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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北京海淀图书城的“国林风”书店碰见了一本对我影响深远的书——虽然还不能肯定是否会改变我未来的生活轨迹，但无疑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精神世界。这本书讲述的是经济学知识和原理，内容却轻松怡人——印象里，只有金庸的武侠小说才能让我那么专注和愉快地去阅读。读完后，立即感觉自己的头脑饱受冲击，大概是所谓的“醍醐灌顶”。
这本书名叫《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作者茅于轼，以自己在美国游学访问的见闻为背景，通过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解析经济学，语言引人入胜、观点精炼、思想凝重，让我入迷和叹服。
于是，我开始特意寻找署名“茅于轼”的文章和书籍，同时逐渐对“茅于轼”有了初步了解——这是一位年长的经济学家，文章著作显见平实生动，在国内舆论界有相当的影响和地位。
1998年，我发现了茅于轼先生的又一本文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与此连带，买下了作为“当代中国经济学家随笔录”系列丛书的其他几本。至此，开始亲密接触“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樊纲、“走火入魔”的经济学家汪丁丁，等等。
以后，我养成了去新华书店定期搜索的习惯，目标锁定精彩通俗的经济学读物，时有收获。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日渐普及，网上的经济学站点发展起来，这又成为我网上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几年下来，我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混了个眼熟，从“最有面子”的王则柯，到“当代严复”薛兆丰，再到“身价最高”的张五常，直到“诺贝尔奖候选人”杨小凯，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我也只能透过平实生动的文字去了解他们，但我依然感觉我的精神世界被他们的思想历程所牵引，由此去触摸中国社会虚弱飘忽的脉搏，也抚慰着身畔世界给我带来的迷惑与感叹。
一
对经济学发展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从过去到现在，从世界到中国，经济研究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数学、统计的方法。在此趋势下，数理学科的专业背景成为经济学学术竞争中的一项资本。而在经济学论文中加入或多或少的公式、图表，也成为一种惯例，或时髦。
有时我们会觉得某位经济学者的言论艰深难懂，原因如下：要么他是在面对专业内部人士进行表述；要么他是故弄玄虚；或者他的理论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无论如何，一种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理论，必然可以通过直白的语言或是现实的生活经验来加以说明。我认为，构建和论证某种经济理论，数学语言可能必不可少，但如果是去阐述某个观点，语言越简单越好。
据我所见，有过数理研究工作经历和成绩的经济学者，往往不太使用数学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相反，这些学者非常善于用浅显生动的语言去描述和解释经济问题。北京天则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还有广州中山大学的王则柯教授，是这方面的典范。
茅于轼先生最早从事过动力机车方面的研究，后来转向经济学，有多次出国交流访问的经历。以专业出身和治学经历而言，很难想象他对经济问题的阐释能对观众产生金庸小说式的吸引力。他在80年代出版过一本论著《择优分配原理》，有人因为看了这本书从此立志走向经济研究的人生道路。
王则柯教授数学专业出身，早在文革前就从事“拓扑学”的教研——那是数学专业中一个比较尖端的领域。70年代中后，他改专经济，曾多次长期赴美游学访问。因为多与美国学界交往，王则柯教授“面子很大”。话说斯坦福大学有一位斯蒂格利茨教授，曾在白宫、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顾问，撰写过美国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大腕。他于92年来中国访问时，鬼使神差，单独跑到王则柯家中与其“亲切会谈”，并给他的学生作了演讲报告，没有收出场费……我设想以王教授的数学功底和海外学术关系，如果要想卖弄炫耀，必定堂皇气派。幸好，王则柯教授常用平实朴素的语法写作，让广大读者受益不浅。
