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驶在在通往郊区的公路上，建嵘兄、连江兄、德元兄我们就关心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首先谈到了自去年一直很火的那本著名的《中国农民调查》。建嵘兄向我问起安徽农村的情况，我就我所了解到的真实的安徽农村向他做了介绍，并表示问题可能比《中国农民调查》里面写的还要严重！大家在谈论中间顺便聊起了何老（何开荫老师）的情况，听德元兄说何老这次不来了。建嵘兄顺便问到是不是因为《中国农民调查》给何老带来了麻烦？据德元兄讲，何老正在筹划建立安徽农村研究所。大家接着继续谈论《中国农民调查》，建嵘兄也向我们介绍了2004年3月4日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一场讨论会的情况。他对这两位作家深表钦佩，但限于我国如今的现实，建嵘兄也对两位作家的处境表示担心。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历程，我们来到了建嵘兄的农家小院。小院幽雅别致，布局精巧，看来建嵘兄不仅学问做的好，生活也很有情趣。在建嵘兄那里，我也注意到他的书房里面有许许多多各地寄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特快传递。随便打开一封，竟然是农民写的反映乡村干部问题的血书！听建嵘兄讲，有的甚至有六七的集体签名！！我顺便问起当前农民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他说早几年主要是农民负担问题，这几年主要集中在征地问题。根据本人的了解，在乡村要达成集体行动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那一大堆厚厚的特快传递不能不引起大家深深的思考。
在建嵘兄的农家小院休息一会后，我们决定回宾馆等候来自湖南的周作翰老先生和另一位久闻大名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的张英红兄。在回去的路上，东北某省的省委书记打算请建嵘兄吃饭，被建嵘兄谢绝了。听建嵘兄说，和他们吃饭免不了要争论，结果大家都不快活，还不如几个朋友在一起比较自在。
回到宾馆后，我们见到了周作翰老先生和英红兄。不说还不知道，周作翰老先生原来是建嵘兄的老师，我国国内研究中共党史的权威。而英红兄去年那篇著名的《政法委妨碍司法独立和公正》不仅给他本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让不少朋友不禁为他暗暗担心。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英红兄的文章曾对我启发很大，这次遇到了自然要多谈论请教一番。
午饭中间，大家却更多地谈论起了台湾选举的事情以及香港政改问题。共和、民主、宪政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有的从政治学，有的从法学，有的从经济学分别讨论问题，连江兄对于政治学巧妙的把握和一些精彩的点评更是让我等大开眼界。
3月26日下午
来到北京后，就与国际经济学斑竹 wwwlj兄取得了联系，电话中随即商定下午见面聊聊。前年年底曾经见过wwwlj兄一面，后来电话里也经常讨论一些问题。等赶到wwwlj兄那里时，已经到了上班时间。我们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以后，随即商定在星期天，也就是3月28日再好好聊聊。
此次北京之行，我最想见的人就是茅老。不仅仅是因为茅老的人品学识令人佩服，他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大智慧的长者之一（至少我们几个朋友是这样认为的）。可惜的是这几天茅老出去了，此次北京之行没有见到茅老不免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还是见到了天则的另外一位朋友——天则所教育开发部的负责人赵农兄。
赵农兄现在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和经济史。他早年曾经行医6年，后来有机会成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先生的学生。认识赵农兄是前年秋天在杭州制度经济学年会上的事情，那时他做的主题报告是《权威关系的形成与企业的性质》，我和几个朋友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会后经过交谈，我们也成了关系很好的朋友。去年做硕士论文的时候也曾经多次得到赵农兄的帮助，在做《白皮书》的“经济权益部分”时，赵农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方便。这次有机会来北京自然也少不了向赵农兄多请教请教了。
过了白石桥，沿河继续往里走不久就到了真觉寺。真觉寺又称五塔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有塔五座，塔建于金刚宝座之上，五塔表示五方佛主。五塔既有印度佛塔特点，又有中国古建筑传统风格。而天则就坐落在这如此幽雅的地方，伴随着悠扬的钟声，一切显得那么宁静祥和。可是人们谁又能想到，这里不仅是我国国内的学术重镇，也是无数学子心中敬慕已久的圣地。天则双周学术论坛已经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天则也成了我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交流的重要通道。
来到天则后随即见到了赵农兄，两年不见赵农兄在学术上更进一步。我首先感谢了他对我的帮助，并把这次来北京开会作课题的事情向他做了介绍，他也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些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随即我们谈起了三农问题以及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三农而言全国最具有典型性的地区一是河南，一是安徽。《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就选题而言是很成功的，两位作家尽管不懂多少经济学，但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们还是为老百姓说了真心话，学术界不应该对于他们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赵农兄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三农问题的历史变迁，他的分析很有分量。他也表示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去河南安徽等地去做社会调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