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的思考：强制世界中的产权、交易和契约安排的变化
如果考虑到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考虑到强制和实证经济理论在观察现代国家兴起中所起的作用，这一经验性的断言（欺骗和强制在企业通常的经济交易中不是重要的因素），无论它是否用了“通常的经济交易”这个字眼，显然是错误的。这是道格拉斯•诺斯以及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1996）、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1998）和曼瑟尔•奥尔森（McGuire and Olson,1996）的研究成果中包含的—尽管没有详尽阐述—中心思想。
强制或权力本身的存在并不足以影响竞争性产出的“效率”或“剩余最大化本质”。真正改变分析的是随之而来的交易特征和各种监督成本。
仿效科斯定理，我们可以阐述权力是如何融入理性选择的国家观的：在一个产权明晰、市场完全和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中，无论权力的初始配置状况如何，运用和行使权力的职位将归于那些能使权力价值最大化的人。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满足或不能被近似的满足，权力的最终运用和处置方式将取决于其初始配置状况和社会个人间相互关系的特殊性质。
我们可以把一个纯粹寄生性的行为定义为：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采取的使交易一方的境况严格变坏的行为。
更一般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均衡安排主要取决于下列因素：1、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各种交换和强制关系的成本与性质；2、统治者位置的竞争程度（包括政治和军事冲突）；3、生产技术，尤其是它的复杂性，自由民与奴隶主之间产出的差异；4、所有相关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完备程度。
从目前的研究看，这种增长是由需求推动的（比如人们想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说，与以前相比国家成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还是由供给推动的（比如国家能够比以往做更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国家比以往更容易榨取收入）仍不清楚。
参见: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26&ID=77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