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吉芬商品
一、关于“吉芬商品”的一些错误认识
自从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提出吉芬商品在逻辑上只存在于鲁宾逊一人世界中之后，引发了很多的争论。不少人为了证明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着吉芬商品的，举出了不少例子。如有人信誓旦旦地称，他亲眼看到成都某商店的时装标价20元时无人问津，标价200元时反而成为抢手货。另外提得最多的要数股票市场上的“追涨”、“杀跌”的现象。
然而，姑且不论吉芬商品是否存在，这些举出来的例子实际上都与吉芬商品毫不相干，即使它们能成立，也不能证明吉芬商品是存在的。因为，这些例子显然完全误会了吉芬商品的定义。所谓“吉芬商品”，并不是那些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是指价格上升（或下降）时需求量反而上升（或下降）的商品，而是在经济学上有其特定而严格的定义的。
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了研究价格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要进行希克斯（Hicks）分解或Slutsky分解（笔者按：这两个分解对于理解教科书中需求定理的推导非常重要，后面谈到供给曲线的推导时也会再次用到，所以没学过经济学的人一定要先把这两个分解搞懂）。通过分解，价格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当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如上升）时，人们减少该商品的消费，转向该商品的替代品的消费。如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中举的例子是黄油价格相对于人造黄油上升时，人们会减少对黄油的消费，转向人造黄油。这种情况对需求量的影响称为替代效应，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一定是负向联系的。
另一部分的影响是当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如上升）时，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们的真实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因为同样的货币收入，不能买到价格上升前所能买到的同样数量的商品，购买力因价格的上升而被削弱。真实收入下降本身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量，这一影响称为收入效应。
但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不同，替代效应中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一定是反向联系的，但收入效应中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虽然通常也是反向联系，但也有可能是正向联系，这后一种情况就是inferior good（教科书译作“劣质品”，张五常译作“贫穷物品”）。也就是说，对于inferior good来说，收入增加反而会导致它们的需求量下降，收入下降反而会导致它们的需求量上升。因此，当价格上升导致真实收入下降时，inferior good的需求量上升，即价格与需求量的关系是正向联系的。
由于价格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受上述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共同作用，在inferior good的情况中，如果收入效应很强，抵销替代效应的影响有余，价格变化（如上升）时就会出现需求量也跟着上升的奇特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吉芬悖论”，这种inferior good就叫“吉芬商品”。
由上述的分析可见，成为“吉芬商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它必须是inferior good；其次，并不是所有的inferior good都是吉芬商品，在inferior good的基础上，“吉芬商品”的收入效应还必须非常强，超过了替代效应的影响。
因此，并不是所有价格上升（或下降）导致需求量上升（或下降）的商品都是吉芬商品，吉芬商品只是这些商品中的一种特殊情况，不能把所有在表面上看上去是价格上升（或下降）导致需求量增加（或减少）的商品都说成是吉芬商品，拿它们的存在性来“证明”吉芬商品是存在的。
澄清了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上述提到的很多人举出的例子都不符合“吉芬商品”的严格定义，光是第一条“inferior good”的要求就通不过。虽然《经济解释》中指出，任何一种商品都有可能成为吉芬商品，但不同的商品成为吉芬商品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不同的。像在商店里出售的时装就很少机率会成为“inferior good”，因为很显然它们是用于满足有闲钱的人打扮漂亮的需求，而不是用于满足贫穷的人蔽体御寒的需求。更加难以令人想像的，是股票能普遍地成为“inferior good”，但追涨杀跌的现象却在股票市场上普遍存在。既然这些例子中的商品全都难以成为inferior good，连成为“吉芬商品”的最起码的一条要求都不能满足的时候，怎么还能用它们来证明“吉芬商品”的存在呢？
二、“吉芬商品”存在性及其启示
