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写在前面的话
自古习武者，喜以武会友，宣扬武德、互长技艺；而习文者，则以文会友，激扬文字、明理问道。文武者，无有形状，却有虚实；无有实体，却存之千年，其实为天下学识之大体。且识文习武者均好广交朋友，以志同道合者为喜、以切磋争辩为乐。也正是因此，道理得以传授、文明得以宣扬。然世风浮燥，已少有如此单纯之信念者，固开此专栏，希同道者聚之同乐。
2、本研究的起因
本人于2001年在工作三年后重新考回浙大，并开始对区域经济和政府行为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在这一领域国内有很多关于城市化的研究文献涌现，且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正在大力推进浙江省的城市化战略。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对城市化问题渐渐有了些初浅的想法。近年来，特别是在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后，在接受现代经济学理念和技术训练的同时，也大量地收集和阅读了国内外有关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及相关方面的文献，当时一个大体的感受是，在城市化研究方面国内的文献重于现象的描述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却轻于因果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而国外的文献则相反，重于逻辑论证，但却不能很好地把握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特别是制度性约束。因此，将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城市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分析，是我做本研究的初衷。
3、本研究的方法
在城市化方面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由Henderson等人发展起来的一般均衡的城市经济模型，另一种是由Krugman等人发展起来的NEG模型，此外由杨小凯等人发展起来的超边际分析的城市化模型；这三类模型在分析效力上各有侧重。由于考虑到在分析政府行为方面，第一类模型有较好的处理空间，因此我选择了第一种由Henderson等人发展起来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在初期，我用的是其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但一方面由于本人在动态经济学理论工具的运用上仍相当生疏，另一方面动态模型对条件的要求更为严格，所以我做了差不多近一年的尝试，仍无法得到一个较好的模型，特别是对如何处理土地要素方面，我仍无法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可将土地要素动态化。于是我重新返回到静态的一般均衡框架下，结果发现先前用动态模型得到的几个重要结论，在静态框架下几乎也可以同样地得到；而且在静态框架下，我可以很方便地引入政府的各种政策行为，并在较少的条件下就可以得到有意义的均衡解。所以，我最终选择了用静态的一般均衡框架来分析。并用中国近几年二百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计量检验，来判断理论分析结论的现实意义。当然这种静态的分析方法仍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如何构造出易于处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是我以后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
4、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在详细分析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将土地要素和农村部门引入由Henderson等人发展起来的城市经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构建起一个包含城乡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运用该模型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并利用1998～2002年全国二百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基本上验证了理论分析所得到的主要结论；然后，将政府行为引入城乡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分别讨论了土地利用控制、公共财政收支和人口迁移限制等政策行为对中国城市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国城市的相关数据或案例进行了验证。
5、本研究的不足
首先是没有动态的分析框架，不能处理长时段的城市化问题和动态特征；其次是没有将制度变量内生化，不能很好地揭示制度变迁和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内在机制；再者是实证分析有待进一步严格和完善；最后是只能对单一政策行为对城市化影响进行分析，无法对政府不同的政策行为对城市化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以上只是我研究论文的一个大体交待，较为具体一些的内容我以后会一部分一部分地贴出来，请大家讨论。
基本模型：土地稀缺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qimans，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内容提要：本章首先指出了中国转型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面临的三个制度性约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含有土地要素的城乡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发现当技术条件和偏好不变时，土地稀缺程度（或人均土地禀赋）将对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后利用1999～2002年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基本上证实了这一结论。
2、三个制度性约束：（1）基于保障基本自给的粮食安全政策。虽然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粮食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但在一个小农经济根深地固且人多地少的社会里，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最方便可靠的办法就是实行自给自足的粮食政策，而且这一思想仍然在相当多的政策法规和政府工作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日益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目前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调控土地（当然还有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因为目前的土地配置仍然是以计划管理模式为主导的，如耕地保护指标按各地区各级别分解下达，而农地转用指标必须由上级进行地区平衡和审批等。政府控制和严格保护耕地的目的并不是想阻止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是在土地配置仍以计划为主的机制下，无法有效地解决保证粮食供给安全与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两难困境。