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教授是我崇拜的偶像，为文轻灵飘逸，私下称为学仙（比之李白）；华人经济学界还有一位大侠黄有光教授，为文稳重厚实，私下称为学圣（比之杜甫）。读学仙的剑谱秘籍《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1，北京），真是刀光剑影，看得我眼花缭乱，如痴如醉，过瘾之极。学仙在剑谱秘籍中传授的盖世神功，小生一辈子都享用不尽，不过在《子女和婚姻合约中的产权执行问题》一文中漏了破绽，小生意欲破之。学仙言“你要批评我的学术，找我发表了的学术文章来出气好了”，这是篇学术文章，那我就不客气拉；学仙又言“不要斩他人对我的引述或诠释，翻译的也作不得准，要斩我亲手写出来的才算是英雄好汉”。我想翻译《经济解释》的是追随学仙学艺多年的门徒，一个个都是大博士，即使原文有些英文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词语，基本意思应该不会译错吧，再说以我现在的English水平要到真正读懂您老人家的原作，还得过5、6年，我是等不及拉，大不了不做“英雄好汉”，先过把瘾再说，我就开刀拉（哈哈）。于是磨刀霍霍，看招。
（1） 中国女人为什么裹脚？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女人裹脚的现象，学仙用降低“逃跑成本”来解释这一现象，有点不符合事实，疑点在于裹脚不是史前就有的，而是五代才产生的，为什么在此之后女人选择逃跑，而在此之前却不选择逃跑呢,是因为女人对婚姻质量有了新的要求吗？男方为了防范逃跑，为什么选择要求女子裹脚。而不是由女方父母提供担保或其他的形式呢?学仙并没有解释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解释裹脚现象不可或缺的。据考证，裹脚始于五代南唐李后主，看到妃子苜（这个字是穴字头，目在下面，但电脑里没有这个字）娘用帛缠足，跳起舞来步履轻盈，甚是喜欢，于是在宫中流行起来，后来宋太祖灭南唐后将这一制度引进了过来。与学仙的解释不同，我们的解释是，名人都有着示范效用，现在的大明星喜欢穿什么，他的fans就跟着穿什么，全中国的男子都是皇帝的fans，皇帝喜欢的，天下男子就开始流行。男子有了这方面的需求，促使了女子的供给。由于中国人“顺”的传统，宋代后来的皇帝也接受了宋太祖引进来的这个制度；由于没有对这一制度作出禁止性规定只准在宫中流行（像黄色衣服属于御用，民间禁止穿），慢慢的流传到了汉民族的民间，后来演变成为一种风俗习惯，一旦变成风俗习惯了，由于有了“路径依赖”效用，加之中国人独有的“顺”的精神气质，要改变这种习俗相当困难。 康熙、乾隆皇帝都下令不准缠足，但这种习惯的影响并没有被冲破，反而流传到了少数民族去了。至于现在这种做法不复存在，我们的解释是外来文明的冲击打破了缠足这种习惯。直到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会精英从夜郎自大到虚心寻找与国外差距，发现缠足对女性身心摧残之劣，加之，缠足作为愚昧落后的现象受到外国人的嘲笑，爱国志士以为羞耻，于是将放足提高到保国保种的高度，放足得到了开明人士的很大重视，康有为等发起了“不缠足运动”是为肇端。留学生在不缠足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由于接受的是西方文明，看不惯缠足的陋习，很多人提出娶妻的两个条件是：一要识字；二要没有缠足。裹足和放足都是偶然性的，如果没有李后主和宋太祖，就不可能产生裹足，如果中国没有遇到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放足也不会发生。这里附带也谈一下学仙认为事实不能解释事实，只有理论才能解释事实；准确的说，应该是理论解释必然的带有规律性的事实，而偶然的事实则不能用理论解释。例如，我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吃晚饭，我的解释是为了写这篇商榷的文章，没有时间吃，我想没有人会反驳这不能解释我没有吃晚饭吧，而这个解释又确实是事实。并且我无法构造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个事实，我猜测学仙也无法构造一个理论来解释.