事实上，“吉芬商品”如果存在，它最可能的是吉芬爵士所举的爱尔兰农民的土豆那种商品。也就是说，它往往是占去穷人支出中最大份额的商品，因此有可能出现强烈的收入效应。问题就在于，吉芬爵士真的是见过这种商品，还是那只是他在头脑中想出来的、一种他认为在逻辑上是可能存在的东西？就像《经济解释》第三卷中谈到有关“外部性”（界外效应）时指出，有关的文献中列举的很多所谓“事实”最初其实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例子或比喻，被人辗转引用后就以讹传讹，变成了“事实”。
本身就是经济思想史大师的斯蒂格勒在其《价格理论》中两处提及吉芬商品，第一次是在第三章《消费者行为》的《商品价格》一节中谈到需求定律的时候，在一个注脚中提到《政治经济学期刊》曾刊登过一篇试图证明吉芬商品存在的文章。虽然注脚中没有提到这篇文章是否获得认同，但从前后文可以推测他是不认同的。
第二次是在第四章《效用理论》的《消费者行为》中以效用理论推导需求定律时，这次他明确地表示“有根据证明这种‘吉芬例证’（如人所称）从未存在过，而毫无根据证明它曾经存在过”。但他紧接着又承认“但是它（吉芬商品）是可能存在的”。
瓦里安在他的《中级微观经济学》的第六章“Demand”第四节“Ordinary Goods and Giffen Goods”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So the Giffen good is not implausible purely on logical grounds, although Giffen goods are unlikely to be encountered in real-world behavior.”（因此从纯逻辑的角度看，吉芬商品并非是不合理的，虽然在现实世界的行为中不可能遇到吉芬商品）
确实，从数学（几何）推导的角度是没有办法否定吉芬商品的，因此张五常的办法是直接从逻辑上否定吉芬商品的存在。因为如果对某人来说某种商品是吉芬商品，这种商品越贵这人就越要，在竞争中这人就会抢着把这种商品全部据为已有，决不会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于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决定了在有着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吉芬商品的。
从逻辑上否定吉芬商品，可谓“釜底抽薪”。因为在张五常提出这一观点之前，经济学的普遍做法是武断地假设吉芬商品不存在，以维护需求定律成立。但这样武断地下假设，毕竟是使需求定律中存在着一个令人心神难安的bug。因为无法从数学上寻求到对这个假设的支持，有些经济学家就转向统计，如果在现实中确实无疑地找到吉芬商品，那么这个得不到数学支持的假设就要被否定了。
这种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据说最近就有一个美国计量经济学家写了一篇实证吉芬商品存在的文章投到美国三大名学刊之一的《美国经济评论》（AER）去，但还没有获得通过，AER要求他要继续进行修改。据说这篇实证文章就是把中国某种农产品确认为吉芬商品。这篇文章能否获得通过而发表姑且不论，即使发表了也不等于就是获得认同，就如斯蒂格勒的《价格理论》提到的那篇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的文章一样，虽然获得发表，但最终没被认为是证实了吉芬商品的存在。
但在张五常提出这个否定吉芬商品的观点之后，试图证实吉芬商品存在的努力可以休矣，除非人们能够指出张五常的逻辑出现了错误。
从张五常否定“吉芬商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经济解释》第三卷第三章第五节《租值消散作为理念》中指出的重要的一点（这可以作为第一章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即数学对于经济学的第二项功能是鉴别对错：数学说是错的一定是错，但数学说是对的却不一定是对，因为数学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内容是要由经济学家放进去的。如果经济学家放进去的内容是错的，推导过程在数学的协助下虽然不会出错，也无法保证结论的正确性。在吉芬商品的问题上，数学就一直说吉芬商品是有可能存在的，恰恰是因为有关的分析忽略了竞争的约束。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佃农理论的研究上。经济学家们一直用类似于分析税收的方法来分析分成，得到错误的结论。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也是用有关分析的结论违反竞争的含义而一一推翻了传统的见解。张五常曾提到，作为农业经济学大师的Gale Johnson后来向他表示，他也曾经怀疑过传统的分析可能是错了，但数学推导来来去去都是说结论就是这样，使他始终无法摆脱出来。
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中，提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例子，说明如果不管内容对错而使用数学，得到的结论即使恰好与正确的结论是一致的，也不能说明有关的分析就是正确的。弗里德曼举的例子是一个普遍存在于教科书上的、关于收入税或所得税（income tax）与从量税（quantity tax）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的分析。
