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虚拟资本”的概念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1）。他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等。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也曾对资本做过相似的分类。
然而虚拟资本的出现则要早得多。“威尼斯很早就有公债买卖，佛罗伦萨在1328年前也有过这类业务，……，德意志地区于十五世纪就在莱比锡交易会上出售矿业股票”（2），“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信贷和证券堪称是货币的最高形式” （3）。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虚拟资本的影响力日渐扩大，然而这并不足以使其在全球范围内支配资源，倒是贵金属货币（尤其是白银）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运转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洲银矿的发现使欧洲得以乘机搭上亚洲经济的班车，成为其参与全球贸易的唯一通行证。而正是白银交易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在此我无意贬低西方文化在西方经济成长中的作用（正如马克斯.韦伯所笃信的新教伦理），我只是觉得将其归结为西方诸国上千年彼此竞争的产物亦是一种颇为合理的解释。
随着欧洲称霸世界以及美国的崛起，虚拟资本的威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令人惊叹。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便为其作了很好的诠释。华尔街年轻的银行家库克革命性地通过华尔街向公众发售战争国债，其筹资的速度在战争后期甚至超过了北方政府花钱的速度。而相形之下，南方政府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筹资的方式使得经济完全失控，“到战争结束时，其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000％” （4）。
然而，虚拟资本真正战胜工业资本得以主导世界经济则是在二战后。二战的残酷使人们对现代科技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英国贵族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主权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5）。遵循这一思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开始了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而虚拟资本市场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利器。
麦克尔.佩尔曼曾对马克思有关虚拟经济的观点做过如下概括：“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6）可见，虚拟资本对于工业资本具有极大的制约力量。
而金融虚拟资本对工业资本第一次大规模的劫掠应当始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的帮助下，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利用期权期货等金融工具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油价。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第三世界债务泡沫。“从197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 （1）而在石油生产、供给正常的今天，油价竟然一路飙升，不得不令人感叹金融资本的控制力。
(1)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篇《信用和虚拟资本》，人民出版社，1975
(2)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二卷，87页，三联出版社，1986
(3)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二卷，419页，三联出版社，1986
(4) （美）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94页，中信出版社，2004
(5) （美）乔纳森.特尼鲍姆，《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战略与管理》1998年3月
(6) （美）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第29章《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当法国总统密特朗试图实施一项经济政策时，发现纽约、东京、香港、伦敦等市场的交易员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已经通过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外汇市场给法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经济主张。16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强国的法国，在这个市场面前亦显得力不从心。
随着金融管制的不断放松，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对于工业资本的掠夺更加肆无忌惮。“垃圾债券”、“杠杆收购”等金融工具曾让大工业资本也心惊胆寒，而一旦这些金融活动跨越了国界，就会轻而易举的控制他国的工业资本。这也正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将要面临的问题。
在金融资本掌控全球经济的时代，作为正处在工业化阶段的中国，应当如何面对金融资本，实现自己的利益呢？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成思危（1999）（2）将虚拟资本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通过民间借贷，将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生息的资本。
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银行信用制度建立后，由银行吸收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再转贷出去生息，同时人们也可以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时的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
第三阶段是有价证券的市场化，即有价证券的自由买卖，从而产生了进行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例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
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导资金向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大大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第五个阶段是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即各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的影响也日益增大。随着浮动汇率制的形成，金融创新的增强，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场的“卖空”交易规则和杠杆效应，虚拟资本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实际资本。