差不多同一时期，我阅读到另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樊纲的随笔集。在那本书的序言里他说，一个经济学家要会写三类文章：专业论文、政策建议还有普及读物。他那本命名《阳光与面包的联想》的文集，收录了他90年代初到中期的部分论文及小品文，看过后，我得出结论，一个学者对经济学的认识和把握，若不能深入，必不能浅出。樊纲因其学识（曾任国内第一经济刊物主编）、经历（留学哈佛归来）和丰盛的工作成果，自90年代后被视为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经由樊纲，我认识了与其并称“京城四少”的另三位经济学家：刘伟、魏杰、钟荣朋——这四位因为年龄相对年轻并且言论不同凡响而得名。据我所知，刘伟是北大经院的副院长，说话显得保守稳健；魏杰原在人民大学，后来到过国资局，最后转到清华，人长得很胖；钟荣朋是湖北人，确实不负“天上九头鸟”之歇语，看问题尖锐，敢言善言。
大约98年的时候，有人邀请刘伟、魏杰、钟荣朋再加上一直致力于推广破产法、外号“曹破产”的曹思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举办了一次巡回报告会，讲授经济政策、产业结构、企业发展等问题，所到之处大受欢迎，俨然刮起一阵旋风。事后我阅读他们的演讲纪录，好虽是好，但因为场合所限，谈问题还是有隔靴挠痒之感。
再下来认识了汪丁丁——跟其他一些影响重大的中年经济学家一样，他曾经作为知青上山下乡。不知道是否与这段经历有关，他的思想深邃而凝重。
有心人应该注意到，在近两年关于网络经济的沸沸扬扬的讨论中，汪丁丁是参与较多的少数“正宗”经济学家之一。相比之下，他的言论高雅、精致、专业，他那超凡脱俗的形象深入人心。从汪丁丁的文集《永远的徘徊》中得知，他很早以前求学于美国，后留居工作，后来到了香港任教，也曾去过德国。最新情况：北大任教。
除此以外，我又到互联网上认识了一些经济学家。通过搜索引擎，我发现了“制度主义时代”——一个以制度经济学为主线传播经济学思想的个人网站，内容以站主的个人言论为主，但我认定它是国内最优秀的经济学站点之一。
这个站点的主人名叫薛兆丰，毕业于深圳大学，曾出国深造，后回到深圳工作。薛兆丰在国内舆论界崭露头角的时间不长，报刊称其为“青年经济学者”，但我对他未来的影响和地位非常看好。南方日报集团新近雄心勃勃地创办了一份报刊《21世纪经济报道》，在其中的专栏版面，他的名字和王则柯、梁小民等资深经济学家并列而立。
在“制度主义时代”，还可以看到张五常的最新文章，这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张五常之所以了不起，不是因为他在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当领导，而主要是因为他曾经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念书，那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据点，出现了若干诺贝尔奖得主。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张五常出手不凡，完成了轰动学术界的毕业论文。后来，他留居美国教研，跟一帮美国经济学大腕交往密切，似乎有称兄道弟的味道。这样，我先入为主地相信他肯定有过人之处。再看他的文章，笔法偏向平实直白，但说理极其透彻，有轻描淡写寸铁杀人的境界。
别人的文章看多了，我也开始思考中国的经济问题，但说来惭愧，我的思考始终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上。一方面是我的学术素养不足；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没有必要研究得那么复杂。或曰：在简单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研究复杂的问题没什么现实意义。
所幸，杨小凯的出现让我找到了莫大的安慰。英雄所见略同不敢说，杨小凯的来头跟我这样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听了杨小凯近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些见解，觉得他的话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这是千真万确的。
记忆所至（如有差错责任在我），杨小凯的观点包括：中国首要的经济问题是农民贫困，农民贫困是人为歧视所致，必须废除户籍制度，在农村确立土地的个人产权，并允许自由交易；中国经济增长的桎梏是投资限制，在高利润的垄断产业，应允许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自由竞争；中国改革的危险在于根本制度改革滞后，因为先进技术和资本的引入，经济苟且繁荣，暂时掩盖了体制矛盾，存在积重难返的危险。
杨小凯的成长经历颇有一些神秘色彩。据说文革期间他16岁时写了一篇《中国的未来》，引起高层关注，闹得康生也要追查这篇文章的后台。后来他坐过牢，其间苦读《资本论》，萌发了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改造的念头……通过各种阅读材料，我知道他是实力很强的一位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人选，这话虽然不能当真，但也能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学术素养和专业水平。杨小凯出国留学学成之后，居澳大利亚某大学任教，现在同时受聘于北大。
