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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教授在线访谈录

广东雷老虎:
对中国模仿国外技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问题,我非常赞成杨小凯先生的观点,这种模仿在初期也许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如果不在宪政上加以改革的话,是很难持久的,也就是所谓的后发劣势的问题。不知道茅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待的?谢谢!

茅于轼:
大家都说后发优势,我认为我国的改革的成功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不仅仅在技术引进方面,尤其是制度、文化等方面,比如宪法就是引进的。中国只有皇法,再比如人民代表大会、法院、股票市场、银行监管等等,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人家花了几百年的时间,甚至用流血牺牲的代价创造了这些制度,我们拿来略加修改就可以用,不但节约了学习成本,而且缩短了改造的时间。但是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是有道理的,他所关心的是我国的市场缺乏宪政的支撑,最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解决后发劣势的问题还得靠充分的中外交流,保持开放的姿态。

 

htcong:
最近,网上流传的有关茅老师书被禁的消息是真的吗?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茅于轼:
我想是真的,但是也拿不出证据,有关当局就是这样干事的,他们大概知道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不留痕迹,用电话通知的办法。中央领导再三强调依法行政,破坏法律的行为不容许继续下去,否则我们所说的法制到底哪天才能实现?

 

goodbetter:
茅教授:
请问如果真正喜欢经济学,是不是一定要到国外去求学呢,我今年应届毕业,考取了世界经济的研究生,心中一直有个困惑,如果要去国外深造,那么我必须在读研期间考出GRE或者GMAT,而且经济学专业要出去难度很大!恳请茅教授指点迷津!致礼!

茅于轼:
如果有机会出国学习,肯定是好的。国外经济学博士的要求很严,几年里会有一个很大的长进,而且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有助于对经济现象的更深理解,我国的经济学总体来讲水平赶不上发达国家。所以出国学习我是赞成的。但是也要看付出的成本有多高,这里用的着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代价太高,就应该选择在国内学。代价的高低,随每个人的具体条件而不同,也和接受国家的情况有关,这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总体来讲我更鼓励出国区学。哪怕冒一点风险。

 

eliza_76:
茅老师:您好!
法国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让-雅克-拉丰曾经说过:"我是一个传道者,传播经济学是我的责任。"中国现在太缺乏优秀的经济学家,更缺乏德才兼备的传道者,请问,您会选择做一个传播者还是高深的学者?请您给中国年轻的一代经济学爱好者们一些警言.

茅于轼:
每人给自己定位,要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客观需求出发来判断。既要避免自己的劣势,也不能只顾自己的优势而不问社会的需要。我选择“传播者”,是因为我比较善于把复杂的问题讲清楚,同时社会上需要经济学的普及。这样的选择只适用于像我这样的人,每人的选择不同,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不要违背发挥优势和满足需求这两条。不仅仅经济学家有定位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定位的问题,每个企业也有定位的问题,办一份报纸要从读者给自己定位,所以定位是个普遍问题,一个人的成败首先在定位,这并不容易。比较优势是从比较出发,不光知道自己,还得知道别人;社会需求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主观想象。如果能做到这些,成功就比较有把握。

 

liaoyuan :
茅老师,您好!
我是一名喜爱经济学的学生。本科读的经济管理,研究生方向为公共经济政策。我想请教您的问题如下对于公共经济政策的研究是建立在客观统计资料的基础之上。然而,我国的相当一部分的统计资料不是难以收集就是缺乏可信度。最近传出的统计局官员修改宏观统计数据的新闻就是例子。请问在这种统计数据的背景下,如何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作为普通的研究者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谢谢!

茅于轼:
经济学家主要要依靠数据,同时也要观察现象,凯恩斯曾经说过,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车间走一圈就能估计出它的生产成本,这需要经常的观察和思考。我国的统计数据,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是又没有其他资源可用,所以不得不依靠它,我们要善于统计数据之间的关系,判断哪些数据更可靠,这需要锻炼。

 

jycheng:
今天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上阅读了一则书评——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二版,从中了解到茅于轼老先生的一些基本主张。这些主张对于建设文明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现实问题有着纠偏的作用。我认为,一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需要三个约束性基础,即信仰基础、道德基础、法律基础,三者缺一不可。好的市场经济,需要好的基础。您老以为如何?

茅于轼:
同意你的看法,信仰、道德、法律都是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人们要有致富的愿望。对于低收入的时候,致富的愿望很强烈,收入提高之后,应该在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之间有适当的平衡。

 

 147 :
茅教授:
您好! 在目前的中国,大部分的财富并非是通过市场交换传递到消费者,用于满足消费者欲望的,而是主要通过行政权力的分配来进行的。权力阶层拥有使用权,就可以直接享有这些效用,无须交换。 在目前市场机制能够起作用的范围仍然很小的前提下,我们却看到如此多的文章,包括一些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在内,这些文章运用西方的经济学范畴和规律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却不讨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实。请问茅教授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否值得怀疑?

