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旬，我从上海回到香港，查阅电子邮件时，忽然发现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事梁嘉锐教授寄来的邮件，标题栏内写着“怀念杨小凯兄弟”。梁教授是虔诚的基督徒，小凯先生亦已皈依上帝，故而大家以兄弟相称。看到这个邮件，我心中一惊，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继而浏览一些中文网站（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在内），看到不少悼念的文章，最终相信小凯先生已仙逝，不禁悲从中来。
小凯先生1997年底去哈佛大学访问，在其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常在波士顿，我与他接触颇多。记得最初见到小凯先生是1997年底他刚来波士顿访问时。我与好友赵焕玮去机场接他。初次相见，即深感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甫下飞机，他便急着问波士顿地区中国学生可多，留学生组织的活动可多。见他如此急切接触留学生，我即邀请他参加友人主办的聚会。元旦前夜，我陪小凯先生到白彤冬家参加聚会。与众多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学校的年轻学子一起聊天，小凯先生显得很兴奋。在其后旅居波士顿的日子里，我邀请小凯先生多次参与留学生活动。我知道小凯的经济学特立独行，思想性强，因而邀请他为留学生做讲演，介绍他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我在开场白中介绍他时说，现在通行的经济学被定义为关于有限资源在竞争性用途之间配置的学问，而小凯的理论将改变经济学的定义；二、三十年后，人们学习经济学时会说经济学是关于资源配置、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的科学。小凯先生演讲时，谦虚地说我的介绍充满溢美之辞。不过，他的理论框架重塑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时，波士顿地区的不少留学生正组织出版一本杂志《哈佛中国评论》，旨在向美国读者较客观地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中国研究的新成果。我们邀请小凯先生担任顾问，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同时也泼了不少冷水，指出办这样的杂志需耗费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精力，对困难要估计得足些。后来，《哈佛中国评论》出了数期，至今仍在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与几代同仁坚持不懈，面对困难不退缩是密不可分的。
小凯先生是位极富思想的学者。现代科学的发展，分工愈益细密，知识分子往往成为某专业某领域的专家，而丧失了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失去了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的独立思考。小凯先生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对人类社会历史有着不少独特的思考，从而成为了社会良心载体意义上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他丰富的思想体系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思考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就肇始于他高中时代的一篇《中国往何处去？》。这给他带来了十年牢狱之灾。一次在餐桌上，他谈起因言获罪之旧事。也许人的记忆往往更偏爱保存美好的东西，当他说起狱中生活时，他仍充满怀念眷恋之情。他说，那时狱中有不少有学问的人，他的高等数学之类即是向他们学的。他说那时遇到不少各种各类的狱友，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获罪原因，使他对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有了更深的了解，为此他常说他应该成为社会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唯独讲到康生、江青等人认定他年纪轻轻不可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必是受其母亲教唆，从而迫害其母致死之事时，他神情严峻，并充溢着内疚和不安之情。
小凯先生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自觉承担的优秀传统。他时常思考着祖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一次，我们邀请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先生做讲座，小凯先生也来听讲。席间他插话发言，谈起制度竞争问题。他说，美国各州的制度其实相当整齐划一，欧洲则是各国各地区制度变化多端。制度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的局面。各国人民通过自己制度的实践，同时观察别国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成败得失，能够逐步找寻到最适合自己的制度模式。接着他自然而然地讲到中国。他对中国历史上相当长时间内大一统的制度格局颇不以为然，因为没有制度竞争就会阻遏制度创新。中国近代以来的制度创新是在外力逼迫下，在救亡图存的生存压力下逐步展开的，而这种被动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历史上制度创新停滞，社会政治制度落后而形成的。我对小凯先生的观点颇为赞同。在思想领域和制度实践上，我们都应追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境界。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的高峰，也是制度竞争和创新的鼎盛时期。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而容纳多元的思想和制度尝试则是一个必要条件。
小凯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执着追求是为学界所公认的。他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经济问题提出理论解释。由于其理论的创新性和超前性，小凯先生的经济学思想和方法在发展过程中道路并不平坦。有些知名经济学家出于“唯我独尊”的傲慢心态，对小凯先生的理论体系多加排斥。有时候，在论文报告会上，某些教授对小凯先生不甚友善。会后，小凯先生也常会对我稍稍发些牢骚。但这些挫折并不能动摇他发扬光大其理论体系的决心和信心。他常常找主流派经济学家谈，“推销”自己的思想；当某些知名经济学家对其理论感兴趣时，他又会主动邀请他们合作，尽量扩大自己理论的影响力。比如，原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主任杰佛利.萨克斯教授对小凯先生的理论颇感兴趣，小凯先生即与其合作，共同撰写教材，以推广其理论体系。
我们常常为小凯先生的理论体系未得到应有的推广和接受而抱不平。这其间有诸多因素，包括经济学界对华人的排斥等。我想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主流经济学体系对小凯先生理论体系能解释的许多现象仍有一定的解释力，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并不认为自己丧失了理论解释力。科学的发展史表明，当一个理论体系对许多现象仍有解释力时，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将解释权拱手让给新理论体系的。我相信，随着小凯经济理论追随者不断耕耘，不断发展，其理论体系定将获得更多经济学人的认同。
小凯先生有幸福的家庭。在波士顿期间，我也有缘见到杨夫人小娟女士及他们的儿子Andy。杨夫人极为贤淑、和善。一次，我陪杨氏夫妇去一位朋友的新居造访。杨先生和夫人回忆起到澳洲后，在经过了多年留美动荡生涯后，第一次买房，拥有自己房屋时的兴奋，愉悦的心情。他们说，他们当时请了许多朋友到家中玩，分享那份喜悦和欣慰。说到这里，两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一对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夫妻温馨的笑容。我常想，小凯先生早年历经磨难，但上苍仍补偿了他许多----美满的家庭和成功的学术事业。
小凯先生患病之后，以顽强的意志，乐观的心态和对主的虔诚信念与病魔斗争。2002年夏，复旦大学组织了超边际分析研讨班和学术讨论会。我去参加会议，会前一天晚上到国家会计学院报到，值班的负责会务的同学即告诉我，小凯先生当天还在问起我是否已到呢。我心中颇为感激。我随即问，“他身体还好吗？”该同学说，“还可以，不过不能太长时间参加会议”。第二天开会时，小凯先生亲自参加，还作了长篇发言。我远远望着他，感到他毕竟瘦削了不少。本想在会议休息间隙去问候他，不料，他已回房休息，不便打扰。之后，他即去海军411医院开刀治疗。我因行程匆匆，也未能去探视。不想，这会场上远远的相望竟成永诀。每念及此，不禁黯然。
小凯先生匆匆地走完了其短暂而辉煌的人生。他的一生实践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苍生社稷勇于承担，对学问事业不懈追求的伟大传统。他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崇高境界的历程。“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我相信，小凯先生正沐浴着天国和煦的阳光，含着永恒的微笑，静静地凝视着祖国山河，陪伴着亲朋师友。我始终感到他仍在我们的身边。
2004年8月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