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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争论的几点想法 1

我觉得有关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秦晖的观点还是比较中肯的。诸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不要看南方周末版,要看网上的完整版。实际上,“以左的名义抢劫,以右的名义分赃”,这是对中国已经发生的故事的一针见血的刻画。悲哀的是,许多人似乎没有能够理解这二者的逻辑。我的观点是:

首先,从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有产权,有的只是纸面上的公有产权,所谓“全民所有”只不过是文字游戏,如果到今天你还相信,那么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心存幻想。举个例子,你可以声称阳光的产权属于你(字面),但是如果你既无法控制阳光的去向,又无法在你不允许使用时, 能干涉别人使用阳光,那么这种字面的规定有什么意义?除了可以用来阿Q和自慰一下以外,我实在看不出有任何价值。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控制权永远是产权的重要部分,没有控制权,产权就是虚的(你把企业给CEO经营,你仍然有控制权,因为你可以解雇他,你也可以控制你的资产,这不是控制权的流失)。所以说,产权永远是私有的,无非是受控制的方式不同而已。所以,在普选制国家,至少选票还可以折算成国有资产的一点点投票权,在没有选举权和宪政的国家,全民所有就是彻底的谎言。有人拿出西方的例子来说明国有企业应该存在,他不想想,西方是什么政治体制?部长或总理在超市里为自家的婴儿买一包纸尿布都要引咎辞职!在这样的制度下,所谓的国有资产才有可能得到稍微好一点的看顾。但是即使如此,也无法杜绝国有资产带来的腐败;而另外一方面如果企业的经营被盯得死死的,那企业家就失去了经营上得应变能力,决策缓慢,效率低下。结合这两方面考虑,国有资产的存在,既不公平(有权的人有猫腻,没权的人干着急);也没有效率(该灵活的时候管的死死的,而不该灵活的时候,却乱做决策)。那些对国有企业制度还了解不透彻的人,建议读读张维迎的1980年代就写好的“国有企业中的六个不可能定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个人觉得,这是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国有企业最透彻的认识,也是最有洞见的观点之一。所以,越是政治不透明的国家,越不能有太多的“国有资产”,把一大把国有资产交给毫不受人民约束的官员,这比将羊交给狼还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这种全民所有的东西越少越好,越早归到老百姓手中越好。朗闲平的那点对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意见(注意,不是指他所指出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问题)不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亏他还是沃顿金融出来的,真不知怎么学的(怪不的知道狼的老底的沃顿朋友都说狼不厚道)。

其次,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什么是国有资产流失?前面说过,国有资产本来就是海市蜃楼,那么,什么是海市蜃楼的流失?如果诸位真的要较真国有资产的概念,那么我可以给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义,所谓的国有资产应该是一个国家国民的总财富。财政收入是不是国有资产?国有银行的资产是不是国有资产?自然资源是不是国有资产?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者剩余是不是国有资产?在这样一个概念下,我们的国有资产不仅没有流失,反而增加了。你会说,这个概念不对,我们应该以国资委名下的那些企业的资产来定义国有资产。好,如果按这个定义,那么国有资产的增值与保值会意味者什么。首先,如果四大银行不收利息,全部免除这些企业高达数以千亿记的坏帐,那么是不是国有资产增值了?国家财政多给这些企业拨款会不会使国有企业增值?多给这些国有企业更为便宜的土地,矿产,以及其它部门研究出来的技术会不会使国有企业增值?诸如此类的游戏都不会。因为这无非是把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外一个口袋,不仅多此一举,而且多过一道关,就多流失一份。那么怎样才能增值呢?有一种比较隐蔽的办法,就是从老百姓手里攫取。一个是上市,套股民的钱,国内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大部分被套牢股民的钱都是被国有企业套牢,而不是被私营企业套牢。这些亏损的国有企业破产是“国有资产流失”,不破产是更大更实质性的国有资产流失!另外一个是垄断定价,从消费者手里攫取。举一个例子,本来电话费不需要那么贵,但是我就要定这么高的价格,你爱打不打,由于价高物廉,中国电信的利润就增加了,那么国有资产增值了吗?类似的问题,在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路,中国邮局,。。。。所有行政性垄断的行业与企业都存在。如果这也是国有资产的增值,那么还不如不增值。道理很明显,钱在老百姓手中,一元钱是一元钱,价格便宜一分就能得到一分的效益,但是如果这钱变成那些国有企业的利润到了那些经理或官员手里,一元钱最多只有三角的效益,大部分都要被吃喝玩乐了,虽然他们名义上的工资也许并不高。所以这些国有企业不增值是“国有资产”流失,增了值是国有资产更大的流失!那么什么是国有资产的真正流失?举一个例子,有些行政垄断公司在海外上市,在国内通过掠夺性定价来剥削消费者和客户,然后钱以利润的方式流入老外股东的腰包。为什么象中石油这样的股票在海外有人买?那些老外才不比我们傻(被骗还替人数钱),道理明摆着,就是看中垄断定价能赚钱,不信你看那一天政府要是宣布取消垄断,这些股票不跌破才怪。可怜的中国股民,业绩最好,最能赚钱的企业都到境外上市(至少香港),而留下最差的企业来套钱。这叫“肥水专流外人田”!我这样说,不是反对到海外融资,而是说,在国内没有打破行政性垄断之前,在海外上市没有意义,在海外股票市场上的良好表现不一定是好事(表现越好,有可能是流到别人那里的肥水越多)。那么为什么还要海外上市?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大家明白什么叫“宁与外戚,不与家奴”吗?一方面,似乎国内没有一家民营企业似乎没有这样的融资能力;但更实质的问题是,让国内的企业得到控制权,垄断权力就会消失,但在海外上市,国内的垄断权力还是牢牢掌控在手中。同样的问题,在国内股市也存在,股票跌了,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是股民的损失;但是政府拿政策来撑市,却是整个国家的损失,因为那要拿国家的其它资源(银行存款,垄断权力,财政收入,国有资源等等)来填补。中国股市陷入的困境就是如此,不救吧,冲击面太大;救市吧,是个无底洞,越救越大。所有的这一切使国有企业增值的办法没有一件使老百姓真正受益,当然老百姓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些人也可能从中受益,就象买股票赚了点钱的,但是加总起来,被狼外派吃去的要比得到的多的多。所以,用张维迎的话说,政府的任务不是最大化国有资产,而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狼咸平号称敢说真话,却为什么没有去捅破这些真实的谎言,却假惺惺说什么关心老百姓的利益?无非是打苍蝇放老虎,玩弄点炒作罢了。可怜的那些惊天动地奉狼为救世主般人物的国内人士!