二
在我看来，经济学上没有什么比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取舍问题更为重要。由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可见,这个问题关系千百万人的生死、世界政治版图的划分、人类历史的走向……苏联和中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公有制是失败的经济体制。虽然直到今天中国还有人在为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争辩与呼吁，但没有一个中国人为了经济原因移民到“真正”施行公有制的朝鲜。
公有制为什么必然失败？在接触茅于轼先生的著作之前，我从没见过有人能用如此简单的语言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出如此可信的回答。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无时无刻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一旦失去地心引力，世界必然出现混乱和灾难。地球引力虽然重要，但因为人们习以为常，他们往往忘记了它的存在。茅于轼先生将“价格”称为经济生活中的地心引力：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它，经济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和灾难。正确的价格信号如何产生？来源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讨价还价。施行全面公有制，抹煞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界限，无法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结果就是经济崩溃、人民贫困。
实行私有制（或称个人产权制）和自由交易，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在收入和财富上的差距——因为这样，有人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人类社会失败和罪恶的象征。这个问题在道德观念上也一直困扰我，后来看到钟荣朋“私有公用制”的说法，我才感觉轻松了很多。
举例说，盖茨有800亿的个人资产，但其中的绝大部分，他是一辈子也消费不了的。这些资产在运营中给政府创造税收、向社会提供就业，受益者是公众。盖茨死后，他可能把资产捐献给社会，这是化私为公。如果他把资产全部留给后代，遗产税固然少不了，另外，只要小盖茨不是精神错乱，他还是不可能把几百亿的个人资产消费殆尽，其中绝大部分终究是“私有公用”。所以，仅仅因为出现分配差距就要否定市场制度，太苛刻了一点。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兼容，在部分公有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结果如何？有两种情况：如果允许自由竞争，市场上的国有企业将被淘汰——因为全国人民不可能有效地去监督和制约某个厂长、经理，所以“全民所有制”企业必然低效。今天来谈论“搞活国有企业”是个误会，如果真能搞活，还用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干什么？张五常说过，“国有企业不要谈搞活，要谈就谈搞死”，这是企业改革的唯一正确方向。
如果仅仅在市场中的关键领域实行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不用搞也会活得很好，例如交通、电力、通讯、金融等。但是这样会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阻碍经济增长——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停滞的真实写照。按照厉以宁的比喻：一只用木板围成的水桶，其最大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现在社会上闲散资金再多，却不能进入那些关键却又发展不足的经济领域，当然就导致了增长停滞。
大概是为了解决经济停滞的问题，一年以前，政府宣布把“西部开发”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正式启动。然而，我认定，“西部开发”的结局是不了了之、无功而返。
