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李四：
汉魏之交，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分野。这是持任何一种历史观的人都承认的事实。在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以金铜为本位的货币广为流通，土地私有和非人身依附的土地租佃关系成为社会的主流，以手工业为代表的社会分工以及商人阶层的活跃使得社会经济与社会文明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倘或假以时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会迟至明清方始出现。
而汉末黄巾起义之后，“闭门成市”的庄园经济再次成为经济的特点，此后600年，又重复走了一条从庄园经济到土地国有的老路，直到唐末“两税法“的实施，土地才重新在事实上归于私有。金银货币几乎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文献记载没有超过一千文以上的交易。商业，经济和技术发展长期陷入停滞。
原因何在？史学家们有的认为是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使得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不复存在，有的认为是长期的战乱。这些当然都是原因，但是不足以解释所有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与战乱总体来说较之魏晋南北朝又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没有影响到商品经济，社会分工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
我的回答是：大规模的当时技术水平无法控制的传染病流行才是以上事实的根本答案。（待续）
人口锐减的背后
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为56486856人。而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竟锐减为780万人。按照人口学家的分析，汉末永寿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对稳定。换而言之，在灵帝中平及献帝建安短短数十年间，人口减少了85%！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减少将近5000万？仅仅因为战争吗？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频度和规模绝不亚于东汉三国。三国前后最大的三次战役分别是袁曹官渡之战，曹孙刘的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根据史书的记载，这三次战役各方出动的总兵力包括后勤人员在内均未超过30万人。而战国时秦赵长平长平之战，光被坑杀的赵卒就多达四十万。战国时双方动员数超过50万的战役比比皆是。
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总体趋势是人口缓慢增长的，诸侯国内部及各国之间的商业也未受到明显影响。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都是繁华的商业都市。甚至当秦军出兵打仗时，商人弦高竟然还可以赶着牛去做生意。
显然战争不足以解释全部事实，更加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一个，瘟疫。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史有确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曹操《篙里行》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有人考证就是对瘟疫这种自然力量的无奈和感慨。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刘桢，以及曹操的得力谋士郭嘉，都是死于疫病。
这些大瘟疫成就了两个姓张的人士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待续）
张仲景与张角
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张仲景早年出仕，似乎从未想过要去当医生。而在建安元年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时疫改变了他的志向，也使得中国历史从此少了一位庸庸碌碌的官僚，多了一位具有划时代成就的医家。据他在《伤寒论序》中写道，他的家族，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二百多口人。从建安几年，不到10年就死掉了三分之二，在这三分之二里面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所以他悲愤万般，“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弃官从医，经过不断的努力，在传染病治疗上取得重大突破，并留下一部至今仍在指导中医临床的旷世奇著---《伤寒杂病论》。
《伤寒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的归纳传染病的治疗方法。以后伤寒学成为中医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场瘟疫可以导致一门学问的问世，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可见这场瘟疫的规模。但与另一位张姓人士相比，张仲景的声势却远远不及。
张角，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灵帝时，借治病传教，秘密进行组织工作。十馀年间，徒众达数百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起义，称“天公将军”。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黄巾军”。与弟梁，聚集幽、冀两州黄巾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击退北中郎将卢植的进攻。此后又打败东中郎将董卓。不久病死。
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江湖郎中，仅仅以治病为号召，竟可以聚众数百万，与政府公然对抗，最后导致一个王朝的覆亡。这一方面说明张角可能治病有点效验，另一方面以说明了当时公众对瘟疫的恐惧和无奈。光靠治病也能混上个头面人物干干，实令我辈今日医者无限向往。（待续）
瘟疫，交易和土地制度
商业的繁盛，技术的进步，分工的细化以及私有产权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前进的主要标志。而在汉末的这一场大瘟疫，打破了历史进步的脚步。
去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瘟疫对商业的致命性破坏。在传染病控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层会在公元3世纪几乎一夜之间，会近乎完全趋向消亡。
