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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三家思想起源的经济学分析

 先秦时代,特别是周朝“礼崩乐坏”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纷乱的年代。作为人,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困苦与挣扎是甚于之前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的。在之前的历史中,我们那些作为能“群”的部落中的人,还是面对“天”即自然进行生存的斗争,由于能群的人类本性,正式的制度文化开始形成,最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自然演化均衡状态。这,就是“郁郁乎文哉”的周礼时代。


然而,随着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升,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中,不同的集团(这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可以是部落,也可以是阶级)随着权利的演变,形成了不同的(方向不同、层次不同)利益诉求,这些诉求,正是对现有制度架构造成冲击的内在力量。经济价值的提高使得新欲望不断产生,旧有欲望不断得到扩张,这些欲望的状况反映在制度内部,就造成了利益诉求的进一步剧烈化。这种基于人类本性的利益诉求变化,对现有的制度架构造成了深刻的冲击,最终使得原有的周礼时代制度均衡状况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当然,偏离并不是一次发生就打破了原有均衡的。夏朝的创始者启破坏禅让制,是利益集团(禹部落)利益诉求的表现,而他的子孙夏桀王就把欲望贯彻到当时经济所能容纳的极限。商纣也是如此,而所谓顺应天命的成汤和周文王,也正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的结果。夏末和商末的两次冲击所造成的均衡偏离,尚且是原来制度文化架构所能容忍的。但到周之中叶,北方的少数民族率先攻入京城,作为一个外力加进了均衡架构,却引动了原有制度结构中浮动的种种力量,于是,均衡一下子被瓦解了,原有架构的恢复功能也不复存在,春秋战国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乱世!


正是从这样的现实制度离散背景下,先秦的思想家往往从不同的人之生存处境和制度向往出发提出了各自的一套思路,然而这些套思路被后人不断解读,常常使人无法从最简单最本质的地方来把握,本文就是提供这样一个相反的视角。但我不想从纯粹哲学或者文化的角度来解读,因为一旦那样,我要么成为一个人类理性与智慧光辉的赞叹者,抑制了怀疑的能力,要么就是成为历史传统文化习惯(常常是某一个集团和一类人出自自己的某种目的建构的)下一个被同化者,变成了一个零部件,认为那样的怀疑是可笑的。我始终相信,人类思想的初始产生,一定因了一个并不十分复杂的愿望和情感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儒道法三家思想产生起源的对比,以一点经济学理路稍微进行分析,说明各家对人的关注的落脚点和对制度均衡的理想信念不同而形成的内在目标函数的差别造成了思想的最终差异!我们将发现起源问题是如斯之简单,如斯之亲切。


对人的关注的落脚点和对制度均衡的理想信念不同,常常可以看成是思想家对世局及世局中人之处境的情感和心理的变化不同,根本所在还是关注的“人”在制度均衡中的位置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三家代表人物的身世。先来看《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我对于这种分法,是不完全同意的。对此,胡适之先生在留美时就曾经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我对于三家出处是兼采二说,儒家用汉书,其他用胡适说。
我认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多半还是接近于社会底部的下层官吏,但史官之说,则纯属猜测。我们首先来看《论语》中的隐者,他们隐约都可见到道家风范的影子。其中,《宪问》中的荷蒉者,《微子》中的长沮和桀溺以及荷蓨丈人乃至“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他们甚至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再来看道家的三位杰出代表:杨朱,老聃,庄周。杨朱此人,先秦典籍中有很多名字,但据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考证,杨朱,杨琚,阳生,杨子琚都是一人。刘向在《说苑》中载,杨朱“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耘”,可见,杨朱此人,是一个小的生产者,在生活上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士人。再看老子,大家都知道,他曾经为周朝管理图书。《史记》中说“周守藏室之史也”,这样的官,也绝对是个小官,不过他对历史的观察,比之杨朱应该深厚的多。而庄周“尝为蒙漆园吏”,就更加是一个小官了。因为古代学在官府,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出身于“士”“吏”阶层的,论语中的隐者可能是看破“红尘”的士。这种与底层民众相对接近,远离本身所属的权利集团核心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能够对下层民众困苦的生存环境和人性在时代中的扭曲感受颇深,自然就多了一层反思和认知。反思的结果,往往是先从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入手。


我一直认为,杨朱是早于或者至少与老子同时的道家人物,杨朱的思想在手段上还没有达到润滑圆通的地步,在目标的设定上也还太过浅露直白,所以,虽为“不归杨则归墨”的显学,却为天下士人所攻讦。而在这两方面,老子的手法都比杨朱高明的多。