我国西部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这个事实短期内谁也无法改变。相同的资源，投放到东部和沿海，能产生更大的收益，解决更多的就业——这是市场给出的判断。从经济效率上考虑，现阶段我们不应该也没必要去开发西部，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制度上取消不合理的限制，让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西部的人口减少，再辅以自由的资源定价权力，西部的人均收入自然会上升与东部持平。等到东部的人口密度趋于饱和，出现规模不经济，其投资收益下降，“西部开发”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些问题樊纲在90年代中期就论述过。
樊纲还给出了一个关于腐败的简单定义：腐败就是用公权谋私利。这个定义比其他任何长篇累牍的论述都更能揭示治理腐败的有效方法——就是减少公权，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对市场和社会事务的干预。如今以来，腐败成为最重大最危险的社会问题，但是报纸上只会强调高薪养廉、重典治罪、抓大案要案、改造世界观等等不及根本的东西，我看了为之着急。
樊纲“不讲道德”的由来是，他若干年前写文章说经济学家应该不讲道德，引来批评，后来他澄清，他同意经济学家可以把道德作为经济变量因素来研究，但经济学家不应该进行道德说教，那是不务正业。以后，关于经济和道德相互关系的争论越来越多。
因为经济学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解释力，用它去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道德规范，对其他学科的学术地位往往产生颠覆似的效果，人称经济学帝国主义。
薛兆丰是国内学者中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在他的“制度主义时代”中，很多超乎常规而又难以辩驳的言论。因为这些，有人奉他为“当代严复”，希望他担当启蒙中国人心智的重任，而反感他的人，则骂他是没有人性的经济动物。
1999年末，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引发了举国上下关于民族产业和自由贸易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到现在尚未结束，其中，薛兆丰不遗余力的反保护主义言论值得称道。
他用区区一个司机加油的例子说明：双边国际贸易中出现赤字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多边贸易中，在总和账户上，国际贸易必然归于平衡。他直指“爱国学者”的荒谬逻辑：外国销售商品是剥削，外国购买商品为掠夺，外国商品定价较高是霸道，商品定价较低为阴谋……所有这些不过是既得利益者、情绪偏执者、人云亦云者的胡说八道。
薛兆丰驳斥“爱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论述是这次对阵中我见到的最精妙的致命武器。而倡导自由贸易和揭露虚伪或盲目的民族主义的言论，也成为迄今为止薛兆丰最有社会价值的经济思想。
三
当今中国，社会上最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大概要数厉以宁和吴敬琏，无论说什么，他们的最新言论多半会成为媒体和舆论的焦点。但在经济学界，最近一段时间，另外两经济学家格外引人注目：汪丁丁和张五常。
在普通人心目中，汪丁丁以写文章难懂著称，与此同时，部分经济学家对他评价甚高。汪丁丁文集给我的感觉，相当一部分用来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这些我基本理解，看了受益很深。另一部分，他引经据典，混杂哲学和经济学进行论述，我不太懂，是为经济哲学。
不懂的东西，当然不能就说不好。但很多人对汪丁丁的观点论著颇有争议，这也是事实。
汪丁丁大约一年前与美国来访的萨缪尔森进行了一次对话交流，其内容曾发表，但估计流传不广，我是没看到。我只在樊纲的文集中听到他对此事的评价：汪丁丁是为数不多的有资格与老萨进行对话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中山大学的王则柯教授写过一篇《汗颜读丁丁》，大意就是说汪丁丁的哲学造诣非常了不起，使得他对经济学的阐释博大精深，让人钦佩。而茅于轼先生在一次回答问题时表示：他也不太懂汪丁丁的经济哲学，但他知道汪丁丁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经济学家。
当然，也有人不这么看。薛兆丰就认为，汪丁丁的经济哲学不但毫无前途，而且简直就是故弄玄虚。他那篇名为《走火入魔的汪丁丁》的批评文章流传甚广，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可以说尽人皆知——当然这是好事，为学术论争提供了一次范例。
王、茅两位先生对汪丁丁礼赞有加，体现了年长学者的风度。薛兆丰年轻气盛，狠批汪丁丁是否出于不健康的心态？有人表示怀疑。
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薛兆丰的老师和偶像，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五常。而张五常跟汪丁丁，无论在学术观点或是生活经历上，有过接触和矛盾。现在薛兆丰批评汪丁丁，难道没有受张五常的影响？