茅于轼:
博士学位要求对某个问题的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可能忽略了整个的制度背景,这样的研究只要是有所创新,还是有价值的。一个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研究者应该知道自己所得结论的局限性。

 

helen21:
茅老,您好!据我所知,您在80年代关注的是微观经济学领域,即您的择优分配原理,而在90年代则转而关注制度经济学和市场转轨,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这其中的原因您能谈谈吗?谢谢!

茅于轼:
从微观经济学转向制度经济学,首先是因为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有大量的制度问题出现,这和西方国家很不一样。比如,道德是隐性制度,在计划经济提倡的是斗私批修,而市场经济提倡的是保护个人权益,这种制度转变提出了大量问题。从计划转向市场涉及到的远远超过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价格问题。这里涉及价格是如何产生的,产生价格的制度背景,其中包括所有权的保护,竞争的公平性,信息的充分流通和透明,各种交换障碍的消除,这些问题在我国转型中都至关重要,再加上和一些青年朋友的交流,我逐渐对制度感兴趣。

 

不如相忘:
茅老师,您做了大量的社会公益事业,但您的一些做法甚至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阻挠,您认为你做这些公益事业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茅于轼:
应该说地方政府并没有阻挠,相反还是很支持的。只不过现在的金融管制办法不尽合理,不容许私人集资,只许政府集资。如果政府集资做好了倒也罢了,可是国有银行坏账一大堆,自己没做好还不让别人做,这就没道理了。孙大午的事就是一个例子,他没有损害任何人,而且还为社会提供了产品,解决了就业,可我们的法院说他犯了法,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法律有问题。我做小额贷款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些公益事业规模很小,受益人数两三,没人推广。现在我打算按照国务院新颁布的办法,创办一个公益性的基金会,专门从事帮助农民得到金融服务,给农民专业的培训,为他们创业创造条件,就业后提供权益的保护。我认为大家都要关心弱势群体,这样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如果我们再有二三十年的安定和发展的话,人均收入再翻两番,教育普及,我国有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理想。

 

eliza_76
茅教授,您好!我觉得您的著作《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是值得每个中国人认真思考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充斥着这个社会.人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贪图利益,我们将会并且已经在为这种人生态度付出代价.可是怎样在中国树立起一个道德标准,又怎样来执行呢?为什么这种危机没有出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我想这与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是不无关系的.他们除了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外,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比如他们国家很多人信教,相信因果报应,这对他们是一种约束;他们经历过文艺复兴等思想方面的洗礼,民主人权等思想深入人心.追求金钱并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人生还有很多目标但他们的东西不一定符合我国国情.其实中国也有着比西方更深刻的文化底蕴,可我国的大众却活得很迷离,眼中只有贪图小利.有些人说是因为中国人太穷了,我觉得不是的.怎样来唤醒大众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请问您是怎么看这方面的问题的?

茅于轼:
首先要明白市场经济保护私人的利益,但是它可以是一个道德良好的经济,私和道德并不冲突,古今中外的许多哲学家都认为“私”是罪恶之源,所以提倡无私,在我看这是完全错误的,“私”并不错,错在影响了别人的私,私利得到保护,是指每个人的私利都同样重要,同样得到保护。没有任何人、任何特权可以侵犯任何一个人的私。“私”之所以坏,是因为有些人的私欲膨胀,侵犯了别人的私,特别当这些人具有特权的时候。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平等的经济,特权被消灭,每个人同样得到保护,所以它是一个道德良好的经济。现在我们看到市场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并不是“私”造成的,而是侵犯别人的私造成的。当然只有私利是不够的,还需要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但是是有条件的,是富人帮助穷人,强者帮助弱者。我们不需要穷人帮助富人,或者笼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西方有了良好的宗教,这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建设。我认为没有宗教也可以有良好的道德,只不过要求人的素质更高。我国的道德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和政治的诚实有关,所以要进行政治改革,把说谎,掩盖真相,欺骗舆论看成是严重的错误。

 

碧水蓝天:
金融改革关键在于产权还是充分竞争?请茅老谈谈自己的观点,谢谢!

茅于轼:
金融改革的关键和其他国有企业改革一样,首先要解决所有权问题,在现有的所有权结构下,开展竞争,很容易导致不计经济效率的恶性竞争。在美国几万家银行,没有一家是国营的,而我们正好相反。改革金融业所有权的方向,是双轨制,即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而很难是改造现有的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个方向。唯一的问题是政府不能双轨制,我们只能希望原来搞计划经济的政府逐渐转移到市场经济上来,而金融业没有理由不搞双轨制。

 

广东雷老虎:
我发现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他的数学一定非常出色,我想问一下数学要掌握到什么程度才能适应经济学的学习?