第三,那些“化公为私”的帐怎么算?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确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最直接的就是职工。而且,下岗不仅失去了事业,梦想,工作,经济收入,甚至还失去了生存的最基本保障。无论如何,这都非常值得全社会的同情与关注。但是问题要分开看,如果这个企业没有效益,连年亏损,那么撑这个企业无非是拿银行与财政的钱,前面说过,这无非是拿其它同样是被剥夺的老百姓的利益来补特定的国有企业的职工的利益,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使老百姓性的财富增加,无非使从这个老百姓口袋转到另外一个老百姓口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被人猫腻了一部分。主张无原则地保护职工的利益,就象无原则地主张让职工承担改革的代价一样,都是不足取的。那些真正有良知的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如果有的话),应该明确地帮助我们认清事实而非煽动情绪,因为煽动情绪容易犯对方所犯的同样的错误。

还有一种可能是,官商勾结,将原本效益不差或者不至于那么差的国有企业贱卖,然后毫无补偿地裁员。这种情况下,职工的正当权利受到侵害。这个时候应该找谁去?谁决定就找谁。自古以来,官商勾结,责任主要在官不在商,他们为什么不来勾结你我,要去勾结当官的?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权力可以被滥用?杜绝官商勾结的根本办法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衡,而不是禁止某项商业活动,包括企业并购的活动。在这里,“柿子不能拣软的捏”,只知道找商不敢去找官。其实从总体上说,商人也是腐败政治的受害者(尽管有一部分红顶商人是受益者,但是代价其它商人的被扼杀是整个社会的商业落后与进步缓慢,因为他们竞争不创造真正的价值,而是靠关系),“成亦萧何,败也萧何”,历史上靠跑部争盐业配额(相当于今天争特许经营权)起家的徽商也许就是一个教训。从大的方面来看,政府权力过大,管制过多是官商勾结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始终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改制过程中职工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是问执掌公共权力的罪,而不是首先找商人。就象拆迁,没有政府部门的明目张胆的撑腰,那些开发商有什么胆子动手?所以,明智的态度是,改革可以,卖也罢,不卖也罢,我的正当利益要保证,例如失业补偿,社会保障不能少。如果这些利益都争取不到,那么是不是就反对国有改革了呢?不是。如果这些利益都要不到,就说明对当地的官员一点制约能力都没有,那么那些国有企业如果不改革,迟早也要被那些官员贪污光,或者等着烂光。只不过与早卖相比,国家多赔了些银行贷款(那也是存款人的血汗钱),或者多赔一些财政拨款(那也是纳税人的血汗钱),那些在位的官员和经理可以多贪一些而已。所以问题很清楚:如果你能有效地监督官员,即使你让国有企业转让,你的正当利益也不会得到损害(不正当的利益当然不能拿到台面上说),所以你不需要反对改革;如果你不能有效地监督官员,即使你不让国有企业改革,那些国有资产最终也不会属于你,最终也会被贪光。与其贪光,不如卖光,只不过,贪光或烂掉比较隐蔽,而一下子卖掉,心理比较失落而已。这么说,绝非主张国有企业应该就无偿或者低价卖给原有的经营者(例如MBO),也不是主张,国有企业就应该稀里糊涂地转让掉;而是说,我们要呼吁建立一种公开,透明,公正并且受老百姓密切监督的国有企业转制制度,尽快地把国有企业产权转到真正有能力的人手上。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很难,远没有登月计划那么复杂,难就难在这样做等于断了官员自己猫腻的机会,丧失了捞一把的权力,所以他们迟迟不愿改到自己头上。在这样的现状下,人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国有资产流不流失,不是看原来开给你的口头支票上的数字变化了没有(就是帐面上“全民所有,全民没有”的所谓资产),而是索性断了这层幻想,说,我不管你这些资产是谁的,爱给谁,只要你保证我的利益,以及将来经济能够继续发展就行了。当然,要给的话,最好还是给国内企业,不要给外国人;宁愿被国内的企业挤跨,也不要等外国企业进来的时候,被他们挤跨。

