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访谈整理的内容未经白重恩教授审阅，由cenet编辑部整理，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网友tasteconomic问:
我想问白教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现实方面，中国目前面临最紧迫的经济问题是什么？
一个有关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该如何安置的问题，面对社会贫富差距采用什么政策好？
白重恩：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1，可能引起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引起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
关于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对于收入不平等，主要是机会不均等，其中包括包括腐败带来的机会不均等。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原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大的历史包袱，在农村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所以劳动力的供给，特别是简单劳动力的供给是超过需求，所以一般工人的工资很难增加，而对那些技能比较强的人的需求是比较强的，所以他们的工资增加比较快。因为这样的历史原因，不同的人的收入差距就比较大。要解决收入不均衡的问题，有些是应该采取的措施，有些措施表面看很合理，但是不一定会成功。应该采取的措施就是要消除机会不均等的问题，特别是防腐败和反腐败。反腐败的短期的解决办法是严打，而每次严打以后腐败又会回来。长期的解决办法是要改革制度，改革制度有三方面：一，是减少腐败的机会，腐败的一个根源是政府对资源或者生产要素的控制太多，比如说对资金、土地、批件等的控制。当政府有这些控制的时候，有控制权的人就有机会腐败，要减少腐败就要减少这样的机会；二，是要加强对腐败的监督。其中要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三，加强对腐败的惩罚。不光要加强惩罚的力度，而且要让腐败者很难逃避惩罚。这些都是些制度上的改变。除了防腐败以外，教育的普及也是减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收入的差距主要是来源于技能的差距，而教育的普及是缩小技能差距的必要条件。还有些看上去很合理的措施，成功的机会很小，条件反射并不总合适，比如说有人建议征收遗产税，但如果遗产税率太高，很多富人会把他们的资产转出国外，以此来逃避遗产税。另一个提议是提高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这种手段往往效果也不好，因为税率越高逃税现象越严重。
2，金融风险。我们的经济系统中，金融的风险相当大，主要表现在银行业和证券业。在银行业有很多呆帐坏帐，减少坏帐率成为银行的一个绩效指标。银行的反映是增加贷款量，扩大分母，以此来减小坏帐率，带来的后果是更多的坏帐产生。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有一天坏帐会多到我们不能负担，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证券业还有证券公司挪用客户的资金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投资失败以后最终需要政府出面来尝还客户的资金，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也会大到我们难以承受的程度。
这位网友问的是目前中国面临最紧迫的经济问题，我建议重问一个问题，不问什么是最紧迫的问题而问什么是最关键的问题。前者一般是短期问题，后者可以是长期问题。如果我们只关心最紧迫的问题，可能就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长期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一个关键问题是有那些政府失灵，以及有那些市场失灵或市场缺失。政府失灵是指政府没有起到它该起的作用，而起来一些他不该起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证券业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严格监督证券公司，禁止他们挪用客户资金，如果政府做到这点，当证券公司亏损或者倒闭时对客户的直接影响就不会太大。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也不会太严重，政府就可以不去拯救这样的证券公司。政府不该做的是，每次证券公司出问题，都去拯救它。这样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问题，证券公司会不断地亏损，而政府会不断地去拯救，形成恶性循环。刚才我们说的分配不均问题里，我也说过不能依靠定期的严打来短期缓解腐败，健全制度是关键问题，普及教育也是关键问题。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解决问题的长期的办法是培育市场，是企业改制的过程更透明更市场化。
产业结构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认为制造业发展过快，第三产业发展太慢。短期的反映是政府的政策向第三产业倾斜，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解决问题的根源在于找出产业结构是蘅的原因，是否是政府的不当干预造成的产业结构失衡，如果是的话应该减少这种干预，而不应该增加新的干预。产业结构失衡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市场失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针对这样的市场失灵找出解决的办法。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要回答如何安置失地农民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土地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好处有两方面：一是土地给农民带来了稳定的就业，二是土地给农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当农民失去土地时，他们就失去了这种就业和生活的保障，对他们的安置需要解决他们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
网友tasteconomic问:
中国的经济学与以欧美为代表的经济学最主要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以经济学为职业的人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训练和文化修养呢？谢谢
白重恩：
我建议把差距改为差别。国内也有很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吴敬琏是一例。国内经济学和欧美经济学的差别一个根源，是大环境不同。首先是消费者不同，在国内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消费者是媒体，按照吴敬琏的说法，媒体很大程度上决定谁是著名经济学家。而在欧美，经济学的主要消费者是学术界，同行决定谁是好经济学家。因为消费者不同，经济学家所做的事也不同。在国内，要提供媒体需求的产品，在欧美做的工作希望同行的欣赏。具体来说，经济学有两种成分，一种成分是科学的方法，另一种成分是艺术。在欧美经济学家很重视科学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同行能够欣赏这种方法。在中国经济学家很重视艺术，他们必须找到能够抓住当前人心的问题。比如说这位网友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最紧迫的经济问题？”