茅于轼:
我们看到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只有极少数不大用数学,绝大多数都用很多数学,有的本人就是数学家,但是数学的分支非常多,有许多分支跟经济学关系不大,比如数论、复变函数论,所以为了学好经济学而学数学,要有所选择,我认为应该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实变函数论、泛函分析、拓扑学、多复变函数论。根据我的理解,这些是高级经济学中用的着的,我也不敢说其他的数学绝对没有用,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把看似无关的数学拿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一定会有重大的突破。

 

yyling:
茅老师,我拜读过您写于2000年的一篇文章《西部开发成败的关键——经济效益》,如今四年过去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在我们普通大众看来,并没有多少的改观,也就是说,很多西部的老百姓都认为西部开发是个华而不实的口号。记得您在文章的最后说过这么一句“如果不能突出经济效益,改善投资环境,这次的开发将面临类似的结局”,四年后的今天,不知道茅老您又是如何看待西部开发的?观点是不是还和四年前一样??西部各省应该怎样去实现经济的真正发展与腾飞?谢谢茅老师的回答。

茅于轼:
我认为西部开发整个来讲,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省起来,这个大政方针的确定,并没有经过经济学家的论证。从地区平衡讲,中央关心西部的发展,然而经济有它自己的规律,适应它的规律,能够对经济有所帮助。但是首先要搞清楚,西部发展缓慢的真正原因,我认为不是因为缺乏项目,也不是缺乏资金。所以,搞项目、注入资金解决不了西部的问题。我认为西部的问题在于政府配置的资源比例过大,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太差,投资环境不良,特别是软环境不良。所以,开发西部首先是政府要改变和企业的关系。有一些做法我觉得可能很奏效,就是干部的交换。其实东北的问题也类似,现在正在注重东北振兴,应该吸取从西部得到的经验教训。

 

小风:
尊敬的茅老师,您能不能在此给我们这些热心的经济学网友推荐几本您比较喜欢或是您认为还不错的经济学书籍?鞠躬,敬礼!

茅于轼:
有几本好书,但是我书名记不太准。有一本《Optimization In Economics》,还有一本《Applied dynamic programing》,还有一本Hicks的《价值与资本》,还有他的《经济史理论》,罗素的《科学与宗教》。《古文观止》,还有《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蒋中一)。还有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nanjiguang:
茅老师,您好!
我是人大04级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在即将踏入校园的时刻,我特别激动。但最近传媒关于“经济学家良心”的讨论使我很惶恐。因为经济学家,是一个我极其尊敬和向往的群体。事后,我也在想,难道真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学的研究材料激发了人们的各种情感来反对自由科学的研究“?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真的是背后”利益集团“矛盾的反映?希望能得到您的点拨,以让我们后学者能奋起之追,为经济学科的发展做点贡献。谢谢!

茅于轼:
经济学家的分歧固然有利益和立场的不同,也有学术观点的不同。利益、立场的不同,又有故意和非故意的,人的观点很难不受利益的影响,问题是故意利用学术为自己赢利,或者是不自觉的为某些人说了话,不能把每句话都跟经济学家的利益、立场联系上。这样大家就很难发表意见了。学术观点的差异,据我看,真正懂得经济学的多是赞成经济自由主义的。我看过一些反对自由主义的观点,他们未必全盘否定自由主义,只不过强调的重点不同,每人对于形势的判断、各个因素的轻重程度不同,导致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但是,从根本上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我认为在真正的经济学家中间是没有的。

 

jycheng:
我在中国改革论坛网站上读过一篇精简短文——《茅于轼:改革出了什么问题?》。
我的感受是终于有著名经济学家站出来,反思了我们过去的经济改革,批评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所导致的金钱至上思想的泛滥,并指出了改革导致的矛盾问题,一方面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另一方面社会快乐总量没有增加。茅老先生最后指出:如果改革的大方向不作调整,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前景很难预料。我的问题是,你所主张的改革大方向应是什么?谢谢。

茅于轼:
我认为我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是在金融方面,有垄断问题,有金融危机问题。其他诸如就业、增长、三农、过热、通货紧缩等都不足为惧,但是经济之外的政治问题,外交问题,有可能危及经济。所以我认为,一方面要提高金融业效率,取消垄断,逐步缩小坏帐。更重要的,是贯彻宪法的人权条款,开放舆论,防止政治上出问题。

 

撒向人间的都是爱 :
尊敬的茅老,您好!借此宝贵机会,向您请教三个问题:
1.我听说您十分支持农村经济和农民的发展,曾经给农民提供贷款,我想问的是:这项工作您现在还做吗,效果怎么样,您觉得中国“三农”问题的结症在哪里,解决问题的最关键之处是什么?
2.您更爱做工程师还是更爱做经济学家,为什么?
3.从做人和做学问两点综合考虑,请您对我们这些不足30岁的经济学研究生提几点建议和意见、说几句您认为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谢谢茅老!顺祝: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茅于轼:
这项工作还在做,效果很好。解决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很多政策不利于让农民转变成非农民,比如,给农民种粮补贴,使农民拴在土地上,我认为应该补贴农民转产,从事非农行业。粮食不够可以进口。可是我们盲目害怕粮食危机,极大妨碍我们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更爱做工程师还是更爱做经济学家”的问题,我更爱做经济学家,因为我们国家非常需要好的经济学家。整个来讲,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非常落后,造成巨大的损失。相比起来,经济学家比工程师更缺乏。
做人要符合原则,换句话,破坏原则的事情不做。做学问要打好基础,要精读经典著作,把前人重要的发现,自己重新发现一遍。

 

CENET根据茅于轼教授的在线访谈整理,未经茅于轼教授审阅。如需转载需征得本网站同意并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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