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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框架及其发展

提 纲:
一、 为什么要考察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
二、 制度经济学派的划分
三、 各时期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内容
四、 小结
五、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注:本文暂不讨论制度经济学各阶段的方法论问题(后续将有独立的讨论)

一、为什么要考察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
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线有两条:一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而延伸至致前苏联社会主义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德国历史学派→美国老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主义最初是处于异端的地位,但随着制度主义不断的演变与发展,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其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90年代初科斯与诺斯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制度学派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同样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新、老制度学派,为什么在经济思想史中会取得不同的地位,为什么老制度主义会昙花一现,而新制度经济学会成为“非主流中的主流”?因此,本文要考察的是第二条主线的发展过程。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演变的考察原因有二:1. 近年来,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论述颇多,但对其之前的制度主义已渐渐忘却,其实对整个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进行考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制度学派发展的规律;2.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叫法比较混杂,在这里有必要进行一下梳理。综合两方面因素,以历史的观点分析事物,也是符合制度经济学的初衷的。事实上只有了解制度学派的全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门学科,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与判断。

二、制度学派的划分
制度学派从时间段上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密契尔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制度主义、老制度主义、旧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或早期制度学派、旧制度学派(The Institutional School));第二阶段,20世纪30-40年代,从凡勃伦和康芒斯加加尔布雷斯之间的过渡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今,包括两种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现代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或现代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后制度经济学和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广义上,有人把以凡勃伦、康芒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称为“老制度主义”(OIE), 把以科斯、诺斯等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主义” (NIE) ; 也有人把前者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学”, 后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中国的学者也有把加尔布雷斯阶段的制度经济学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以区分和同时期的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上可以看出,特别容易混淆的是第三、四阶段的英文名字(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和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中译问题。根据《美国传统词典》,neo源于希腊语,是一个前缀,不能独立使用,必须用于合成词,如:Neolithic(新石器时代的)、neoimpressionism(新印象主义);而new源于中古英语,用作形容词时可以独立使用,用作副词时,常用于合成词。所以从形式上会出现Neo-institutional和New Institutional的区别。意义上,Neo和New,都有“新、新近”的涵义,但New的含义更广泛,包含“全新的、新时期发展的、不同于以前的” 等14个以上的意思。New的这些含义恰好能表达威廉姆森命名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时的初衷,即科斯、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等所进行的是一个新形式的、新时期的、与以往不同的、全新的Institutional Economics。所以卢瑟福的划分还是很有道理的。这里,综合地把前三阶段称为“老制度经济学”,第四阶段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事实上,从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看,结合时间段的划分,从方法论入手,细分为四个阶段为宜 。同时建议用各阶段的代表人物或各自的方法论来区分。

三、制度学派的演变与发展
1.以凡勃伦、康芒斯和密契尔等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已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大的垄断组织完全统治着最主要的经济命脉。受垄断资本的压迫,中小资产阶级有着改变当前状况的强烈愿望,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而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马歇尔正统经济学说彻底无法自圆其说,出现了注重制度分析和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主义。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1899)、《企业论》(1904)等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反对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前提,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来改革资本主义。凡勃伦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制度。一是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制度(产权),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制度的具体形式是“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机器利用引导出工厂制度、大规模生产、信用制度等一系列与工业革命相关的制度变革,其目的是无限制的商品生产。“企业经营”则通过资本的投资,对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过程进行组织控制,其目的与“机器利用”不同,不是产量最大化,而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由于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服务的不同目的,凡勃伦认为,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弊端的根源。
凡勃伦以其独特的视角,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的弊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正是由于这一点他长期受到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家的轻视,被看作“异端”。
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并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解释为一种交易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众多的利益集团,因而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冲突,就需要制度为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使交易各方处于协调之中。他强调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功于法律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它完全以所有权为基础。
密契尔把凡勃伦的制度研究同经济周期分析结合起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看做货币经济,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他所谓的商业循环。
凡勃伦的“社会习惯”、康芒斯的“法律制度”和密契尔的“商业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但都有其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辩解。
2.贝利、米恩斯为代表的过渡期
指20世纪30至40年代,是从凡勃伦等到加尔布雷斯之间的过渡阶段,即所谓的传统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阶段。主要继承者是贝利和米恩斯(G. C. Means)等,代表作是贝利和米恩斯的《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1933)。此阶段可谓是制度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社会和企业结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把经济制度微观化为企业制度,具体化为权利结构。(黄少安,1995、2004)贝利和米恩斯认为,美国企业大多数股权分散,企业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经理层手中。这就造成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贝利和米恩斯揭示了现代企业内部结构特征,也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提供了命题。
3. 加尔布雷斯和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
以加尔布雷斯和缪尔达尔为代表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相对前两个时期的新制度学派。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新的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老制度主义便衰竭下去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爆发得更加频繁,社会问题日益尖锐,主流经济学还是不能对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承袭了老制度主义的思想传统的新制度主义,在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凡勃伦的传统,用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进行批评,虽仍以“异端”出现却又受到人们偏爱。
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中主要分析了:权力和权力分配,集团利益和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以及经济的不同组织结构。加尔布雷斯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抗衡力量”—“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缪尔达尔在《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中,提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指出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黑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低下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并相互强化,从而使黑人问题成为美国的困境。缪尔达尔进一步指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还存在着“扩展效果”,即A的发展使B的状况不断改善和“回荡效果”,即A的发展使B的状况不断恶化。该理论精辟地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
4.新制度经济学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与加尔布雷斯同时代的,以科斯、德姆塞茨、诺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相对前三个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内容是: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对于此方面的文献论述颇多,在此,不再赘述。
虽以制度学派命名,却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侧重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先前三个阶段相比,它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坚持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把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均衡分析方法与制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二是以资源配置为主题,改变了其他制度经济学主题变幻不定的状况;三是创立了“交易费用”范畴,并使之成为核心范畴。(黄少安,1995、2004)
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依托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从深层次上看,其基本方法论和理论假设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才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的真实原因。

四、小结
虽然“历史学派—老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主线没有一个系统、完整和统一的理论体系,但“把制度主义结合起来的,并不是它们各自为同一理论做出了贡献,而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说明方法” 。

五、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者们大规模地从国外引进各种经济学知识,寻求对改革有帮助的理论。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理论被介绍过来,但是并没有像在西方一样,由新古典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人们很快发现了制度经济学强大的解释力,因此相对而言,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有更大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兴起,除了经济改革的大背景,另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学者常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强调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和制度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资本论》实际也是一种形式的制度经济学,尽管这个分析框架中没有微观分析基础,和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的问题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但二者有许多可以沟通的地方。
新制度经济学被引进几年之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学者开始更加实证地看问题,更多是制度安排的问题,而不仅是主义问题,就中国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学者。第一阶段,研究者并不是专门地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的问题,他们更多地是参与到“如何推进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中;在第二阶段,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了一批很宝贵的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改革重心的转移,制度经济学在中国也正在调整方向。在政府体制改革方面,制度经济学将大有可为。另外对其他的领域,比如对法经济学分析,对家庭、家族、道德、文化与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分析,也都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 黄少安. 产权经济学导论[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李增刚. 制度经济学的三大范式[J].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M],2003
3.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选择[M]. 商务印书馆,2000
4. 姚洋. 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5. 陈孟熙. 经济学说史教程[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段文斌等. 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与经济分析[M].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7. 杨培雷.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8. 马尔科姆•卢瑟福. 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 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M]. 商务印书馆,1962.
11. 推动制度变迁的学术力量[EB/OL],中国经济网. 20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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