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cxi：
城市管理者原本打算通过激励城市正式部门来排挤城市的非正式部门，但大多事与愿违。为什么一项旨在减少城市非正式部门规模的政策最终却使非正式部门规模不降反升？这个谜题中充满着玄妙。这还得从城市非正式部门的涵义说起。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了一个关于我国社会分层状况的报告，其中根据职业分层结构与收入分层结构分析了流动民工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如果以三次产业来划分民工的职业，从事第三产业的民工比重最高。流动民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进入了体制外的城市非正式部门。从流动民工的收入分层结构来看，月净收入的在201～400元的民工占的比重最高。基于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我们可以看出城市非正式部门的轮廓。城市非正式部门是多种组织(往往是小规模企业)的松散集合，其中的企业会逃避管制，也无法获得各种公共服务。它们一般不遵守最小工资法，不遵守建立退休计划或失业补偿的规定。他们不纳税，不从政府那里得到支持，往往处于市场边缘地位。
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城市非正式部门的存在是因为正式部门工资太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城市正式部门找到工作。同时，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留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于是，移民潮带来了城市非正式部门的膨胀。膨胀的背后有多方面原因，一个是城市对流动民工的歧视，造成正式部门的工作不易被他们获得；同时，流动民工大多来自教育投入不足的农村，使他们自身的专门技能无法胜任城市正式部门的工作；其三，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临界点是城里预期收入扣除迁徙费用恰好与在农村中收入相等。而城里预期收入是在城市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各自可能收入的概率加权后的总和，农民对在正式部门工作概率的过度预期也可能使农民过高评估了在城市里收入的预期值，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其中一部分流动人口在进城后仍对城里工作抱有希望，决定暂时留在非正式部门。
根据哈里斯—托达罗的观点，非正式部门成为降低正式部门吸引力的缓冲区，也减轻了农村—城市人口大量流动带来的压力。但对城市管理者来说，非正式部门的存在和繁荣并不是一件好事，并往往与污染、城市拥挤、高犯罪率、剥夺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相联系。于是，城市管理者普遍想到的是加快正式部门吸收劳动力的速度，削弱非正式部门。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国有及集体企业吸纳了正式部门劳动力中的很大比率，城市管理者通过给这些企业以及正式部门中少量的民营创业企业以激励，就能激发它们对正式部门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也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扩大正式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毫无疑问，这一政策使非正式部门初始的劳动力需求规模下降，因为它可以立竿见影的吸引一部分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进入正式部门，但城市的劳动力规模是内生的，这项政策最终将导致人口流动的上升。发展经济学中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已经证明，正式部门占城市部门就业比例上升时，非正式部门就业占总城市部门就业比重将下降，但这样的结论对于旨在减少非正式部门规模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吗？无论从非正式部门的规模上或是从非正式部门占总就业的比例上来看，无疑都上升了。城市管理者的“吸纳”政策可能产生两大效应，一是非正式部门占总城市就业人口比例可能下降，二是城市部门总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比例上升。如果第二种效应大于第一种效应，非正式部门仍将扩张，而这与我国城市管理者旨在减少城市非正式部门规模的政策背道而驰。
从另一角度来看，我国的农业部门仍处于刘易斯所认为的无限劳动供给阶段，一部分劳动力流出农业后，农村工资将调整很少甚至难以察觉。这时，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在城市部门总就业中的比例不会发生变化，而城市部门总的规模在一系列激励政策下扩张，这必然导致作为城市部门一部分的非正式部门同步扩张。为什么一项旨在减少城市非正式部门规模的政策最终却使非正式部门规模不降反升？这个谜题的关键在于农村，迁往城市的移民对更好的工作机会做出了快速理性的反应，这种反应造成的最终效应也许大于城市管理者最初为扩大正式部门并减小非正式部门所采取的“吸纳政策”效应。这一结果也与我们在国内众多城市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很多城市都采用了五花八门的正式部门吸纳政策，但大多觉得效果不佳。“新疆村”、“浙江村”在城市边缘生根、结果，流动摊点、小贩层出不穷。这些效果不佳的政策既包括前面提及的激励政策，如税收减免、雇主补贴，也包括大部分地区都施行的限制人口流动政策。前者在雇佣其他部门的劳动力时，政府会提供一定数量的显性或隐性补贴。当补贴上升时，正式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也会上升，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农村工资由于被减少后的农村劳动力分担而增加，与城市两部门加权工资达到新的均衡，但相比于最优配置，城市部门劳动力太多了；后者规定在正式部门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不能进入城市，这一政策虽然能够有效的减少非正式部门，但与前者的激励政策相反，限制人口流动使城市中的人口比最优配置时要少。可见，以上大多城市采用的旨在减少非正式部门规模的政策并不奏效。
城市管理者在致力于发展正式部门的时候，需要破除人为削减非正式部门规模来繁荣城市正式部门的思维，应当着力改善正式部门的就业环境，就业待遇。这不仅是基于城市正式部门长期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基于我们以上分析疏漏的改进。我们一直以来的分析是基于农村向城市迁移者风险中性的假设。然而，现实世界里风险厌恶者是大量存在的。如果按照前面所说，城市部门预期工资扣除迁移费用后与农村工资相等的均衡条件，潜在移民不会迁移。因为相同的工资预期值对一个风险厌恶者而言是不够的，他需要保险，于是总体来说，他需要一个大于在农业部门所得工资与迁移费用之和的城市预期工资，才会做出进入城市的决定。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在风险厌恶者经济中的人口流动要比风险中立者经济少一些。所以，要繁荣城市正式部门，必须达到更佳劳动力配置下的城市正式部门就业量，提高劳动力的待遇就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是说城市管理者应当违背市场劳动力均衡工资水平自行制定扶持工资，只是说现阶段我们应尽量废除一些阻碍工资反映市场价格水平的因素，如对外商雇佣劳动力的优待，它人为压低了劳动力价格，通过竞争低价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取得竞争优势，它并不是我们谋求发展的长远之计。又如，逐渐破除对外来工的歧视，减少对他们薪水的压低和拖欠。
对我国“城市就业创造谜题”的分析也使我们感到，上述观察不仅适用于分析政府缩小非正式部门的“吸纳政策”引起的正式部门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现象，同样也适于分析城市污染、医疗设施供给以及城市拥挤等现象。上述每一种情况下，旨在减少污染、增加医疗设施供给、减少城市拥挤的政策最后都可能使结果与初衷背离。污染状况、医疗设施、城市拥挤情况的改善会激发移民的反应，人口流动会上升，反而会恶化已经改善的指标，而这些又是城市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时试图改进的。
ecocxi
于南京家中
ecocxi：
对于城市就业创造及其政策效应，我们可就此展开讨论。
奇迹杨：
楼主应该是看了Debraj Ray 的发展经济学吧：）我昨天为准备开题也翻看了一下，这确实是个问题，前些日子给一个政府做十一五规划时，在就业一块我虽然知道“城市就业创造谜题”，但我还是写上了要大力创造就业机会什么的，感觉理论与实际结合很难，让别人相信你更难。
讨论：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8&ID=72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