如何表达也很重要，要满足公众和媒体，表达上需要有一定的娱乐价值。科学的方法和艺术这两个经济学的成分都很重要，应该互相补充。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学和欧美的经济学是有很大的差别，差别在于他们分别重视这两种成分的一种。
网友evenshou问：
在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都很繁荣的前提下，您如何看待民营经济的发展？
白重恩：
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繁荣了，并不代表不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关键是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应该有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在资金获得方面，不应对民营企业加以歧视。
网友songjing613问：
我是一名研一的学生，想考理财方向的博士，该如何准备？可有什么书推荐？另外，公司治理方面有什么最新的研究成果？
白重恩：
想念公司理财方向的博士，也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准备。一是掌握科学方法，对公司理财比较有用的方法包括契约论或是信息经济学。这些对研究公司理财的理论很重要。对公司理财方向的经验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2003年出了一本书，《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rporate Finance》收集了过去几年公司理财方向上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作者是Jay R. Ritter。
关于公司治理，现在研究比较多的是新兴市场的金融问题和公司治理问题。有两篇综述文章，一篇叫“Emerging markets finance”，发表在“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03，Bekaert and Harvey。另一篇文章是“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发表在“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3，Denis and McConnell。
网友kinglear问：
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序是先农村（比如农产品价格放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后城市（国企改革逐渐深入）。可以用外生的原因解释这种顺序，比如农村劳动分工水平低，改革容易，又比如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使得城市改革受到阻力。但是这种顺序背后肯定有内生的相互影响，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在几个方面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又比如国企受到来自乡镇企业，外资企业，进口的竞争冲击，随后不得不改革。
现有文献中似乎很少涉及到改革的顺序问题。如果要研究这种改革顺序背后的制度安排，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假入首先进行的是国企改革，那么改革的结果会不会大相径庭？
白重恩：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关于改革的顺序有过一些研究。比如说，Dewatripont and Roland 199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的文章：The Design of Reform Packages under Uncertainty,研究的就是改革的最佳顺序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放地比较后有很多原因。不少文章提出了各种理由。我自己在这些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一个理论是，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起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保证了基本产品的供给。如果贸然改革，可能会带来问题。另一个理论是，在改革初期，国有企业在保证政府财政收入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总的来说，改革国有企业需要很多的条件。改革初期没法满足。所以，必须把国企的改革放到其他一些改革之后。
网友west coast jazz问:
在2005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了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一位叫舒尔茨的经济学家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之后很多媒体都在利用温总理的这句话来批判当今的主流经济学者，并给主流经济学扣上一顶＂富人的经济学＂的帽子，涂上＂不道德＂的颜色，说当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只研究富人的经济问题。白老师，您作为一名研究主流经济学的学者，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的？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怎样才能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又不失去其科学性呢？
白重恩：
我不同意主流经济学是富人经济学的说法，有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很关心和一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不少经济学家在研究收入分配的问题。在我本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中也谈到在改革初期当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不应贸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原因就是私有化可能带来大量工人的失业，我不认为这是富人经济学。
某网友问：
请问白教授如何看待北大中心的开放和清华经管学院的保守。
白重恩：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是北大同学提出的，如果是我很欣赏这种举闲不避轻的精神。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影响很大，我很羡慕北大经济中心在北京大学特区政策的支持下和中心学者的努力下取得的成就。
