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称某人为“学者”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人要写文章，要对某个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意见和看法。学者的文章大致分为两类：一部分比较严谨，要用到很多术语，有规范的结构，就经济学而言，往往还不能缺少数学模型和相关的图表，等等。另一部分呢，是学者用浅显文字写就的文章，或者是在某个场合的现场演讲，这些内容很口语化，而且常常穿插着日常生活的实例，以便更好地说明问题。
学者为什么要写学术文章？是为了用严密、规范的语言在同行之间交流，提高讨论问题的效率。从实用意义上说，学术文章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研究的是什么问题，最终得出了什么结论。
一个学者，研究问题有了结论，有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就必然可以通过口语和实例表达出来——这么做我称之为“站在地上”，就是立足现实、贴近大众的意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有两种可能，一是你“暂时”不想站到地上，要集中精力攀登理论高峰；另一种情况是，你的理论本来就是空中楼阁，是一堆没用的文字符号，是胡编乱造、自言自语的逻辑游戏。
评价一个经济学者的真实水平，就要看他站在地上的时候说了什么。这是因为，一个人在讨论现实问题的时候，在用口语说话的时候，他的思想观点、知识素质会条件反射般地迸发出来，那是他学术成就的结晶；另外，更重要的是，只有站在地面上，在同样的问题上短兵相接地进行论战，经济学者的武功高下才能一目了然。
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专著中满篇是微积分方程，但背后的道理就一句话：充分竞争下的供求平衡达致资源配置最优；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不懂没关系，但他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后发劣势是怎么回事、专制政治如何了阻碍经济现代化；张五常的产权理论不用多说，说一句“花别人的钱永远不如花自己的小心”就够了；张维迎搞信息经济学、精通企业理论，他用一个栽枣树的故事就能让你明白他的全部意思；周其仁的学术论文我没看过，但因为他说过“没有竞争不知成本为何物”，我认他是电信问题的第一专家；林毅夫对制度和产权改革比较保守，但他提出社保基金可以通过出售中国电信的股份来解决，我佩服他。
仅用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多少来评价中国经济学者的水平和地位基本是不可取的。就国内的刊物而言，因为我们的教育、科研体制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很多学术刊物的公正性和可信度都成问题。虽然不能说学术刊物上的文章都毫无价值，但如果按发表学术文章的标准来衡量，我猜想，中国排名前十的经济学者大部分我们压根不会听说过，对社会舆论和学术走向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根据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标准会比较可靠一些。但也不能笼统地说，谁发表的文章多谁就厉害。首先，在做文章统计的时候要划分适当的时间段。比方说，不能根据去年一年发表的文章数量来作评判——如果这样的话，天知道现在美国最厉害的经济学家该是谁？以比较长的时间，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为限……来评定“XX年来最厉害的经济学家”或许有点意思。不过也要注意，光看发表多少文章没有意义，发表再多，没人理会、没人认同有什么用？关键还要看被别人引用的次数。
基于以上的理由，可以说，先阶段根据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数量来评价中国经济学者是不可取的。
目前而言，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市场体制本身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不能提前套用发达国家的学术标准。经济学者倾向于关注一些基本的、宽泛的现实问题，这无论对社会改良还是对经济学者自身的价值实现，都是边际效用最大，很正常。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很好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要对现实问题做出深刻、准确的剖析，基本上很难。
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对现实问题都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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