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何处去”之所以能够成为问题，我个人意见是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的”问题。我们没有听到过或者很少听到过美国经济学何处去的类似问题。人家或许关心这个问题，但人家关心的层面是，如何和世界潮流比赛的问题。例如欧洲的经济学在80－90年曾经没有美国经济学景气，欧洲的经济学家可能也会关心一下欧洲经济学的发展。但这几年欧洲经济学发展的势头却很猛。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学”和斑竹仁兄所指的中国经济学意义当然是不一样。这种差别，就象体育比赛中，我们问“中国足球何处去”问题一样，一般它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以世界足球的游戏规则和游戏水平为参照，问我们如何去追赶和发展自己；另外一个含义则是说，我们不要管人家，也不一定要和人家一样的游戏规制，我们要不要搞一个中国特色的足球，并且怎么做，向哪个方向走。问中国经济学何处去的人，大约是指后面的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呢？大约在几年前甚至更早的80年代后期，有不少人热衷于问这个问题，甚至有人雄心勃勃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然而这几年，好象呼声就不是很强烈了，除了某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好象一种在呼喊之外。原因好象并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的东西越来越少，而是因为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越来越多。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经济学是什么。
经济学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多种的，但Baker曾经给过一个说法，读过《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的人都应该有印象：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已经从仅限于研究商业到研究资源配置到研究人类行为及其背后的全部决定转变。如果今天还有人以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学问，那么他显然是不懂经济学了，至于探索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的说法毫无意义，至多不过是同意反复。不客气地说，这种喜欢用“内在××”的口气可能有点不自觉地受某些话语习惯影响的结果，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使自己的表达严谨。什么是内在规律？什么是经济运行？这还不是依赖于人们对经济运行本身的理解吗？而这种理解及其边界便是今天经济学家探索的内容。以研究对象来给一个学科定位在社会科学里已经越来越有局限性。而只有结合学科本身的某些逻辑来分析才能准确（如果有兴趣，诸位可以参考我前几天在这里发表的“经济学是什么”〕。换句话说，经济学之所以和其它学科区别，不是，或者说越来越不是根据它研究的对象，而在于它研究的方法和特定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说成一种分析方法，虽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没有什么不对，它的确只是许多分析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方法中的一种。之所以说它不准确，还是因为，这种方法背后还有很多的信念支撑，包含了人们的信仰，而并非象自然科学一样可以通过严格的逻辑检验来证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本身。极端的说，经验事实无法证实逻辑命题。
这样说来，那么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呢？简单而笼统地说，经济学就是采用个人理性假设或者信念为基础，分析人们的行为，包括个人决策和互动环境下的决策（博弈），从而以此来理解人类行为及其构成的社会存在的社会科学。那么这个说法和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什么联系？我想也许是这样的，上诉说法想必符合今天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的发展潮流。而“西方”这个定语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并非只有经济学才这么荣幸，我们也曾经在心理学、教育学上加这个定语，为什么不在数学、物理学前面加上这样的定语？扯的更远一点说，他是意识形态对立，两大阵营对恃的产物，当然也跟社会科学本身不可能脱离理念和信仰有关。
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按照前面的定义，它似乎不是经济学，至少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经济学。有人肯定不同意这样说法，它也研究经济啊，怎么不叫经济学呢？那么我问你，研究经济的就叫经济学么？算命先生摆着摊预测今年经济走势，何尝不是一种研究，也是经济学？还有人用周易八卦研究股市行情、社会经济波动也是经济学吗？但有人就会更气愤，你怎么能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它们等量齐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是有它的“科学性”和内在逻辑的呀？那么，我问一个问题，什么叫科学性？又什么叫内在逻辑？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一样吗？一种学科的力量在于它能够说服别人相信某种论断是真的。一种学科或者一种科学，无非就是建立或切断某种现象之间的联系。算命先生把掌纹、星象、生辰等和经济建立起联系，而切断经济和人类活动诸如理性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把经济社会变迁和阶级斗争等建立起联系，而切断这些和人类的理性之间的联系；西方经济学无非想在理性和人类行为及其构成的社会之间建立起联系。
没有绝对地说那种联系就是错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发现这种联系是否成立或者完备。一种是，通过演绎的方法，发现联系之间有逻辑矛盾，或者从A出发并不能得到B；另外一种是，用经验的事实证伪所谓的联系并不明显甚至不存在。人们更相信马克思而不是算命先生可能是因为马克思建立起来的联系可能会更牢固一些，能够在经验世界里重演，如果给定的条件基本不变。但是这并不绝对，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与其说马克思建立了某种联系，不如说他信仰了某种联系，这就是科学和宗教的一个区别所在。所以在马克思后面加上了一个“主义”，这也是马克思晚年自己反对恩格斯在他后面加上“主义“的原因。人们发现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不正确，特别不适合中国社会；人们也发现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计也不符合实际；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断和预见也没有实现；关于商品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更是漏洞百出；如此等等。而相反的，有些更重要的联系没有被马克思所考虑或很好地考虑，例如资源的稀缺和人类欲望对于经济体制设计的影响，人类的自由和私人产权制度与人类创造力之间的联系，人类社会的分工和交易与经济的发展及其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等等。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经验上，马克思主义都面临了挑战。