薛兆丰批评汪丁丁的文章，有理有据，除了显得不懂团结-批评-团结的工作方法之外，很难找出破绽。有人不喜欢薛兆丰，大概是因为他深受张五常影响，不会作古代君子的谦谦之态。不过据我观察，薛兆丰也有表现谦恭的时候，例如，对茅于轼先生，他推荐了他的文集作为经济学入门教材，介绍别人参加他的专题讲座，出差北京专程登门拜访等等。
的确，经济学界很少有像茅于轼先生这样广受敬重的。当年杨小凯从澳大利亚回到北京，与一批经济学同道见面的时候，头一句话就叫“哪位是茅老师”……按我的理解，茅先生广受敬重的原因，一是他有数理专业的知识背景，看问题深入严谨；二是他的为文和为人一样，谦和睿智；三是他作为一位长者，对新思想和异见者宽厚包容。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刚出现时，国内知之甚少，茅于轼对其专门引进、介绍、传播，这样的治学态度，可钦可敬。
一个经济学家，要有深入浅出的专业论著，要有谦和宽厚的人品作风，还要有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曾经有人问张五常：国内有哪些优秀经济学家？他回答：杨小凯比较聪明，如果方向正确，应该有所成就。又有人问：厉以宁如何？他反问：他算经济学家么？
也有人请杨小凯评论经济学论著，问道：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如何？杨小凯回答：何清涟的著作不是经济学作品。
最搞笑的要数何新，在孜孜不倦地批判经济自由主义是祸国殃民的糖衣毒药之余，他买了一本张五常的《经济解释》，逐一研究其生活经历、学术观念直到改革建议，最后得出结论：张五常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务。
四
最后，我想列出我最欣赏的前十名中国经济学家，供爱好经济学和关心中国改革进程的朋友参考。给出的排名，不敢侈谈准确、权威，但无不言之有据。其依据，是经济学家的人文作风、专业水平和社会良知。
第一名茅于轼，近乎完美，我毫不犹豫选他。
要说原因，先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类似巴以冲突、印尼暴乱那样人间惨剧会不会在今天的中国上演？有人可能觉得它跟中国人毫不相干，我却觉得它近在咫尺，阴魂不散。
就在去年，因为台湾选举，政府怒不可遏，又是军事演习又是发射导弹，配合伟大领袖讲话：我们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统一。这时候，谁敢保证两岸之间不会爆发战争？而战争爆发后的结果又会怎样？
这时候，一个清醒善良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一个具有公众影响力的学者闻人应该怎么做？
在经济学界，我仅看到一篇公开反战的文章《统一台湾的小民之见》，作者是他——这位富有人道主义和社会责任的智者，从此成为我心目中无可替代的精神偶像。
在我的见识内，茅于轼是将经济学的美感发挥到最高境界的学者。
第二名张五常，专业大师，但性格有些古怪。
张五常给人印象比较狂傲。例如，他自称是身价最高的经济学家，香港政府有事问他也要看他高不高兴；他还说自己的著作必定流芳后世，而诺贝尔奖得主大多不甚高明；他常常回忆，科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跟他探讨经济问题，听了他的回答茅塞顿开……这些话像李敖的风格。
张五常大师级的专业地位不容置疑，他的经济随笔令人陶醉，他深入实际生活求证经济学的态度，更是弥足珍贵。我想不通是，难道天才的智慧与谦和的性格真的水火不容么？张先生的专业水平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如果他的性格更谦和一些，能降低他和外界交流的交易成本，必定有利于整个中文经济学界的效率改进。
第三名杨小凯，雄心勃勃，在国际学术界广受认同。
有人说杨小凯可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是开玩笑。杨小凯及其新兴古典经济学派野心太大了，他们要做的，是把经济学回溯到斯密的分工和交易理论，运用新的“超边际分析”和最新发展的数学方法，在一个理论框架内，统一地推导和阐释目前所谓的微观、宏观、贸易、发展、产权等各种分支经济学。
换言之，从斯密开始，当古典经济学的大旗传递到马歇尔手中的时候，因为当时数学工具的限制，他放弃了对经济制度和分工结构的演变推理，专注于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使得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断裂。后来，随着历史发展出现了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人们各行其是建立起五花八门而又彼此割裂的经济理论。现在，杨小凯及其新兴古典学派力图在未来20年内广纳百川、一统天下——一旦成功，杨小凯会成为经济学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第四名樊纲，国内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人称帅哥经济学家。