所以在人多地少的国度里，维护粮食安全（即保障粮食基本自给自足）成为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约束。（2）土地的城乡二元公有制。中国土地配置仍依赖于计划手段的根源是这种较为特殊的城乡二元公有制，即农村集体所有和城市国家所有的，两种公有、高度集中和行政色彩较浓的土地所有和配置制度（周天勇，2003）。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下，人们拥有土地使用权并获取土地带来的生产性收益，但却没有决定土地如何配置的权力，这种土地的配置权大部分被各级政府所控制。（3）城乡间要素市场的缺失。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的二元分割是相当严格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被逐步打破，产品市场基本上已没有城乡二元的差异，但在要素市场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情况，如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等均存在着大量的对农村部门的歧视性政策，要素在城乡两部门之间仍然不能实现自由平等的交易和流动。
对应上述三个制度性约束，分别提出三个假设：即封闭经济的假设、土地城乡二元公有的假设和不存在城乡要素市场的假设。在这三个关键性假设的基础上，我将土地要素和农村部门引入由Henderson等人发展起来的城市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构造出一个含有土地要素的城乡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
3、基本模型简介：本模型考察的是城乡分工的封闭经济体。按生产方式和居住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生产农产品、人口居住较为分散的农村部门，及生产工业品且人口居住较为密集的城市部门二大类。在农村部门中，人们利用土地资源和从市场上购买的中间工业品（如化肥、农药和农机具等）生产出农业品，并将其拿到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进行销售，以获得农村部门的生产性收入。在城市部门里，人们进行工业品的生产，产出的工业品一部分作为农业生产性资料出售给农村部门以满足农业生产的要素需求，另一部分由其内部购买作为工业资本品投入，其余的部分则作为工业消费品进行销售，通过上述渠道，城市部门可以获得其生产性收入。假设在城市部门的工业品生产中存在着聚集经济效益，即由于城市人口集聚所带来的资源共享、知识外溢和本地市场效应等正外部规模效应有利于增进工业品的生产效率，从而带来更高的收入。这种聚集效益的存在导致人们不断地向城市部门中的某一座城市聚集，但同时，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也会造成城市拥挤成本（如地租和通勤成本等）的迅速上升，因此，每座城市的规模将会有一定的限度，当人口集聚到一定程度后，新增的人口会涌向新的规模较小的城市，这样，人口不断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过程，也是新的城市不断产生和成长的过程（Henderson，1985）。
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部门转移，城市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也促使了土地资源从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的转移。这种要素资源的转移，对城市部门而言，一方面造成了城市部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多的工业品被生产出来，使得人们可以消费更多的工业品，有更多的工业资本品用于扩大再生产，也会有更多的中间工业品供给农村部门，而当工业品出现供大于求时，其价格就会下降；另一方面城市部门的扩张，也会对农产品产生更大的需求，除了工业品生产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农业原料外，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会导致消费更多的农产品，这样可能会促进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从而增加城市居民用于购买农产品的预算支出。这两方面的原因将会减弱城市居民净收入的增幅。而对农村部门来说，农村劳动力的迁出，虽然减少了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单位个数，但是一方面考虑到城市用地的集约性特征 ，则农村劳动力的迁出可能会导致农村人均用地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工业品产量的增加，有利于在农产品生产中投入更多的中间工业品，以实现对土地或劳动力的要素替代，从而增加人均农产品产量；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出，即使在农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也将有利于农村部门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农村劳动力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等时为止，这时城乡劳动力的迁移和土地的重新配置将达到均衡，即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4、主要结论：本模型存在唯一的均衡解，且当技术条件不变时，均衡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土地禀赋呈正相关。
针对上述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我利用全国1998~2002年二百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验证。数据主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03年，部分来自于《中国区域统计年鉴》2000～2003年。其中每个地级市又可分为全市范围和市区范围两类口径，为此我分别整理了全市和市区两套数据。此外，在对城市化率这一指标的度量方面，我分别选取了非农人口比和城镇劳动人口比两个较为常用的指标来表征城市化水平。这样对上述结论我们需要进行两套四组数据的检验。而对每组数据我又分别用稳健的OSL估计、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三种方法进行回归。
检验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住了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受教育水平、人均公共支出、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的行政等级等变量后，人均土地禀赋与城市化率仍存在呈著的相关性。且从全市范围的数据来看，人均土地禀赋与城市化率存在呈著的正相关，即人均土地面积越大则城市化水平越高；但从市区范围来看，两者却正好呈现负相关，即人均土地面积越少则城市化水平越高。
因此，从全市范围的数据证实了理论分析的结论。而市区数据的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正好相反的原因，可能是从市区范围来看，它与封闭经济的假设前提相差太远；因为，从产业布局和功能划分来看，市区往往定位于发展工商业，而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农地转用的限制要小的多。
以上为本章研究简介，供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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