（2） 女人为什么嫁到男子家中，而不是男人嫁到女子家中？
学仙用（1）父母通过多年约束，防范自己的孩子逃跑的成本要低于通过婚姻而而获得的孩子；（2）“驯服”女孩子要比“驯服”男孩子的成本低来解释这一事实。由于依然用“逃跑成本”来构造理论，缺乏事实检验的基础，解释力大受影响。我们用制度成本来解释这一现象，家庭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这里的制度成本专指家庭成员之间的由于摩擦带来的净损失，女人嫁到男子家去而不是男人嫁到女子家是因为节省了制度成本。我们假设婚姻开始是在“无知之幕”下进行的，女人有嫁到男子家去的，也有男人嫁到女子家去的，比率各占一半。由于体力上的差异，男人在农业中的生产能力要比女人强，生产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男女在家中的地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男人在家地位比女人高。古时候没有计划生育，一家往往小孩不少，据《管子.揆度篇》说每户有人10个，《孟子.尽心篇》说有人8个，《周理.少司徒》说每户有人6个，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每户人口为8个，一对夫妇有3个儿子，3个女儿。不妨假设每家刚好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设男人之间的摩擦成本为M，女人之间的摩擦成本为W，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摩擦成本为C，总的组织成本为TC=M+W+C。如果三个女儿嫁出去，即儿子留下来，儿子与父母之间，兄弟之间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相处，个人的脾性都互相熟悉，从而能够达成一种默契，如果三个儿子嫁出去，也就是三个女儿都招婿过来，女婿与岳父之间，三个女婿之间由于原来接触少，农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需要重新培育生产和生活的默契，这种培育默契的成本要很高；父母意识到儿子的顺从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因此，从小教育他的儿子要兄弟友爱，顺从父母，而岳父母无法对女婿实施这种教育，由于“驯服”男孩的成本要比“驯服”女孩高（参见学仙文），岳父母当然可以通过更高的“彩礼”诱使亲家教育自己的儿子顺从岳父母，但更高的“彩礼”也意味着成本增加了。女人之间也存在摩擦，如果女人嫁到男子家去，婆媳之间，妯娌之间要比母女之间，姐妹之间摩擦成本依然要高，不过女人在农业生产中居于次要地位，△W要小于△M，因此女人嫁到男子家去比男人嫁到女子家去带来的制度成本低，女人嫁到男人家去是一种优选择。后来慢慢的变成了一种传统和习惯，以至于发展到男人嫁到女子家去，相当于二等罪犯，现在中国农村依然有这种思想，我有个初中同学说将来要倒插门到岳父家去，他母亲说：“那可不行，我们家还没有穷到要把儿子扔出去的地步。”
（3） 兄弟之间为什么有合作的倾向？
学仙强调家长对子女有产权，家长与子女有着利害冲突，儿子们有逃跑的倾向，而我们发现儿子们有合作的倾向，我们的这一分析可用事实来检验。可能的原因是：（1）合作可以节省生活费用和生产费用。依前假设，一家三个儿子，如果分开从事农业生产，要添置三套农业生产工具，三套生活用具，而农业社会的中国工业相对落后，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很稀缺，价格很昂贵，农业生产剩余相对较少，单干很难维持简单再生产。（2）另外，合作生产的收益要大于单个干。在生产工具相当落后的条件下，单干效率要比合作效率低得多，例如修筑房屋，很多工作都需要多人的合作。历史的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人才逐渐的得到了解放，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低，所以选择了部落，后来生产力的发展，选择了家庭，到现在逐渐过渡到个人。
（4）家长为什么会成为权威？
在学仙的文章里，父母对子女存在产权，历史的看卖儿卖女是很少见的.除非家里太穷不卖掉养不活.卖掉他们还能够活命.这里我们用权威来替代，在家里父母往往对子女有指挥和监督的权力.“权威”比“产权”更与事实相吻合。在学仙文中，父母对子女存在产权是基本前提，无须证明的，我们将拓展这一假设，解释家长为什么会成为权威，使问题更逼近真实。依前假设一个家庭有三个儿子，三个兄弟之间合作生产，是一个团队生产，为了防止偷懒，需要一个人来监督生产和分配剩余（阿尔奇安与德姆塞茨，1972）。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团队生产增加了总剩余，但并不意味着就会出现团队生产，因为生产的总剩余的分配可能是无效率的（萨缪尔森，1947）。我们发现家长比兄弟之间任一人监督具有比较优势，可能是基于以下原因：（1）家长在分配（这里的分配包括财产继承的分配）上要比兄弟分配更公正，家长面对的分配对象是儿子和孙子，地位完全一样；而兄弟面对的是自己、儿子和兄弟、侄子。由于对自己和儿子的爱要多于对兄弟、侄子的爱，分配时可能出现偏向自己和自己的小孩，导致分配的无效率。这可以用于解释当年长的家长去世后，大家庭往往会走向解体分成多个小家庭。（2)谁成为监督者意味着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和精力要少于被监督者，家长由于年龄的原因，生产能力比不上年轻人，如果兄弟中的一个出来监督而不从事生产，与家长监督相比降低了生产能力。（3）在农村，生产工具的落后和农民不识字，无法从前人处获得生产技巧，生产绩效主要依赖于天气和耕作经验，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长，对天气、生产方式等有很多经验，可以用来指导儿子们的生产.这也可以解释中国的一句古话“家有一老，胜过一宝”；由于家长取得了监督权以及在农业生产中独特的贡献，必然要求被赋予权威.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的很多社会风俗都是从农村农业农民出发演绎而来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三农"方面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传统会有很大的帮助.
杨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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