看这种挑战是否真正的具有挑战性，不要象斑竹所说的那样，看有没有人继承（奥姆教都有人继承呢），反对的人如何，某些顽固的理论家能不能被别人说服，而是要看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的观念在作什么样的转变。普郎克说的好：“新的科学理论不是靠通过说服反对者而获胜，它的最后胜利是由于反对者们终于死去而赞同它的年轻一代成长了起来”。这也是一些德国的经济学家在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说：“你们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却把马克思留给了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相信，马克思本人是一个勤于思考，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不会死守教条的人，即使他本人在，他也不会愿意看到后人抱住他的教条不放。何况，提醒一下，我们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离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已经有距离，我们接触的很多已经被前苏联改编过了，特别是斯大林老兄，而且，特别不幸的是，改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它更科学，而是出于权力斗争和政治局势的考虑。
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如何结合问题就有答案了。如果我们无法放弃理性假设，以对个人选择和基本自由的最根本地尊重为基点出发谈问题，那么这两种理论没有可以结合的地方。而且根本就没有必要谈两种理论的结合问题，除非找到了两种理论的共同承认的假设或基础。为什么硬要把两种有不同的基本假设的理论揉在一起呢？用我们前面的理论，我们可以对何种情况下才有必要结合两种理论作出回答。
（1）甲理论在A和B之间建立起联系，乙理论在B和C之间建立起联系，那么，甲和乙的结合有可能在A、B、C三者间建立起更为完整的联系。这种结合是互补性的。
（2）甲理论在A和B之间建立起联系，乙理论也在A和B之间建立起联系，那么（i）就要看甲的联系是否和乙的联系兼容。如果甲联系成立，那么乙联系就必不成立，那么这两种理论就是完全互斥的，这时对A与B之间的联系可能有第三种解释，但不是简单地把二者结合起来就好了。(ii)如果，甲成立，乙就必然成立，那么，甲理论就涵盖了乙理论，甲联系至少比乙联系有更广泛的解释力，因为他比B更完备。（iii）如果一种联系成立，另外一种联系部分成立，那么这就是部分互斥，这要竞争谁的理论更高明。有时这就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检验，而依赖于人们的信仰。例如看到一杯不满的杯子，你可以认为它原来是满的，也可以认为它原来是空的；你可以认为它将来会满起来，也可以认为将来将会变空。呵呵，这跟我们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垂朽的论断多么相似！要想证明它，需要知道新的事实或逻辑。
（3）如果甲在A、B、C之间建立起联系，乙只在A、B之间建立起联系，不能解释B、C之间的联系。那么若，（i）甲理论的解释A、B的部分和乙的解释有冲突，但是甲理论的解释B、C的部分和乙的解释没有冲突。在这种情形下，甲和乙的结合取决于在A、B段的竞争，回到前面的两种情形。（ii）甲理论的解释A、B的部分和乙的解释有冲突，甲理论的解释B、C的部分和乙的解释也有冲突。这也是一种竞争，得出的判断是：第一，要么乙理论要切断B、C之间的联系，否则乙理论必定是不完备的，虽然甲理论不一定正确；第二，乙理论可以发展出B、C部分的联系，和甲理论全面竞争，回到前面的（1）和（2）；第三，回到（2）的（iii）。
我想这样一对照，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济学能否结合、在哪里结合、如何结合、结合了有什么效用问题应该很明白了。
接下来最后我们看“中国经济学”问题。说中国经济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肯定不是提问中国经济学何处去的人的本意，如果是，那么说明他对经济学不了解。难道研究中国的问题需要特殊的经济学吗？没有证据表明，理性假设在中国人身上更不灵验，中国人的人性和我们的这个种类有显著的不同，所以研究中国问题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提出挑战的可能性不大，甚至那些主张有中国的经济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点，它们也似乎没有这样的雄心。那么中国有什么特殊的东东？无非就是人们交易习惯、资源禀赋、知识和信息在人群中的分布、社会的权力结构和西方不一样。而这些差异性同样可以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内分析，之所以我们认为学习的那些模型不能解释，那是因为我们学的不够好，还不会灵活应用，我们还缺乏把也许西方的经济学家没有关注过的现象和经济学基本假设建立起联系的洞察力。如果有中国的经济学学派的话，那么就是在建立这些联系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分析风格，但是这并没有脱离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那么认为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结合的观点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还有什么能成为“中国经济学”何处去的理由呢？难道中国这20年的改革实践能够足以支撑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这里引用邹恒甫教授的一段话：“依我的偏见，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只不过是考察主流经济学框架里的一些特殊的制度约束和扭曲罢了。摆脱这些制度约束和扭曲而同时有不可避免地引入或多或少的新约束和扭曲则是许多杰出中国经济学家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尝试。这过河的石头就是当代主流经济学。这种渐进的演变中，市场化、公司化、股份化等政策措施不断在中国中激起轩然大波。但依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这些学术上的波澜壮阔的景象仿佛过眼烟云。回首二十多年，我们大有‘也无风雨也无晴’之感：咳！当代经济学理论早不就是说的清清楚楚了吗？！本来我们就应该如此实践”。这话我深以为然。那些主张中国经济学的人对现代经济学有几分了解？你能告诉我，中国的那些实践证明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不成立吗？是企业改革，是股份制，还是市场转轨，还是其它？想不到俄罗斯的改革例子竞被歪曲成如此！有兴趣的人可以参看我在这里发表（可能在国企改革版上发表的“私有，想说爱你不容易”一文）对这个问题的简单论述。其实俄罗斯的失败不能证明现代经济学错了，何况它是否真的比中国失败还是未知数。
我强烈希望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学子，不要被这种貌似重要而且神圣但实际上毫无必要而且无实质意义的问题所吸引，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到好好学习现代经济学上面去吧！顺便送上孔子的话：“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