收入税是根据消费者的收入来征收，因此是直接影响消费者的真实收入水平，教科书的分析从几何上看，是使预算约束线（budget line）平行地向原点移动。从量税是根据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消费数量来征收，因此是通过改变该种商品的消费者实际需要支付的价格（含税价）而间接影响消费者的真实收入水平，教科书的分析从几何上看，是使预算约束线的斜率（反映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在两种税收收入相等的情况下，教科书根据消费者选择其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t curve，张五常译为“等优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相切的一点上消费的消费选择理论，得到的结论是收入税优于从量税，表现为在收入税下消费者选择进行消费的无差异曲线的位置，比从量税下的无差异曲线的位置更远离原点。
弗里德曼在《价格理论》的第三章《税收的“福利”效应》中猛烈地批评了这一分析，指出这种分析犯了“合成谬误”的逻辑错误。有关的分析如果是针对微观个人来进行的话，那是正确的；但把有关的分析结论推广到税收的福利影响这种宏观问题的话，那就完全错误了。因为预算约束线发生变化，在宏观层次是反映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国民收入）发生了变化（在微观层次则是反映微观个人的真实收入发生了变化），可是税收虽然在微观层次会导致个人的真实收入变化，在宏观层次却不会导致社会的财富总量发生变化。因为税收只是一种纯粹的财富转移，意味着收入从一部分人（纳税人）手上转移到政府手上。如果不考虑征收过程所耗费的成本，则税收不会导致社会的财富总量减少。从几何上看，也就是只会导致预算约束线绕着初始消费点转动，而不会发生其它的变化（尽管这时纳税人的个人的预算约束线的确是发生了变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犯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到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区别，上述教科书的分析在只考虑消费的局部均衡中是适用的，但在既考虑消费，又考虑生产的一般均衡中就不适用了。弗里德曼在批判了教科书的分析之后，使用既反映消费又反映生产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的组合，对有关的问题重新进行分析。虽然最终得到的结论与错误分析的结论一样（即收入税优于从量税），但他明确地指出，结论一致只是一个偶然的结果，歪打正着并不能掩饰教科书的分析错误的本质。
教科书的分析中所使用的数学是正确的，但因为对微观、宏观或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不加区别，导致犯了“合成谬误”的大忌。这就再次说明，数学说是对的，不一定就是对的。
有趣的是，上述关于收入税和从量税的错误分析，斯蒂格勒的《价格理论》中也犯了，弗里德曼毫不留情地在书中点名批评了这位老朋友。悲哀的是，弗里德曼在1960年代就已经指出的这个错误，在瓦里安那本1996年版的《中级微观经济学》中，却还依然故我地存在着（在该书第五章“Choice”的“Choosing Taxes”中），这一方面说明了瓦里安很可能根本没有看过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另一方面则再次印证了斯蒂格勒说过的一句话，那句话的大意是：即使是错得多么明显的理论，一旦进入教科书，就算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往往也难以消除它的影响。
三、对所谓的“吉芬商品”的解释
前面谈到了两个看起来是推翻了需求定律的例子（时装和股票市场上的追涨杀跌）与吉芬商品毫不相干，这里对这两个现象解释一下，以说明为什么它们不但不是吉芬商品，而且实际上并没有推翻需求定律。
时装的例子比较简单。实际上，《经济解释》第一卷第六章第一节《无知的含意》已经对这类现象作了相当清楚的解释。书中举的例子比时装的例子更为普遍，也更为典型：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他向你兜售价值十万元的钻石，却开价三千元，你不会买；而同一颗钻石放在大珠宝店中，开价十万元，你却慨然解囊。关键的约束条件在于“无知”，即有关商品的信息费用太高，人们便理性地采用“以价定质”的方法来对商品的品质作出判断，进行消费决策。
众所周知，通常来说，价格是一个良好的信息传递器，不但传递了有关该商品的需求与供给的信息（需求殷切、供应不足的商品价格较高），更传递了该商品的质量的信息（质量较好的商品价格较高），这都是市场竞争下的结果。然而，正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就会被人利用来进行“造价”（有关“造价”行为的分析，在第二卷第九章第二节《造价的行为》中有详细分析），故意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足，把商品的价格定在与其质量不一致的高位上，试图骗取消费者以为该商品质量高而购买。因此，消费者见贵而买，是因为他在信息费用太高的约束下，根据价格高低来判断商品的质量，在一条位置较高的需求曲线上进行消费决策。
实际上时装的例子非常简单，举例的人显然是对例子中的时装具有比较完全的信息的，知道这些时装原来定价为20元，后来改为200元。对于具有比较完全信息（即信息费用比较低）的人来说，他就不会犯以价定质的错误，绝对不会在定价20元时不买，定价200元时反而去买。如果是这样，那就的确推翻了需求定律。但其他消费者，显然并不知道这些时装原来是定价20元的。以自己的信息充分之心来度那些信息不足的消费者之腹，恰恰是把有关现象中最关键的约束条件给遗漏了。