公允地说，樊纲长的不是很帅，不过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称帅也说得过去。同样地，樊纲在经济改革上的思想观点其实没那么激进，人们每每将他视为“自由派领袖”，是因为他在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中具有较高的主流影响力。
有一次何清涟与薛兆丰辩论，情急之下就说（大意）：你别跟我谈这些幼稚的市场优越论，说这些你不可能比樊纲说得好……99年中国首次在上海举办财富论坛，政府极为重视，其中樊纲的出席，证明了他具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
后来断断续续有消息说樊纲要遭宣传封杀，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第五名汪丁丁，学富五车，可惜曲高和寡。
汪丁丁知识渊博、学问精深，这点不服都不行。若论缺陷，晦涩难懂是其思想传播的最大障碍。难懂的东西，很可能最有价值。但就经济学论著而言，如果连茅于轼先生也说看不懂，我认为值得作者反思。
另外，如果汪丁丁也认为知识和思想有助于社会进步，要达致这些进步，他就应该最大限度地让大众了解和认同自己的思想观点。
汪丁丁终究是一位倡导市场秩序的学者，这是值得尊敬的。
第六名薛兆丰，辨才超群，未来中国的弗里德曼。
根据我在网上经济学BBS观察的感觉，薛兆丰的文章观点，几乎战无不胜，可惜其中的专业或半专业人士很少直接对他表示认同。我估计，可能是因为他资历太轻，加上个性作风比较率直，容易招致心理抵触。
薛兆丰写作的特点是深入浅出、通俗流畅，对普通读者而言，其吸引力无与伦比。等到将来，如果国内的新闻媒体、科研机构和教育体制完全市场化以后，薛兆丰会成为稿酬最高、公众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者。反过来，一大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学权威”，会在市场化的浪潮中日渐衰微、风光不再。
我相信市场是一切价值的最高裁判。
第七名王则柯，数学专家，“经济学”垃圾的清道夫。
读王则柯教授的文章，除了叹服其文笔优美、作风严谨，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反感和批评。劳动价值论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而“物以稀为贵”能经受生活经验的反复推敲，要用市场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这是王则柯长期呼吁的观点主张。
多年前学习政治经济学，很多东西看不懂、想不通，问老师没有答案，对照现实无从检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看到王则柯的评价：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生编硬造的理论，我恍然大悟。
至少从经济学教育和市场观念普及的角度来看，王则柯这样的经济学者，对中国社会近20年的进步发展功不可没。
第八名盛洪，天则研究所的核心人物。
依我之见，天则经济研究所是国内层次最高的教研咨询中心，而且很难得，这是个民间发起、商业运作的单位。如果没有记错，盛洪先生在那里居于法人代表的位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天则是茅于轼、盛洪等几位优秀经济学家创始发起的。而他们两人的交往，始于盛洪一篇公开发表的经济论文。
第九名张维迎，牛津出身，在企业和契约理论上独树一帜。
本来对张维迎的论著了解不多，不能轻易评判。但在各种场合，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学者对他毫不吝啬地赞赏，我相信他肯定有过人之处。以前总有革命理论教育我们，要敢于颠覆权威，要勇于反叛传统，要长于蔑视名分，后来发现，这么做十有八九犯错误。
最后终于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看到张维迎对企业问题的连载评论，读后受益良多。
第十名吴敬琏和厉以宁，目前综合影响力最大的中国经济学家。
为什么把这两位声名显赫的学者排在最后？不是我故作意外，而是因为他们的名声地位带有浓重的官方体制色彩，所以比较特殊。
纯粹从思想观点的角度而言，我看不出吴、厉二位先生有什么突出之处。而且，他们的文章论著从来都是居高临下、高度抽象，无从检验、无法交流，所以根本无从欣赏。
吴敬琏号称“吴市场”，厉以宁别名“厉股份”，代表中国推进市场经济的两面旗帜，令人景仰。但如果真正的市场化到来之后，他们的名声地位不可能达到现在的高度。
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列出我认同和欣赏的所有经济学家，但他们的名字我都铭记在心：钟荣朋、曹思源、林毅夫、张曙光、周其仁、王文京……一时之间想起来的只有这么多了。
请爱好经济学和关心中国改革进程的朋友记住这些名字，他们的思想和智慧，代表未来中国变革和复兴的正确方向。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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