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我国收入差距问题，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是以农民的收入问题为起点、农村居民的收入问题为核心的收入差距问题。中国农村居民收入问题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农村纯农户的收入问题。
●我国工农收入差距已处在非常高的水平，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低。
●浙江省人力资本的分布差异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村际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外部市场环境在地区之间分布的差异所导致。
●企业家才能报酬是影响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其对收入差距及其变化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缩小三大收入差别的十大建议：1.切实推进统筹发展战略；2.主攻城乡收入差距问题；3.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4.创新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思路；5.建立劳动者最低收入法；6.强化税收调节收入功能；7.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8.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9.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入；10.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黄祖辉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扭转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别扩大趋势问题研究——着眼于收入不平等角度的分析与研究》（03BJL028），以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问题为核心，针对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应在坚持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正，通过切实推进统筹发展战略、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等政策手段，缩小我国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别，建设和谐社会。该成果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
一、六个基本结论
1.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地区、工农的收入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基尼系数接近0.5。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不同的变化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除了城镇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缓慢下降趋势外，其余各项收入差距均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过高的居民收入差距阻碍了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程度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种不公平，或者说相对收入差距问题，不仅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2.我国工农收入差距已处在非常高的水平，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低，而农业劳动力收入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体制性障碍和大多农业劳动力本身的教育程度低等。
3.我国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中的最突出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平均贡献率为63.73%。其中人力资本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之间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而转移性收入在近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4.我国农村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取决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而收入差距的变化主要在于工资性收入，在1987－2003年间，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平均贡献是52.67%，远远高于其它各项收入的贡献。城镇地区之间收入差异相对较小，主要表现在工资性收入差异上。
5.通过对我省10个村庄样本的微观分析，在众多收入来源中，企业家才能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分布差异，即人力资本的分布差异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村际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外部市场环境在地区之间分布的差异所导致。
6.企业家才能报酬是影响我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无论对收入差距，还是对收入差距的变化，它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应该限制企业家才能报酬的政策含义。
二、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别的对策建议
1.切实推进统筹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应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作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统筹发展战略的一项具体任务，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要通过深化改革，通过国家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地区发展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的完善和配套实施，在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在“十一五”期间将基尼系数降至警戒线以下，即0.4以下。
2.主攻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鉴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包括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作为各级政府的主攻方向。中央政府应将这一指标作为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的重要考核指标，各省、市、自治区应把这一任务纳入各自的“十一五”规划内容，采取切实措施，在“十一五”内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
3.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尽快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收入。要加快提高农民的收入，主要的途径是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业劳动比较生产率。尽快消除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推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把城市化进程和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同时支持劳动密集型和能源低耗型的第二产业发展。
4.创新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思路。除了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外，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进一步加强力度和创新思路，国家应在扶贫开发工作基础上，以乡镇为单位，重新认定贫困乡镇对象，然后根据具体对象的特点，制定相应规划和计划，采取针对性的配套措施或政策组合，进行各个击破。这些配套措施或政策组合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贫困乡镇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金融支持和相关转移支付；发达地区对贫困乡镇的结对帮扶；贫困乡镇的人口迁移和人员培训等。
5.建立劳动者最低收入法。社会公民间的权力不平等是我国现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因此，应重视新时期劳资关系问题，修订劳动工资法，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劳动者基本权益，建立劳动者最低收入法，确保农民工的收入。
6.强化税收调节收入功能。企业家才能报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已经被证明，资本收入因为较低的收入比重，目前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还不明显，但是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其影响在增加。可见高收入人群不但获得了高报酬的企业家才能收入和资本收入，而且两者的持续增长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因此，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来看，强化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将有助于调节收入差距，并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7.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为了扭转我国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政府不仅应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而且应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与方向。要改变重城镇居民、轻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模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分工、各有侧重、互为配套、城乡一体的转移支付体系。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转移支付重点应突出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即通过对农业生产，特别是对从事粮食生产农民的补贴，保障其收入水平。二是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即通过对生态环境保护区的补贴，弥补该地区居民因保护环境而损失的收益。三是对特殊阶层的转移支付。即通过建立相关社会基金，对失业者或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者给与救济或补贴。由于现阶段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的政府财政实力差异悬殊，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以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相关地方政府的财政配套为辅。
8.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对农民而言，既是生产手段和财产，又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土地理应成为农民财产和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的土地制度还不完善，农民在土地的流转和出让中还不能获得合理的补偿和回报，这大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因此，亟需深化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首先是明确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并赋予承包农户除土地买卖以外的一切处置权。其次，针对土地利用、土地征用、土地出让中所涉及的相关利益者关系，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处置原则。再次是引入市场机制，通过上述框架条件下的土地市场化，有效实现土地对农民的上述三大功能。
9.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入。我国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不平衡的一个原因是公共物品的不均衡配置。主要偏向于城市和城市居民，而农村公共物品则长期供给不足，导致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较差，这些不利的外部环境制约了农村居民各要素收入的实现。公共物品投入直接影响私人物品的生产效率，公共物品的不均衡配置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我国目前总体上已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政府应调整公共物品的投入格局，通过新农村建设，增加对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落后地区的公共物品投入力度，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加大扶贫开发和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以改善农村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效率，进而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
10.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人力资本对各种收入差距以及差距的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首先应改善目前农村低收入人群下一代的人力资本，这里基础教育尤为重要，应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已达到2.6万亿元，根据有关研究测算，如果完全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国家财政需新增投入688亿元左右，约占财政收入的2.65%。应该说，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完全可以承担这笔费用。其次要加强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培训和教育，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使农村劳动力不仅有机会，而且有能力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进而提高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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