就这个例子，我曾经问过我那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母亲，问她如果买一种商品，是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她的回答是，她会货比三家，在可以接受的价格范围内，如果是不同牌子的商品，她会选择比较贵的一种；如果是同一牌子的商品，她会选择比较便宜的一家。母亲的回答充分地说明了上述的一切。不同牌子的含义是质量不同，消费者是在不同的需求曲线上进行决策，此曲线之价与彼曲线之量不能认为是在同一曲线之上的价与量而受需求定律的约束，所以不一定会出现见便宜而买的现象。而同一牌子的含义是质量相同，消费者是在同一曲线上进行决策，因此价与量就要受需求定律的约束了，一定会出现见便宜而买的现象。大量表面看来是推翻了需求定律的事例都可以归入此类“以价定质”的行为。
接下来是股票的例子。股票的例子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信息费用过高而导致人们以价定质可以部分地解释追涨杀跌的现象，但不能完全地解释。先谈信息费用的问题。股票市场上信息费用的问题比一般商品市场的更为严重，因为股票只不过是一张纸片，它所代表的公司的经营状况才反映这一特殊商品的“质量”。一般的小股民买卖的数量有限，不值得为了获得如此少量的收益而耗费大量的成本去调查有关企业的经营状况、阅读那些足以令外行头昏脑胀的财务报表，因此最理性的行为就是“跟风”，跟着那些花了成本调查企业的经营状况、阅读了财务报表的大户或专业人士或掌握了内幕消息的庄家做投资决策。
不过，股票市场上的价格无时无刻不在上下波动，若说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股票所反映的企业“质量”就跟着价格的波动而发生了变化，那也未免太匪夷所思，因此以价定质的观点不能全部地解释追涨杀跌现象。
我认为要完整地解释这一现象，需要用到成本的概念。有关成本概念的分析，要到第二卷的解读时才会详谈，因此这里只是简单地说一下。首先，读者要接受的一点，是成本都是机会成本，是目前选择之外的其它选择中收入最高的一项的收入。至于为什么成本的概念必须是这样，有关的分析留到解读第二卷时再说。其次，为了分离以价定质对追涨杀跌行为的影响，假设股票市场上不存在信息费用。这个假设不现实，但只是为了消除信息费用所导致的以价定质的行为，这一行为前面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这里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分析成本的约束条件之上。第三，为了简单起见，不妨假设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买和不买。
解释追涨杀跌行为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注意购买股票跟购买一般商品的收益有何不同。我们购买一般商品，目的是为了消费该商品的用途，在信息费用不存在的条件下，购买商品之前我们就已经可以确定消费该商品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满足，即其收益是确定的，这一收益就构成了选择不购买这一商品的成本。注意，这里已经用上了前面所述的第一点，即成本都是机会成本，是目前选择之外的其它选择中收入最高的一项的收入。因为第三点假设了只有买与不买两种选择，因此选择买的收益，就是选择不买时的成本。类似地，在股票市场之上，买股票的收益就是不买股票的成本，而不买股票的收益就是买股票的成本。
但我们购买股票的收益不是在于股票有消费的用途，而是为了在将来把股票卖出去，从中获取差价。在信息费用不存在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准确预期到未来股票的价格是多少。假设在某一时点上，人们预期到未来股票的价格将会上涨，这意味着如果现在买入股票，在未来股价上涨后再卖出，可以获得正的收益。根据成本的概念，这一收益构成现在不买入股票的成本，即这时不买入股票的成本为正。如果现在不买入股票，未来就不会有任何收益，即收益为零，这构成了现在买入股票的成本，即现在买入股票的成本为零。两种选择：买与不买，买的成本为零，不买的成本为正，请问你会选择哪一项？你当然会选择买！而你选择买，正是需求定律――成本（也就是价格）越低，人们会越要――在起作用！
因此，当人们看到股票持续上涨时，很容易会形成“股票的价格在未来会更高”的预期，在这种预期的影响之下，需求定律发挥作用，促使人们蜂拥而去买股票，追涨的现象就发生了。下表概括了上述的分析。
情况：股价将会在未来上涨 收益 成本
选择A：买入 正 零
选择B：不买 零 正
需求定律约束下的选择：A（追涨）
杀跌的现象可以类似地解释，只需修改前面的第三点假设为选择只有两种：卖与不卖。当人们预期股票价格会在未来下跌，也就意味着如果现在卖出股票，在未来股价下跌后再买进，可以获得正的收益，这一收益构成现在不卖出股票的成本，即这时不卖出股票的成本为正。如果现在不卖出股票，不考虑分红派息的情况，也不考虑投资贬值的影响（考虑这一影响只会进一步强化这里得到的结论），未来没有任何收益，即收益为零，这构成了现在卖出股票的成本，即现在卖出股票的成本为零。两种选择：卖与不卖，卖的成本为零，不卖的成本为正，请问你会选择哪一项？你当然会选择卖！同样是在需求定律的支配之下，人们蜂拥而去卖股票，杀跌的现象就发生了。下表概括了上述的分析。
情况：股价将会在未来下跌 收益 成本
选择A：卖出 正 零
选择B：不卖 零 正
需求定律约束下的选择：A（杀跌）
简而言之，股票市场的追涨杀跌，不但没有推翻需求定律，反而恰恰再次证实了需求定律。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运用需求定律的关键在于要对成本的概念有准确的把握。《三个关键词》一章中已经提到过了，成本的概念是理解第二卷的关键。事实上，成本是正确地运用需求定律来解释现象的重中之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到解读第二卷的时候，将以极长的篇幅极尽详细地将成本概念的各个方面都分析得一清二楚，否则不但第二卷的内容无法理解，需求定律强大的解释力也会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