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演变呈现出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轨迹，而对于其原因的回答必然引出中国经济为何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一种广为接受的假说是“高水平的均衡陷阱”理论，它最早是由艾尔温（Elvin）所提出来的（1973），艾尔温认为人口压力和人地比例失调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落后，而人口压力起作用的途径有二：它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起“资本”；它也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集约化水平，但对于新式投资却起到了抑制作用。这样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就长期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艾尔温进一步展开分析，认为“近代西方的历史性使命是缓和，而后解脱中国农业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帝国主义的入侵迫使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并开始接触和应用近代科技，因而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传播和贸易的发展如能不受限制地发挥作用，其结果定会导致工业化在中国的发生，并由工业化进而促进农业的现代化。然而事实上艾氏的这种推断并没有变成现实，那么是那些因素阻碍了中国突破均衡陷阱的进程呢？艾氏进一步解释道，这应归咎于中国高密度的人口。在帕金斯人口增长导致农业集约化的模式中，艾尔温又加入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概念，由于家庭式农场的劳动就业不具有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那样的弹性，劳动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达到边际报酬急剧收缩的地步，这样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已象吉尔茨通过研究爪哇水稻农作而得出的模式那样高度内卷（Involution）了。由于作为“传统经济部门的农业”已经高度内卷化，它与受帝国主义刺激而兴起的“现代经济部门”之间极少相互渗透。现代工业产品相对于极少有消费剩余的农民来说价格昂贵，因而仅仅限于城市市场，而传统经济中劳力集约型廉价产品仍吸引着乡村消费者。这样，在生产与交换方面二元部门之间存在着全方位的隔离，于是近代中国农村所受帝国主义与城市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这种微弱的影响不足以提供农业经济突破停滞陷阱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