乔纳森.特尼鲍姆(1998) （3）对当代美国的金融体系做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所建立的以牺牲实质经济来喂饱金融泡沫的体制使美国经济陷入金融癌症的边缘。而约翰.S.戈登（1999）（4）更是将华尔街比作“添食美国商业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刘骏民（1998）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虚拟经济”全球化，即资本市场或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斯蒂格利茨（2004）则对充满了自我利益的全球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我们拥有着一个可以称为没有全球化政府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在此体系内，几个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贸易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若干个角色——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部长，与特定的金融与商业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支配着整个局面，但是在此局势中，许多受到他们决策影响的人却几乎没有发言权。
(1) （美）乔纳森.特尼鲍姆，《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战略与管理，1998年3月
(2) 成思危，《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管理科学学报，1999
(3) （美）乔纳森.特尼鲍姆，《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战略与管理，1998年3月
(4) （美）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41页，中信出版社，2004
王志伟（2004）对于在全球化压力面前的中国资本市场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意味着国际资本的自由出入，这种贸然的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只能对竞争力最强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国际化大公司有利，而对力量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和他们的中小企业不利。
作为金融资本力量弱小、工业力量蓬勃兴起的中国，如何在金融资本席卷全球经济的时候保全自己的实力，突破虚拟资本的限制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关键。而这一点却很少有学者论及。本文则试图对此问题做一阐述。
三、宏观视角：民族工业发展与虚拟资本全球化
（一） 工业化中的中国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浪潮始于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但由于政治主权的丧失，这种工业化一直处于襁褓中，未能给中国的强大带来实质上的改变。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政治的独立成为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便不会有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就更不会有美洲大陆的崛起。
新中国的成立为工业化带来了福音，计划经济的实施使得中国得以在短期内以极为有限的资源建立起一套颇为完善的工业体系。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工业化的希望。在工业化思路的引领下，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52年的20.9％上升至2001年的51.1％（1）。现在更有人将中国比作“世界工厂”。
但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却发现了两个比较独特的工业现象。一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濒于破产，二是江浙初级加工业的辉煌。
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GDP是广东的2倍，而现在广东是辽宁的2倍；1980年黑龙江省的GDP与东部6省市的平均值相当，现在为其46.2％，人均GDP仅是上海的四分之一（2）。而在1998至2003年的五年间，辽宁地方3700多户工业企业有近3000户成为非国有企业或者破产兼并，其中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为348户，整体出售的1136户企业中有一半左右是出售给内部人（管理层等）（3）。
与此同时，江浙经济的发展却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绩。以浙江为例，2002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67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6570元。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总收入分别为1167亿元和567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均居全国第4位。其中产业结构以轻型工业为主，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2%。重工业中相当一部分工业也属于小型金属、机电轻工业和精细化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全省36个工业行业中24个属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数量多，占全部企业数的99.6%以上（4）。
看来江浙似乎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但情况果真如此吗？韩德强（2000）认为，重工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骨骼和肌肉，如果这些工业纷纷跨掉，即使初级加工业再发达，也只能是一堆任人宰割的经济脂肪（1）。那么，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来看，我们似乎增加了不少脂肪，而肌肉却不断萎缩，失去力量。现实也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近年来，江浙厂商的出口商品不断受到国外的刁难，先是俄罗斯，后是西班牙，毫无理由的扣货、挤压成为江浙经济的心中之痛。显然，这种毫无控制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能令国人满意的。
(1) 《200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 曹海涛，《振兴东北要有新思路》，人民网， 2003年9月1日
(3) 董伟，《专家解东北振兴难题》，人民网， 2003年12月3日
(4) 《江浙经济发展状况》，凤凰网， 2004年6月4日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脂肪会高速增长，而支柱性产业却日渐衰退呢？要找出正确答案离不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金融虚拟资本掌控下的全球经济格局