在出身下层士的杨朱看来,在“春秋无义战”的纷乱年代,统治者最不重视的就是普通民众的生命,在这里,生命只是实现利益诉求的手段,作为手段的生命是怎样一种处境呢?“一战而杀人盈野,再战而杀人盈城”,“大兵过后,必有凶年”,生存环境是极为恶劣的。统治集团为争夺权利(疆土,人口,名位等)不惜一切进行军事行动,对民众诱之以利,驱之以罚,激之以德。于是,杨朱主张“贵己”“贵生”,强调个体自我的重要性,强调生命的价值,在《列子》中记载他的一句有名的话:“拔一毛利天下,吾不为也”。反对将生命看成工具,主张全生,这其实是和当时的统治集团的意愿极为抵触的,是下层生命的一种抗争。在这样的年代,个体生命的生存的确是很艰难的,杨朱提倡贵生,只是感受到生存的恶劣,但是却没有看到统治者的工具,不能想出具体的思路来表达他的根本观点所在,可以说,他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模糊阶段,还没有发展出一种有力量的学说。杨朱之后的道家尤其是老子则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总结了统治集团的工具,也就是他们压在民众头上使得民众成为其利用工具的手段,用其学说一一破之:一.强调功利对生命的危害,提倡贵生,这直接继承杨朱,针对诱之以利;二.认为伦理规则具有虚伪性,针对激之以德;三.认为制度文明有反人民性的一面,针对驱之以罚。因此,一个人要想生存,之所以成本很高,就是因为有这样三个约束在,那么怎么样在尽量放宽约束情况之下使得个人生存成本最小,就成了他们考虑的最终落脚点,思想的起源就在这里。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这样,在道家的心目中,有一个生命生存成本函数S(X),这个函数受三个条件约束,道家的学说,就是从放宽乃至解除这三个约束入手的。如何解除呢,我们现在分别实证的来分析一下。


首先,就是贵生。为了生命,我们可以将那些所谓功名,爵禄都不看重。《吕氏春秋·贵己》里保存了这样一段杨学资料:“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都不如生命重要,所以,听从什么功利的诱惑,都没有全生要紧。其次,就是关于刑罚这样的反人民的制度问题。这个问题,不能指靠民众本身的觉悟,那样没有用处,所以只有规劝王侯,用一种道理,说服他们实行使民众生存成本最小的政策,这里老子做的最好,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整天搞那些制度约束人们干吗,所谓“太上不知有之”,“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再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没有用的,而且“若民恒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取?恒有司杀之。”自有物会杀他,不用你出手,再者“夫代有司者杀,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这不是掏力不讨好嘛!第三,从内在地方面去考虑解决人们已经内化于身的“伪道德”问题。所以,老子总是讲“绝圣弃智”,因为你一旦习得一种文化,就无法不接受他的“道德”观念,就无法不为他的东西所愚,而终于走向自我毁灭;所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你习得的越多,离道就越远,说白了,这个道,除去神秘的成分,还是可以从生存成本最小这里来理解,这样离你的生命之最终毁灭也就越来越近了。所以,庄子在他的书里,总是极尽嘲讽之能事的对待儒家人物,其根源,未必不源于此。关于以上论点的文献证明,可以说比比皆是,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现举一例,人们常说,老子好权术,其实,这都是后世统治者的一厢情愿,章太炎先生曾在《原道·论衡》中说,老子无非是想把那些权术“取之玉版,布之天下”,让老百姓都知道统治者的技俩,这虽有十分的猜测之嫌,但至少说明,章太炎先生是看到道家的目的之所在了的。


法家的人物,无论是早期的管仲,商鞅,李悝,还是后来的申不害,李斯,韩非,哪一个不是达官显贵,事实上,他们都属于权力集团内部相对核心区域的人物。李斯开始不是这里的人,而《史记》中有一段记载,很有趣,“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在所自处耳。’”李斯强烈的愿望,就是能进入到统治者或者说权力集团的核心层来,这突出的表明了法家人物的思想的现实与逻辑起点,和他们对强权的强烈的心理偏好。所以,对他们而言,“人”这一主题在他们心目中多少有些空阔辽远,虽然他们着眼的也是人类社会,但出发点决定了他们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忽视,来自底层的呐喊,以及深痛的苦难,在他们的情感面上是占不到多少比例的。


而无论是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还是慎到的“势”,这些高妙机巧的学说一个基本的关注点就是——“君”!只有君,只有得到君所拥有的权力,他们才能最好的实施他们的学说。这种学说推行之目的,我认为是法家人物放弃了原有的被偏离的均衡理想,而希图寻求或者建立一个新的全面均衡的制度架构。我们先追溯一下法家人物思想的缘起时间,那都是远远落后于道家和儒家的,他们代表的正是在原有制度均衡离散后的新兴起的利益代表,他们在原有均衡中没有主导的位置,所以对老的均衡理想缺乏兴趣,但对致力于新制度均衡的建构,他们则是充满了偏爱的。