如此看来,把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这笔帐算在“新自由主义”头上,实在令人哭笑不得。自由主义叫官员腐败?自由叫国有企业糊里糊涂转让?恰恰相反,自由主义从来毫不犹豫主张对一切公共权力都要加以严格的监督;老百姓要在宪政得框架下享有真正得民主权力,地方官员不是听命于上级领导,而是由利益相关得当地百姓来选举;一切政府行为(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要公开公正透明;要尽量减少不能有效监督的公共资源得绝对数量,因为这种公共资源往往是孳生腐败的温床。所有这些主张,哪一条不是真正为老百姓利益着想?哪一条不是在人类社会经历数万年得进步而取得的共识?相反,那些主张回到原有的大国家,大国有的人士,这不是给原本腐败的公共权力再火上浇油吗?难道他们无非是为原有腐化体制代言而已?前者是没有脑子,后者就是没有良心了。其实,我们并不反对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但是不能光为自己的利益说话。所不同的是,有些人为自己利益说话,但站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而有些人为自己利益说话,却违背了良心与开历史倒车。可悲的是,这样的论调竟然能得到多数人的应和,并被尊为“良心”。以前对国人的逻辑分析能力有怀疑,但没有想到逻辑分析能力竟差到这种地步,不埋怨贼偷东西,反而埋怨喊抓贼的人喧哗。

第四,顺便说一下,目前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学家分成主流与非主流,又把那些从海外受过教育,主张发展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家称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实际上,这是抬举这些经济学家了。我个人的看法,当前中国各级决策者对专家的意见的重视程度也就是与花瓶差不多,不过是装饰而已。如果专家提的意见复合自己的利益,那么我按照自己的利益做自然好,而且还可以在场面上说说,除了问题自然有一大堆对中国的政治了解如同文盲的激情人士拿专家开刀而不会拿官员开算;如果专家的意见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那么我就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使,反正出了问题就当是交学费---当然是老百姓埋单。如果在某个问题上专家还没有意见,不要紧,自己拍拍脑袋,意见就出来了,有很多官员不就是博士与教授吗。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社会,知识才有可能被充分重视,在目前情况下,只有权术与利益才是官员最青睐的东西。不知情的人,以为媒体上露一些脸就是高层重视,其实那算什么?可能跟那些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的大众相比,这已经很不容易,但是实际上离真正对决策有影响还差的远,因为一个公共权力不受约束的官员,不需要尊重经济学家和其它任何学者的意见。从这一点说,我倒真的希望有一天,就连那些夸夸其谈的经济学家也真能对高层有影响,尽管那些半吊子学者连常识都不懂。所以就目前的情况看,把政策失误的责任归到经济学家头上,也有点早,不管这个经济学家提供了错误还是正确的观点。当然那些自己本身就身兼要职的经济学家例外(基于这点原因,我也不打算把这次国有企业改革的暂缓的帐算到狼咸平身上)。当然,这不等于我们就要容许经济学家胡说八道,因为那样会误导大众(虽然对官员并没有实质影响)。象那样一个财务专家,对公司治理与中国国情毫不了解,却声称要改变国家改革的方向,提出一套虚无缥缈的方案,比原来的老早试过但是不可行的方案还要荒谬(如果经理人信托责任能行,那么原来的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老早就成功了,甚至不用改革,就可以成功了)。以前我们相信,官员都是共、产,主,义觉悟很高的人,不会贪污腐败,不需要监督,现在我们不信这个谎言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那些经营国有企业的由国家任命的经理们就会有信托责任?管希望工程都有猫腻,管国有企业就没有猫腻?国家赈款是不是国有资产?国资委的官员难道就特别了?偏偏有那么多三岁小孩信这玩意,不知道是狼在沃顿学的哪一门子搭积木游戏能这么迷惑群众们雪亮的眼睛。


