非常严格的比例限制;并且对某些高收入行业,比如金融业等,禁止外来人口的就业;并对违反规定采用外来人口的企业实施惩罚。
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城市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受到了控制,使得城市工人的实际和名义工资的上涨,造成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接下来我们用图11.5
来分析这种城乡隔离的后果对企业的技术的选择的影响。
我们考虑一个只使用劳动和资本的二要素模型,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为劳动和资本的使用量。假设在没有户籍制度的情况下,等成本曲线为直线AB所表示,这时的等产量曲线为与AB相切的曲线Q1,切点为a为生产点。这时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量分别为L1,K1。
但是由于存在户籍制度,城乡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受到限制,使得城市的非农部门的工资扭曲,高于没有户籍制度时候的水准。这时的等成本曲线变化为AB0,等产量曲线变化为Q2,这时的生产点变化为b,这时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量分别为L2和K2。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生产量缩小。
如果我们扩大生产规模到Q1,这时新的等成本曲线变化为与AB0 平行的A1B1,生产点变化为c。这时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量分别为L3和K3。相对于没有户籍制度情况下的要素使用量,企业采用的是更偏向于资本使用型的技术,我们发现劳动节约使用了L3 L1。
从这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户籍制度的存在不仅直接的阻碍了剩余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间接上也造成了企业更偏向于采用资本使用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延迟了我国的工业化的时间表。


6 小结
改革开放后,我国顺利的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我国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秉赋得以充分发挥;产品市场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产品向劳动密集型耐用产品转移,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了农业人口大量的向非农业转移,1979年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只有30%,到2003年非农就业比例已经增加到51%。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使得我国的非农产业部门技术产生明显的进步。不过,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对于工业和服务业,他们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雇佣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由于服务业面对的主要是国内市场,所需的技术要求不是很高,所以服务业在改革开放后一直采用的都是偏向劳动利用而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吸收了大量的非农劳动力。将来,服务业部门会成为我国将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中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在1990年代后国内市场从卖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开始实施偏向资本利用型技术,对劳动力的雇佣能力下降。到2000年以后,工业部门竟然变成了劳动力的净流出部门。这对我国的加快实施工业化的战略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同时,我们的分析也指出户籍制度的存在不仅直接的阻碍了剩余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了资源价格的扭曲――劳动力工资高于均衡水平,间接上使得企业更偏向于采用资本使用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影响了非农产业的劳动雇佣能力,延迟了我国的工业化的进程。改革户籍制度已成为了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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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8&ID=5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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