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一直是世界工业的霸主。但随着日本、德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工业霸主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人们开始质疑美国工业的竞争力。那么美国何以在短短十几年间就被赶超呢？乔纳森•特尼鲍姆（1998）曾援引拉鲁什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经济政策评价，“信贷扩张政策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结构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于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2）在肯尼迪振兴工业的努力被中断后（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暗杀），美国就开始了一系列“后工业化”的努力。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欧洲美元市场的壮大，金融势力开始将触角伸向可能触及到的任何角落。这时主权国家就成为金融资本施展威力的最大阻碍。1985年的《广场协议》（3）逼迫日元升值，使得日本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并导致日本在90年代的大衰退。1992年，索罗斯狙击英镑，导致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令欧洲试图建立稳健货币体系的计划受到重创。1997年，欧美巨额金融资本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空前的大洗劫，之后竟然还将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东南亚国家头上，无视他们为这些国家设计的自由金融体制才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难怪马哈蒂尔将这些金融大鳄的行为视为“赤裸裸的抢劫”。
随着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曾经依靠工业力量风光无限的日本、德国等则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成为世界分工格局的第二集团。而中国在这场变局中被显而易见的安排在第三集团。但这种安排仍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开放中国的工业、金融市场。
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品市场早已开放。20世纪80年代，为打破美国“岛链战略”的封锁，我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大量港台资本，这些资本主要涉及初级加工业，与国有资本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局面。而“岛链战略”亦不攻自破。但90年代之后，随着大量西方先进生产线的引进，国有工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中国民族工业渐渐失去了竞争的主动权。
(1) 广场协议：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2) 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附录：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经济管理出版社
(3) （美）乔纳森.特尼鲍姆，《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战略与管理，1998年3月
而囿于控制金融风险的考虑，中国的金融市场则一直没有对外开放。这在美国积极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显然是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如何迫使中国就范、成为美国战略体系的一枚棋子是美国金融霸权得以实现的关键。中国加入WTO就成为美国向中国索要经济筹码的机会。中国加入WTO协议规定：“加入WTO五年后，外国银行将可以与中国居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非金融业金融公司可提供汽车融资。中国将允许被特许的外国人拥有的合资公司参与基金管理，条件与中国公司相同。随着中国公司的业务规模扩充，外国合资债券公司将可享受同等的业务扩充。被特许的合资公司将获准包销国内证券和包销交易以外币计算的证券（债券和普通股）。外资可参股中资银行，股份不超过50％。”但这样的条件并不能完全满足国外金融资本的胃口，因为中国的资本项目并未放开，汇率体制仍然是固定汇率制，这使得国际金融资本无法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正如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因此，美国、日本等国纷纷敦促人民币升值，并要求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
那让我们先看看“广场协议”后日本都发生了什么。在1985年9月——1987年底这段时间里，美元兑日元从1美元兑250日元下跌到1美元兑121日元，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这也就是说日本人所持的美元资产贬值了50%。据日本机构的统计，在1986年—1995年期间，“广场协议”导致的日本对外净资产损失累计约为3.5万亿日元（1）。包括日本人寿保险公司在内的许多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损失惨重，日本的出口企业也在美元升值时代将自己在出口中赚得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同样损失巨大。而对于拥有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如果重蹈日本的覆辙后果将不堪设想。
显然，在敲开中国的金融大门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必须要给予中国一定的利益。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额逐年增加，据商务部统计，200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达1.15万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320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则高达600亿美元。美国将大量的订单外包给中国，促成了中国江浙等地经济的繁荣。但却极力限制对中国的技术产品的出口。在中美超过1200亿美元的贸易额中，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仅为41亿美元。出口产品而较少出口技术，一则可以打击中国国内产品，二则可以抑制中国国内企业的创新，从而控制产品生产的主动权。
四、微观视角：民族企业与金融虚拟资本
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将选取典型的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以图管中窥豹，透视中国民族企业在虚拟资本全球化中的生存状态。
2004年12月1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加坡当地法院申请破产。曾被誉为“中国石油战略过河尖兵”的中航油轰然倒下。2005年3月28日，普华甬道的调查报告称：“对油价的错误判断，导致此后随着公司为掩盖问题而铤而走险，不断加大赌注，亏损额终于越积越多。” （2）而各种媒体、机构无不将原因归结到中航油身上——监管不力、机制落后、从事高风险业务。更有学者呼吁“国资应退出高风险领域”。（3）而中航油涉及的则正是“高风险领域”——石油期货。
(1) 王伟旭、曾秋根，《警惕美国的第二次阴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
(2) 《普华报告之后的中航油》，经济观察报，2005年4月4日
