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个名词很流行：“体验经济”。关于它的定义当然是丰富多彩了，可是令人诧异的是有人竟想以此代表信息文明时代，开展“灭佛”运动，据说目的是摧毁经济人理性，然后摆出行为经济学的几个名词，说传统经济学失灵了。他们的口号是“体验自由”“早一天进入体验状态，早一天赢得自由。 ”甚至有专家提出，某某省如何打造“体验经济”等云云。这时，我不禁产生了怀疑：体验经济在哪里？于是急忙上网查找有关论文，找到了汪丁丁老师的《我看《体验经济》》。总的来说，这是一篇带有学术性的随笔。其中对体验经济有相当好的论述：“也就是说，在服务经济内部蕴涵了体验经济的萌芽，即客户要求提高服务质量而导致高档次服务业的发展。一旦互联网革命把量身定制的费用降低到允许大规模经营的程度，我们便进入了“大规模量身定制”的体验经济时代。这就是1995-1999期间在服务经济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想，汪老师的本意大概是想强调互联网技术对体验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这里的词汇“一旦”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有了互联网技术，我们就可以跑步进入体验经济的时代了。我想，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不妨和读者开个玩笑，如果我们把互联网技术搬到汉朝，体验经济能够到来吗？答案很明确：不能！因为体验经济到来的条件是复杂的，互联网技术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原因一，汉代中国还是农业社会，大家的主要活动是农业活动。每个人家里现在多了一台电脑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电脑游戏机房或网络游戏大厅会火暴吗？不会，不是因为农民不喜欢玩（他们肯定也很喜欢哦），实在是因为经济上自给自足还来不及呢。即使在著名的“文景之治”时期，一般百姓能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就不错了，偶尔运气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史记·平准书》），哪里会有钱去玩电脑游戏和网络游戏呢？所以，体验经济的到来至少还需要生活水平的充分提高。
原因二是社会分工基础的缺乏。那么多计算机有什么用？那时连工厂都没有，就是有家庭作坊，经济关系也不是很复杂，用得上计算机建立数据库吗？再说，那时大家用蜡烛照明，根本就没有电，计算机怎么运行？所以体验经济是依附在一张严密的社会分工网络上的，脱离了这张网络，也就脱离了社会分工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李江帆教授在其一著作中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服务消费品生产规模扩大的基础；由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扩大；而服务消费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过来又大大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诚哉斯言！要先有工业的足够发达，服务业的足够发达，然后才会有体验经济的到来。这就是体验经济发展的社会分工基础。
下面我们的逻辑自然要延伸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上来。中国是否具备了这样的社会分工基础呢？“大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成熟市场社会的劳动力开始从生产率较高的工业向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转移，今天，这些经济中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的70％左右。”（汪丁丁）可是在1999年，我们中国的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的26.9%。相差是何其巨大啊！而发达国家体验经济的兴起才是90年代后期的事情。而我们产业结构升级到现在发达国家水平，至少是20年的事情，现在却匆匆忙忙地要发展体验经济，是多么荒唐？那么就让我们不要闹哄哄地在全国范围内谈体验经济吧。否则人家以为我们是疯子。这一点是肯定的。然而，有人问：“我们是否有必要在某些发达城市谈论体验经济的呢？”答案是目前中国大陆基本上还没有一个城市有资格谈论。1999年北京的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的比例才54.4%，上海是41.9%，离70%还差很远呢。
也许这些数据还不足以说明体验经济的遥不可及,那么换个角度来思考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选择居民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否具备了体验经济的发展条件。一般衡量居民的生活水平用人均收入，但是考虑到各个国家货币的购买力差异，这里我运用恩格尔系数这个指标来衡量。在1976年的美国，恩格尔系数就已经降到12.5%。而那时美国人还不知道体验经济为何物。而我们中国呢？2001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46%左右。如果不考虑贫穷的农村，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才刚刚冲破40%大关，从1995年的49.9%下降到2000年的39.2%，这是国家统计局《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透露的消息。39.2%是什么水平呢？它高于1952年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挣扎仍处于贫困的日本的恩格尔系数35.7%！那么对某些发达城市呢？1999年，北京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为39．6％。比东京（１９％）高２０．６个百分点，比新加坡（２０％）高１９．６个百分点。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消费没有完全通过商品贷币得到反映，如职工住房、公费医疗、水电煤气、市内交通、文教福利等支出中，国家还给予一部分补贴，因而人为缩小了消费总额。所以39．6％是低估了北京居民实际的恩格尔系数。这样一来，如果按照实际的恩格尔系数算，差距就更大了。罢了罢了，热情的人们，悠着点吧，20年之后再谈论体验经济也不迟。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人们内心深处，似乎总存在着一种可爱的“赶超情结”。人们对发达国家的新鲜现象也特别敏感，人家有的我也想有，人家能做的我也能做。我们50年代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这样一种“赶超情结”在国家政策上的反映。结果呢？我们碰了经济规律的硬钉子。国家要发展，然而我们是否已经学会了在思考经济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看待发达国家的新经济现象的时候，少一点炒作，少一点浮躁，多一点理性，多一点冷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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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