关于清华，我想澄清一下，首先清华没有经济学院。经济系是经管学院中的一个系，只有不到二十名的教师。我不同意清华经济系保守的说法，这几年清华经管学院采取了很多开发的措施，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特聘教授制度。经管学院引进的特聘教授在课程设置，教学方面起来非常重要的作用，让学生有机会上高质量的经济学课程，这对培养经济学人才有长期的正面影响。清华的特聘教授制度对国内的其他经济学院系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很多院系在课程设置上也做了类似的改进。清华经济系每年暑期还免费开办国内高等院校经济学师资培训班，受到了各校老师的欢迎。我承认清华经济系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我们也在继续作努力。
网友Edmond_139问：
请问白教授,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就是从局限假设出发,通过一系列逻辑的推理,从而得出结论的过程.那么不管用数学还是文字,都属于逻辑推理的一种方法.不过数学的推理要严格于文字的推理,则必然有替代的趋势.所以我想问,白老师,您认为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会不会都成为数理经济学的研究? 谢谢:)
白重恩：
经济学研究不应成为数量经济学的研究，经济学直观很重要，不应也不会被数学公式取代。在没有直观的帮助下，数学公式很难帮我们得到有意思的结果。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直观不够用，需要数学工具帮我们把问题想清楚，所以经济学直观和数学工具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经济学直观引导我们运用数学工具，数学工具反过来帮助我们形成新的直观，这两种缺一不可。
网友clf问：
您去年在《国际经济学杂志》发表文章讨论了我们国家地方保护主义对与区域专业化的影响；今年《经济研究》第二期上面有学者讨论了区域差异、市场距离、地方保护主义、政府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对产业结构趋同的正、负方面的影响）；其得出一般结论：区域差异、远离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有助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而政府直接投资则不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产业结构差异化！（仅凭印象，如有出入，请见谅）
而在学生看来：
1、由区域差异、市场距离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趋同或者差异化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有利于市场参与者的竞争并导致规模经济，使得资源有效配置。相反，地方保护主义、政府直接投资无论对地区产业结构有何影响，这种政府行为多偏离了pareto最优配置。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端不用多言；而政府直接投资不仅挤出了私人投资，尤其严重的是其收益为负收益，因为其机会成本更大。（否则将会出现私人投资，有人可能会说有资金的门槛，真是如此么？？？）
2、目前好像很多学者把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看作病态，认为产业结构差异化才是善本。不错，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确这样。转而看我们的市场经济呢？到处是市场漏洞，只要有一个好点子，马上就能拥有一定的市场；接下来的是，全国范围内马上普及（无形之手比政府有形之手效率高的多的多，因为内在时滞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趋同何错之有？
问题倒是在于，产权保护不严格，或者某些政府行为的干预加大了我们的市场经济在由趋同向差异化转化的过程的阻力！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经济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在这里我借用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市场经济也是有着自身的阶段的（萌芽、形成、发展、成熟－新的市场模式）!!!!所以，盲目追求差异化是脱离实际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减少市场经济不同阶段之间的转化阻力，减少制度成本，减少操作成本……
请白老师结合自己的论文给我分析一下子，可以么？
白重恩：
我同意你的观点，政府不应刻意去追求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布的差异化，重要的是如何让市场有效的运行，由市场来决定产业分布。地方保护主义是阻碍市场机制运行的一个重要障碍。我们应该了解地方保护主义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找出对付地方保护主义的办法，我做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找出这些因素。
网友fib问：
白教授，请您从技术角度分析一下近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直接原因？中国模式的特殊性是什么？哪些不利后果在前面？
白重恩：
经济增长有三个因素，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不单纯只包括狭义的技术，市场化程度的增加也会提高生产率。在这方面，中国过去几年有很大的发展。
中国过去25年的发展模式是从长期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其他一些转轨经济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市场机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形成的。在市场机制还未形成之前，需要采取一些过渡手段。这些手段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看，可能是低效的，但给定中国的特殊环境，给定市场机制还处于萌芽期，它们可能又是最佳的选择。很难说，把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拖后解决是否就让它们变得更难解决。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网友richwithme问：
请问白老师如何评价香港各大学尤其是香港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水平？他们在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上有那些经验和不足？在纯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上有什么侧重？
白重恩：
香港各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水平是相当高的，师资比较强。教学计划比较完善。但在博士和硕士的培养上，有规模太小的问题。每年每个学校的经济系，只能找数量很少的博士生和研究型硕士生。因为规模小，所以专为博士生和硕士生开的课就不可能太多。这个缺陷，很大程度上，由师资力量较强而弥补了。
在香港大学，理论研究方面，应用微观经济学研究者较多。以退休的张五常做过非常出色的研究。至今，仍有影响。他退休后，仍有一批很活跃的研究人员。比如说孙永泉教授。他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在政策研究方面，饶余庆教授，王于渐教授，邵启发教授等对香港的经济政策都做过或者正在做很有影响的工作。在中国经济研究方面，刘俏教授，宋敏教授，张俊喜教授等对公司治理有很深入的研究。陶志刚教授除了理论研究之外，对长三角的投资环境也做了很多调查和研究。肖耿教授对国内经济学界普及制度经济学做了很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