(3) 尹中立，《老鼠仓掀翻中航油 国资应退出高风险领域》，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12月21日
对于中航油涉足石油期货交易，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常清认为，“如果不去利用这个衍生品市场，不去作套期保值，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1）他同时指出，有些国有企业由于有风险，对该保值的也不保值，将油价上涨带来的损失转嫁给国内消费者，自己却大发横财。但是期货市场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套期保值，更是各大交易商博弈的场所。换句话说，谁掌握了期货市场，谁就拥有了商品价格的控制权。当今的石油期货市场基本是由欧美大金融资本所把持，油价此番上涨就是由他们所操纵，对于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航油此番进行风险极高的卖空交易，首先是基于油价将要下降的判断，其次是希望能够在石油市场上拥有话语权。其实中国国有企业很早就在国际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但是1994年在伦敦遭遇国际资本的狙击而惨败，中国就禁止国有企业在海外市场上交易。而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商品定价权。
中航油作为新加坡石油期货市场上最大的作市商，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希望能够参与到利润更高又能影响石油价格的交易中去。因此聘请高盛子公司阿尔龙（J.Aron）私人有限公司进行产品设计。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他们市场上的对手正是以高盛为首的西方金融资本。在中航油反诉阿尔龙的诉状中，中航油认为是阿尔龙下套令其巨亏，指控其在没有解释清楚风险的情况下向其出售复杂陌生的衍生工具。由此看来，中航油的失败是必然的。国际金融资本用铁的事实告诉中国企业，不要企图操纵石油价格，否则就会倾家荡产。当石油价格上涨到50美元的时候，高盛公司仍然发出了令人惊悚的分析报告：石油价格将上涨到105美元。
中航油的倒掉是中外资本的一次正面交锋，也是中国资本试图控制国际商品价格的一次尝试。它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我们不能陷入幼稚的自我反醒中，而要明白我们的对手是谁，如何在这种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突破重围，实现自我利益。
五、对策及结论
2005年4月15日，西方七国集团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采纳浮动汇率制。面对西方金融势力步步紧逼，中国已经明显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实行浮动汇率制，对于中国的工业发展将造成严重的不稳定，并可能给国际金融资本掠夺国内资本打开闸门。中国将如何应对呢？在此，我们不妨听听拉鲁什的建议。
拉鲁什（1998）认为：“现在必须彻底重组已经病入膏肓的世界金融和货币体系，……，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a)各国货币阶段性的固定汇率：b)根据需要限制货币的可兑换性；c)交易控制和资本控制；d)建立必要的保护性关税和贸易管制；e)禁止创立对货币进行金融投机的市场。”
“……以实物而非货币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世界经济正在以一种负自由能的水平运行。这个水平远未达到收支相抵之点。现有的净实物产出水平不足以防止人口和经济陷入加速的实物经济紧缩之中，最终结果可能是实物经济的崩溃。”
“如果这种人均实物产出水平下降的趋势不被减缓和最终消除，那么不论设计得多么好的金融和货币体制都无法运行。如果没有一项能迅速接近和达到可持续的、正自由能比例的实物经济复兴计划相配套，任何金融、货币体系都不可能成功。这意味着一个全球规模的罗斯福新政。”
在金融资本横行的今天，中国是没有能力去阻挡这股潮流的。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应当稳健地发展民族工业，千万不可本末倒置。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力量作为基础，所谓的金融业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中国的经济总体上处在健康的轨道中，在面对金融业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应当明确金融所服务的对象是工业。美国的金融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其将全球工业纳入自己的轨道，诈取工业利润。也正是全球工业支撑了美国金融业。在国人纷纷提出加大第三产业比重的呼吁时，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的金融业是否有能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不是成为疯狂投机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金融业千万不能落入金融全球化的陷阱，否则国内的工业资本就会受到大量的侵蚀，经济命脉就会被他人掌控。
作为后进国家，中国想要赶超发达国家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全球经济的现实发展状况又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随着金融泡沫的不断膨胀，虚拟经济的危机将会渐行渐进。而一旦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并构筑好金融防火墙，就有机会在下一轮危机中取得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三联出版社，1986
（美）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中信出版社，2004
（美）乔纳森.特尼鲍姆，《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战略与管理，1998年3月
（美）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第29章《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成思危，《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管理科学学报，1999
刘骏民，《虚拟经济：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南方日报，2002年12月
胡祖六，《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国际融资，2003
郭连成/米军，《金融全球化与经济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5月
陈平/王军，《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必然失败？》，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4月
王伟旭、曾秋根，《警惕美国的第二次阴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5月
《普华报告之后的中航油》，经济观察报，2005年4月4日
尹中立，《老鼠仓掀翻中航油 国资应退出高风险领域》，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12月21日
《期货是否会变“期祸”》，渤海期货商务网，2005年1月7日
《200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曹海涛，《振兴东北要有新思路》，人民网， 2003年9月1日
董伟，《专家解东北振兴难题》，人民网， 2003年12月3日
参阅：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26&ID=8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