对原有制度均衡的舍弃,最突出的表现在法家人物对历史传统的排斥,而倡导一种基于现实政治之上的新的思想和观念上。所以,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所以,韩非才在他的书中不断强调历史条件已经变化,“上古竞于道德,而今争于气力”,也最深刻的从他的老师荀况那里继承了“法后王”的观点。


君主集权,就是强权论。这里,真正的均衡状态只能是对当时那种战乱纷扰下的局面加以彻底的改变,也就是应该削除众多的权力集团,使得利益诉求的满足点只有在一处可以得到,进一步推论,就是只能留下一个权力集团,归结到极端,就是“君”!于是,法家的学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君主效用最大化的函数:Power=F(x,y,z)。在法家代表人物的心目中,这个函数的自变量只有三个,在他们的工具箱中也基本上就这样三种工具而已:x为法,y为术,z为势。


虽然,法家对人之时代处境的关怀很少,其个人情感表达又是以严苛,自私为主调的,而且其手段也常常为“君子”所不耻,但他们也表达了权力集团内部,基于农耕时代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而提出的一种关于构建新的制度均衡的伟大构想。他们前仆后继,为此一学说的发展和实践付出了重大代价。历史记载中,几乎所有的法家人物的人品都被描述为低下的,下场也总是很悲惨,就连那位李斯丞相最后想做粮仓老鼠也不可得。


而要推动这样一个新均衡的实现,无所不用其极中,总是藏有一个君主效用最大化的基调,这可以从申不害试探其君能不能运用术的故事得到证明,而这个君主效用最大化的最终走向,却是一幅新均衡的蓝图!


对于儒家,则相对比较复杂,这里,我只谈孔子。由于研究尚待深入,所以这里对儒家,只肤浅地谈谈。


我们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儒家人物的历史感是非常厚重的,尤其是孔子,对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还删《诗》《书》,改编《春秋》。所以,深知历史的孔子,又兼儒这一职业的特性及他的服务对象在原有均衡中的地位,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夫子对于旧的制度均衡架构在历史中运转的高效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和谐是十分心仪的。而面对春秋乱世,夫子痛心疾首,力倡复古之风。他认为,当时的离散的制度环境是坏到了极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礼崩乐坏”。这从孔子对很多礼制上越轨行为愤慨地表达中可以读出孔子对当时制度环境的深深绝望,他力求改变的前景,却只是制度离散以前的面貌。而同时,他对礼制的遵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要符合礼制要求的不断表达,如颜回死时的葬礼标准等,就可以看出孔子内心的美好制度均衡是什么样子的。这种礼,其实,正是原来均衡制度架构的反映!


那么,为什么孔子不会像法家一样去改变现有制度,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均衡呢?这就是因为,法家人物心目中是没有了一个均衡制度参照在了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那个权力集团的利益在旧有制度均衡下是不能得到实现的。所以,他们总是讲:“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历史美好的景象早已不存在他们对现实的思考中了。而儒家,则往往心目中早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均衡图景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对历史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二者学说大相径庭。


那么为什么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能够居于正统,生生不息,而法家则看起来销声匿迹了呢?这是因为,一旦新的均衡开始收敛时,儒家学说更容易维护现有的路径;而法家一是建构均衡的,建构常常意味着对过去路径的破坏,二是他们不善于从伦理道德上入手,手段说太过暴露统治者的内心了。其实,两千年来,迂阔的儒家从来也不可能占据统治者的内心,倒是法家的幽灵一刻也没有从历史的任何角落消失!因为,均衡的稳定永远只是秩序上的和总体上的,均衡中的个体并不总是安于他的位置。冲突永远不能消失!


而道家的观点也因为对生命处境的关怀走向了他逻辑的终点,到了另外一个虚无的极端:否定一切制度与文化为代表的文明。这样一种思路,从本文的角度来看,是道家要把其学说从逻辑上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


对这些问题的经济学上的分析研究,我认为是可以深入下去的,但是,这里也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你是否能找到更有意义的问题,;二就是分析工具要有深入的掌握和进一步的拓展。而对这两点,我都觉得十分的迷茫,所以,现在,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将来,我不得不为这两个问题而去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学习。


以上是我的一点肤浅的思考,我把它写出来,主要还是一种兴趣,我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真是一件快乐无边的事情。以此就教于方家!

无知者写毕于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一点半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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