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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红”事件的弦外之音

[作者按]  以下是本人数天前就苏丹红事件所作随笔,刊登于《国际先驱导报》,并被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转载,今日拿出,希望引起大家更进一步的讨论,权当抛砖引玉。

  苏丹红一号是一种红色染料,用于为溶剂、油、蜡、汽油增色以及鞋、地板等的增光。研究表明,苏丹红一号具有致癌性,中国和欧盟都禁止其用于食品生产。2005年2月18日,英国食品标准署就食用含有添加苏丹红色素的食品向消费者发出警告,并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亨氏、联合利华、麦当劳等30家企业生产的可能含有苏丹红一号的产品清单。截至2月21日,清单上的产品增加到了419种,这些产品包括虾色拉、泡面、熟肉、馅饼、辣椒粉、调味酱等。英国食品标准署已下令召回上述食品。这一事件引起了世界媒体的一片哗然。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质检部门加强对可能含有苏丹红一号食品的检验监管,严防含有苏丹红一号的食品进入中国市场。尽管如此,国内的一些跨国企业,如联合利华、麦当劳也难免不受牵连。媒体甚至把麦当劳近期的降价行为与其部分食品可能含有这种物质联系起来。

  苏丹红事件牵涉到食品安全,而食品安全虽是渐渐步入人们视野的重大农业问题,却也不值得小题大做。很简单,在苏丹红之前不也有二恶英、疯牛病、禽流感、SARS吗?哪一个不是来势汹汹?值得注意的是苏丹红一号在1995年就被认为可致癌物,但当时消息一出便可谓石沉大海,如今却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全球关注,各国纷纷加强监管。一个在过去只引起国内范围关注的食品安全事件,如今却得到一致的广泛关注,其中很有名堂,需要一个解释。

  我们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里,食品等原料来自全球供应。不知不觉中,我们在一月的严冬里享受到了过去怎么也不敢想的西瓜、草莓、西红柿,这些除了我们自身在大棚里种植的果蔬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气候温暖的国家和地区。我国进口了许多种特色果蔬及加工食品,原产地中不乏一些水质量和生产加工过程中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因此进口食品曾经引发了一些令人关注的疾病,如来自泰国椰子布丁的弧菌,来自我国某些地区的蘑菇罐头里的葡萄球菌。我们为经历更大的食品安全问题纯属侥幸,这需要归功于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食品储藏和烹饪加工,甚至是好的运气。

  贸易是双向的,我国也出口了大量的生鲜及加工食品。我国尚未进入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的阶段,农产品出口能力仍是衡量我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如果我国政府授权职能部门拒绝安全标准较低的国家的食品进入,那么安全标准更高的国家也会拒绝我们的产品。结果就是贸易争端。我们眼见的是,贸易摩擦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滞国际原料贸易。从而,一个全球范围的基于越发精细的贸易分工链及生产链形成了,但这也就构建了问题的源泉。

  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源于上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但直至二次大战结束之际的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式微,这主要表现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分工关系的削弱,以世界工业分工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分工日益普遍化。新的国际分工保留了过去垂直的分工格局,同时工业国家,包括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加速。同一工业部门内部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地被各国采用,同一产品不同工艺的国际分工广为盛行并日益细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越来越失去传统色彩,更多的是复杂加工与简单加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与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工序(及零部件)与劳动密集型工序(及零部件)之间的分工,等等。20 世纪90 年代,在上述分工格局深入发展的同时,在高层次又出现了部门之间的分工,这就是知识产业与普通产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形式的多样化和日益深化、细化,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大发展。但发展中的国际分工产业链不成熟的一面在于,各国只负责自己所处产业链上的一段,产生了众多的卸责行为。

  国际分工是果,它的大行其道必须建立在相对成熟的国内政策及技术变迁允许的速度之上。Sherman Robinson在《全球化、贸易改革与发展中国家》一文中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归结为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及技术的长期影响。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加速了高通胀的形成,这一期间商品实际价格较高以及负实际利率刺激农民扩大生产的能力。而随后的80年代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和农产品价格供给遭遇了疲弱的需求。富余的原料使一批国家先后从中脱离,向更高的产业链升级,加快了世界原料供给的专业化生产。众多国家的农业政策也加强了专业化生产。其中,我国于70年代末推动的农村改革,包括分散经营、对农民进行价格刺激均使农产品生产显著增长。60年代至70年代欧盟还是谷物、肉类和食糖的净进口国,但是它通过不断修订的共同农业政策(CAP)进行大量农业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从而一月。成为这些产品的净出口国,此外,美国的“农场支持政策”导致了大量剩余及农产品出口的增加。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改变其进口替代政策,更倚重自由市场与国际贸易。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通过通过对非洲最穷国家的跟踪研究表明,这些国家也废除了不利于农业的政策,提高食品的生产能力。生产技术的提高也在不断进行。一些发展中国家以环境退化为代价提高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产品的营养质量。这些潜在的提高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养活并解放一部分人并使之提高分工水平;二是为工业的国际分工提供充足的原料。无论是以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技术进步,都造成了产量的增长以及生产能力的潜在提高。这些潜在的提高解释了为什么工业企业家认为食品技术是“人类历史上不断革新的、影响食品经济最重要的科学工具”,而且一项革新将“创造奇迹,帮助我们养活一个饥饿的世界”。

  经济学家们一直相信,分工结构时呈螺旋式上升的。处在低端的是食物生产的国际分工,紧接向上是农产品的国际分工,它向处于上方的可提供工业原料的国际分工演变。人类社会食物生产的国际分工已相当完备,只是欠缺更好的分配机制。农产品(特别是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的国际分工还是如火如荼的激烈交锋。所以,从近期苏丹红事件中不难发现,因为苏丹红事件而召回的产品不仅有食品,也有工业产品。这是国际分工状况的真实写照。

  苏丹红事件中我们发现,涉及的企业以跨国企业居多,著名的联合利华、麦当劳等也列于其中,是全球采购连在作祟。国际分工链与全球采购链是一币之两面,缺一不可。

  我们人类在享受越来越多品种的美味的同时,可别忘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水平国际分工基础上的。食品安全甚至整个原料安全将再也不是世界一隅的问题,它会牵一发而动全身。Adam Smith在斯密定理中就描述道,分工水平受市场容量的限制。如今越来越高水平的分工预示着市场的藩篱逐渐被打破,国际分工双刃剑的本色将更为显著,其负外部效应就是原料生产的国际分工带来的卸责行为,这恐怕就是苏丹红事件引起全世界哗然的根本原因。


参阅: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9&ID=5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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