第五,如果说这场讨论有正面意义的话,就是它提醒我们大众中积累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时刻都有可能爆发为不可控的社会动荡,尤其是,一旦经济增长减缓,矛盾就会更激化,新帐旧帐一起翻。导致这样判断的标志是,在这场争论中,按照汪丁丁的说法,理性与逻辑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你态度。中国的社会,每当矛盾激化的时候,人们就会用这种最简单的二分法来分清敌友,网上那么多挺狼的,到底有几个人仔细想过狼的逻辑?网上有那么多骂张的,又到底又多少人真正理解张的逻辑?张维迎在他新近一本书中曾经这样分析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一、政府的管制越多,赋予政府机关的权力越大,政府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多,政府官员的意志决定经济社会命运和市场运行的力量也就越强,可能性也就越高,未来也就不确定、越不可知,企业和个人就越不怎么考虑未来,自然就不怎么讲信誉;二、在政府管制下,只有政府批准的事才能办(成),因而那些通过关系和寻租拿到批件的企业就会获得垄断权,而垄断会给企业带来垄断利润(并因而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既然那些垄断企业可以靠垄断利润悠乎哉地生存和(管理者)拿高薪、发奖金,他们就不在乎讲什么信誉了。要讲信誉,也只能靠其管理者个人的良知哪天早晨起来突然萌发了!三、腐败必定伴政府管制而生。政府监管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这个批,那个审,每批一个条子,每审一个项目,政府官员就获得一个“腐败”的机会,手中就多握有一个“寻租”的砝码。“这样一来,企业就不在乎老百姓,只在乎政府”,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在消费者面前讲信誉了,“只要贿赂政府官员就可以了”(页19)。能够对中国社会的问题有这样深刻与清醒认识的人,应当是值得尊敬的。这些看法哪一条不是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客观分析?看了最近北大学生批评历史系教授的文章,联系狼带来的网上争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的脑筋就少那么一根弦。也许,生性驽钝不是什么过错,有过错的是,愚昧却自认为聪明,而且还把这种愚昧自以为高明到处宣扬。有一位哲人说过,愚昧绝不仅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道德上的缺陷。这话说的很对。如果对于在生存线上挣扎,被艰难困苦的生活逼迫的没有心思考虑问题的下岗工人与劳苦农民,他们有冲动的言论还情有可原,那么,那些尚有余暇上网,却不思考,还整天到处传播愚昧观点的人就不能原谅了。这样的人一多,还会导致另外一个后果,对于真的想说话的人,他将面临正反两方同时的压力。如果你说了一个极端错误的观点,还能得到迎合,因为,有人与你站在同样一个极端上;如果你说了一个中肯正确的观点,你会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因为站在极端上的人,反对所有他这个极端之外所有的东西。真是可恨!可悲!可叹!

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些言论真是这些人的真实思想的反应,那么这又说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公众里确立现代理念还是一个多么艰难而遥远的过程,而且时刻有可能象以前一样,被无情的漩涡所打乱。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卑微与无助,但同时又不能无所作为。面对被长期被剥夺而愤怒的群众,你能叫他们心平气和推动改革吗,他们老早就已经开始只用简单的二分法来把你归入哪一边,即使你又幸被归入朋友一边,也有人会说,你能叫对方妥协吗,为什么每一次忍让的都是我们,现在已经忍无可忍了。尽管如此,但从中国的经验看,我们还是不得不说,革命与单纯的暴力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性质和结构。哪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是老百姓自己送粮送儿女上战场,但是没过多久,还不是照样再来一次?我们已经在这种“分赃渐渐不均---激化社矛盾---革命抢劫---再分赃不均---再抢劫”这样的怪圈中走了2000多年,直到今天也还不肯定我们一定能过关。如果一位当初华北战场上运粮的农民今天还健在,他又不知会又什么感想。要想跳出这样的循环,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爱心,智慧与勇气去做短期收效很小,但长期积累效益很大的事情。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把自己从懦弱、愚昧与偏见中解放出来。

想起伏尔泰曾经对法国人有一个经典的评价“总是在奴性与任性之间徘徊”
。法国人还比较幸运,他们还可以有机会任性一下,尽管代价也很大。但是中国人远没有那么幸运,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们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做奴隶的时代,另外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什么会如此?!如果我们在意识到问题的时候,懦弱而不敢表达;而在冲动的时候,却失去基本的思考和理性,那么悲剧就会重演。这就是奴性与蒙昧性之间的徘徊。多灾多难的同胞哪,但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宿命不再降临。

参加讨论请到: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0&ID=7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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