战争从来没有能阻止过商人获利的脚步。除了魏晋时期之外的任何一个分裂割据时期，无论是在它之前的春秋战国还是之后的宋辽金夏，都是既有行商，又有边榷，一面打仗，一面做生意。而在六朝时期，不但各分裂国家之间很少贸易，国家内部也没有什么市场。
在这期间，商品经济衰竭到了几乎止绝的程度。即使在伊壁鸠鲁的空隙里也很难邂逅到一个商人。《南史·孔琳之传》说：到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之际，“钱废谷用，四十年矣。”这是自流通刀布铸币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现象。广大农民企求稳定地占有小块土地，过一种仅能糊口的自然经济生活而不可得。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写下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这一不朽名作。然而那样美妙的境界只可能存在于诗人的幻想中。现实的情况仍然是，若不堕入世族庄园中为奴婢、为部曲、为佃户，那就只能在无主荒地上过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涯。
而“主客户“这种人身依附土地租佃关系的再次回潮，前承曹魏的“屯田“，后继自北朝始的各种土地国有制。我认为本质上反映了在瘟疫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面前，人们对某些公共产品需求增加的必然结果，当然，经济效率的下降和私有产权的削弱，是由此带来的必要代价。（待续）
张三李四：
这篇东西后半部分我主要想写一写瘟疫对魏晋乃至后来隋唐时期田制的影响。还有一些史料需要搜集，出来大概还需要些时间。欢迎各位网友对前半部分提出批评。
淡泊：
1、张三兄考虑了瘟疫产生的原因了吗？
在古代，人口和物种跨区域流动性很小。长期战乱、旱涝灾害、大面积的饿殍都可以导致瘟疫。而此三项祸事都主要源于政治。可见，瘟疫主要是一种结果，而非主要原因。
2、50年代末，中国在三年中饿死、瘟疫致死3000多万。1962年，刘少奇在七大会上就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的缺点与错误”。他还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迫使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
3、我个人的观点：中国封建制度长期延续、资本主义没有产生的根本原因：内陆国家的地缘+农业文明的文化特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长期冲突。包括我们现在的文明仍然没有跨越农业文明阶段。
其中，农业文明的特点就是集权，集权长盛不衰的秘诀就是中庸教化+科举取士。教化使其政体稳定，科举使其血液能够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新陈代谢，从而保持某种程度的健康。
关于中国封建制度长期延续的“李约瑟之谜“，林毅夫新出的《中国经济》有描述。林毅夫的观点是科学技术的原因。我看也是隔靴搔痒。
扯远了，呵呵，张三兄莫怪。我对医学不懂，如有错误，望指正。
张三李四：
谢谢淡泊兄的指教，你的意见给了我很大启发。
我在本文中试图解释的主要是：为何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会停滞乃至倒退？至于中国农耕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我在另一个帖子作了一点肤浅的解释，参见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2178&replyID=155509&ID=38413&skin=1。当然，观点极为偏颇，只是从一个全新角度看问题的尝试。
瘟疫的蔓延，是公共问题，背后的政治原因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对于东汉末年大疫这一具体事件而言，可能技术原因占的比重更不可低估。因为到东汉为止，中国传统医学对付传染病还几乎毫无办法。我在上面特别提到张仲景，就是强调这一点。而同一阶段，中国的人口密度却已经到了传染病大规模蔓延的临界点。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疾疫的发生是由于细菌和病毒侵入人体所致。从细菌和病毒的历史看，是由于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关于这一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理学家戴蒙德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一书中，从细菌与病毒的历史探讨了流行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中有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他谈到，人类传染病的病毒与细菌是农耕社会家畜与家禽饲养业的产物。欧亚旧大陆农耕社会发达的饲养业以及密集的人口居住方式，是传染病发生的温床。其中，人口居住越是密集，传染病的传播也就越是迅速、广泛。中国文明自古以农业为基础，家畜饲养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进入文明时代后，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繁荣的农业，必然带来病毒和细菌的大量繁殖，并给人类传染了越来越多的流行病。从中国汉末发生的疫灾情况看，这一规律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ffhs：
张三兄的论点独特，史料确凿。依我的浅薄的理解，你的思路是这样的：传染病——东汉末期商业不能展开——东汉末期为中国历史一重要转折点——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迟至明清才出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如果你是这种黄仁宇“大历史”的思路，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如淡泊所言，传染病有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即使是原因，那欧洲历史也有几次更大的瘟疫，为什么不能阻挡文艺复兴以及工业革命的步伐？
2、东汉末期的军阀混战造成了此后中国历史的最长的一次大分裂，然而是否能说东汉末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不太清楚，张三兄是否有证据？当然，转折点也有多方面的，例如说东汉末期为民族融合之一重要转折点，或许说服力很强，但若说东汉末期是经济发展或民族命运之重要转折点，未必能够说的过去。
3、”大历史“强调路径依赖，定论到东汉末期，是否为时过早？
以上意见，见笑于方家了。张三兄必有以教我。
继续讨论：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21&ID=43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