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前面有人谈这个题目，回想这些年对经济学又爱又恨的情缘，忍不住说几句。
我是学国际贸易出身的，由于当时经济法律都学，当时特别喜欢法与经济学，后来发现当时周围有些朋友现在已经把这作为专业了。法律无疑是经济学入侵最成功的领地之一。
刚开始出国进修，是在商学院，所以实际上是国际商务，虽然也用经济学，但并不是一回事情。后来被政府作为贸易外交官送到国外另一个大学的经济系进行培训，虽然都是学的经济学课程，但收获最大的是历史和政治。历史课学的是一门叫“长期增长“的课，开始是一点增长理论的基本知识，然后大部分是从历史角度的分析，当然也包括Barro还有Hall & Jones等一些著名的经验验证，贸易对增长的影响等。但最让我产生兴趣的还是North的一些东西，还有Crafts对产业革命史的分析，还有一个对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同为移民国家，20世纪初两个国家差不多富裕）的增长路径的比较分析，挺有意思（北大听周其仁课的同学可能都会与我有同样感觉）。新经济史和计量史学毫无疑问都包含了经济学对历史学的巨大贡献。
作为贸易外交官研究生班，无疑少不了WTO, 于是在贸易理论课中，老师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了重点，特别是Grossman, Helpman的东西。学了这种所谓内生贸易保护理论以后，你再就很难完全相信李斯特了。国际贸易理论中还有一套单边贸易改革和多边贸易谈判的文献，虽然有时候搞国际关系的人会觉得这些理论离现实还远，但是实际上他们现在也不敢轻视这些文献。前些年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以为政治经济学主要在国际贸易中发展最多，后来才发现公共财政，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现在全都在玩这一套。最近看的一本手稿（今年下半年MIT出版社会出）是一本叫“宪法的经济效果”的书，还没有出版，早已经四处流传了。这本书完全是一本经验验证的书，主要是验证作者前几年建立的一些比较宪政经济学的一些模型，算是宪政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了。经济学原来就是政治经济学，现在政治经济学重新杀回来，面目与以前可完全不一样了。有意思的是，当我自认为从中学到了不少政治知识的时候，一些学政治的朋友都对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颇为不屑。
经济学越学越不懂，最后只好还是读PHD,跑到自己向往的一所大学，结果发现自己要学的国际贸易全变成地理了，国际贸易文献现在和城市经济学一起，全都在讲空间，叫新经济地理了，学国际贸易还被逼着得参加GIS的培训。地理系的一个台湾博士生气得直跳，说我们经济系的人把他们的饭碗都砸了。如果说法律系政治系历史系和国际关系系的人对经济学的入侵还可以在不屑之余自己干自己的，这次新经济地理的入侵却使得人文地理学者寝食不安了。虽然经济学四处入侵，其实它实际上也不断在用别的学科的东西，均衡概念本身就是从物理中来的，现在贸易地理中最基本的引力模型，无非也是物理的思想。贸易地理中的多区域模型，其实是从一个50年代Turing的理论生物学模型中出来的：最初分裂出的功能相似的细胞在不断分裂后，最后分工形成组织和系统，就像开始是无功能差别的小农经济最后不断发展，能够分工成功能不同的城市或者国家。现在这套东西已经用来解释全球化历史，于是几位经济史大使也投身其中了。于是我也搞不清楚这是历史还是地理，是生物还是物理，但我知道的一点是，这是经济学。因为它无论如何变幻，最后都离不开经济学的根本范式：从个体理性行为出发解释总体结果，无处不是斯密的影子。
中国为什么经济学热，原因是很多的。但是真正的经济学在中国可能还不会有市场。中国要解决的首先是向左还是向右这样的大问题，而不是关税分五年降还是四年降这样的具体问题。因此在中国，大力发展精细的经济学其实并不经济。中国最需要的东西不是经济学所擅长的。但是中国经济学之所以热，恰恰是因为其他社会科学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发展空间，而经济学者可以借助经济学隐晦的话语体系，侵入社会科学的各领地，发表对社会的各种看法，被某些部门封杀的学者转眼仍然能够成为总理的座上宾，也可以在社会上收到高价的出场费，自然能以较小的代价保存一丝骨气，这是其他领域的学者想都不敢想的。因此，这种“不务正业”又恰恰符合了中国的现实需要。一方面，这使得中国经济学界近十年对中国思想界能够做出很大贡献，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经常是在脱离了经济学范式的情况下发表直觉式的看法。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与西方的情况在本质上实际上恰恰相反，在西方是用经济学范式研究其他社会科学中的传统研究领域，而中国是以经济学的外衣或一些简单的原理直接往其他学科上套，从而获得话语权力，但经济学本身的范式却受到了侵蚀。
我盼望有一天，历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能够在社会上获得跟经济学家一样多的空间和机会，经济学被从神坛上拉下，不再承载其不应有的重负，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学才可能真正地跟世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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