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本人博士论文文献综述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版本，刚刚完成，很不完善，请大家多提意义，也希望对大家的研究有点启示吧。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问题直接来源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但是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模型虽然可以分析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人口和经济活动会向城市聚集，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而经济增长理论着重于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但新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注意到知识外溢性所导致的经济活动在空间的聚集、以及空间聚集对于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前者是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城市化方式的问题，而后者是城市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的问题（Black and Henderson，1999）。而这两个问题也构成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命题的重要内容。
聚集经济（或外部规模经济）所导致的城市生产报酬递增是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研究的核心。Rosenthal and Strange (2003)指出这类外部性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存在：产业范围、地理维度和时间维度。产业范围指在一个地区或城市里同类产业内部或者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外部性规模经济；聚集经济效应在地理维度上的重要特征就是它与空间密度正相关，且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大而迅速减弱。时间维度是指聚集经济效应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而从微观经济主体的层面，可以归纳出聚集经济产生的六个来源：投入品共享（Input Sharing）、知识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s）、劳动力市场汇集（Labor Market Pooling）、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消费（Consumption）和寻租（Rent-Seeking）。Duranton and Puga (2003)则进一步将上述聚集经济的不同来源进行了理论上的抽象和归纳，指出不同来源的微观机制可以归结为：共享、匹配和学习等三种机制，为城市聚集经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微观理论支持。
目前在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研究中涉及到三类重要模型：外部性模型、“中心—外围”模型和超边际模型。
外部性规模经济和知识外溢性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也是城市聚集经济的核心。在Black and Henderson(1999)的模型里，城市由厂商和政府（或土地开发商）二类主体，模型中假设每个劳动者就是一个厂商，而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政府或土地开发商（land developer）。为进一步考查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城市体系的形成，模型假设城市是专业化的，即每类城市只生产一种产品，可以先假设整个经济中有二类商品：中间品1和最终产品2，这样城市也分成两类，但每类城市可以有许多个城市组成，他们是互相竞争的。在引入了城市土地市场的空间均衡和城市政府（或土地开发商）的竞争均衡，以及第2类城市的生产函数和城市之间的贸易平衡和劳动力迁移平衡等条件后，通过引入动态的代际增长模型，Black and Henderson(1999)分析了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实现“平衡”增长的基本条件。上述模型是在发达国家已实现城市化的背景下建立的，它并没有考虑城乡之间的差别。在二元结构下，将其中的一类城市改变为农村或农业生产函数，然后进一步考察其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个对发展中国家更有意义的模型。
与传统城市模型的外部性外生给定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不同，Krugman(中文版，2000)的新经济地理模型（New geography economic model）试图以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为基础，通过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将外部性内生化。Krugman(1991)指出当制造业的厂商选择了某个地区，他们将会雇佣当地居民并在当地消费，从而创造出前向和后向联系；这样，更多的工人、更丰富的多样化和实际收入的上升，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到这个地区；而为了减少运输成本，更多的厂商也会选择进入该地区，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增强的循环。Henderson(2003a)将NEG模型和城市经济模型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两类模型的几点重要区别之处。
杨小凯（1998）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化的超边际的城市化模型。在一个经济中假设有三种产品i=1,2,3，其中产品1、2为工业品，由于工业品生产所需的土地较少，所以工业品生产者可以集中住在一起或者分散居住；产品3为农业品，其特征是生产中需要很多土地，所以任何一个生产产品3的人与邻居的距离会较远。通过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对分工模式的自主决策，由文定理，可以得到4种分工决策结构：完全自给自足模式为A，只在二种工业品之间的分工模式为 P1 ，只在一种工业和一种农业品之间的分工模式为 P2，完全分工模式为 D。由进一步的分析可知结构 P1的交易效率永远低于结构 P2，所以在不完全分工时只出现P2 ，并且没有城市出现；在完全分工结构D 时，交易效率最高，且城市出现（杨小凯，1998）。Yang and Rice(1994)将这个模型拓展到有4个产品的情形，目前这类文献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
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选择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建国以来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导致的城乡分割和城市化严重滞后问题；第二，改革开放后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化引发了以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第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基础的不断完善，以及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城市化带动的产业和消费升级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建国初期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为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中国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提供生产积累（特别是农业积累）来投资重工业。对于重工业优先战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叶裕民（2001）做了十分出色的研究。这种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导致了十分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即在相当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和高度依靠中央计划体制的城市经济（Sachs、胡永泰、杨小凯，中文稿， 2003）。从而造成了中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贫困地区的生产队尝试实行家庭责任制开始，中国逐步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伴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崛起、国有企业的改革、出口贸易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小城镇数量和规模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广，中国的农业产量和粮食供给日益充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农业内部所需劳动力，二是农村非农就业，三是向城镇的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周其仁，1997a）。农村的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向“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转移，由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价的土地投入，导致了早期乡镇企业的低成本，并得以迅速繁荣和兴起。以乡镇企业和集贸市场为依托，小城镇大量兴起，但小城镇规模普遍偏小，造成了聚集经济收益的损失，影响了经济增长效率（王小鲁、夏小林，1999，Au and Henderson,2002）。
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农业工业化和乡镇企业发展促进了中国产品市场的发育，也改变了城市发展所依赖的传统的计划配置的基础，促进了城市国有企业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但与产品市场相比，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改革相对因难得多，其发展也相对滞后，这对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构成了重要的影响。
土地要素土地要素的产权规定和配置方式，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其中土地征用市场特别是农地征用制度，是目前城市化加速进行程中问题最突出和矛盾最尖锐的。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非农用地与农村农业用地的巨大级差地租，这种国家垄断的征地机制，刺激了政府经营土地的牟利冲动，从而导致近年来侵害农民利益的“圈地运动”、政府土地寻租行为的不断涌现和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进一步减弱了农民向城市迁移的动机，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也导致了经济增长效率的损失。
资金配置中国的资金配置体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资金配置中的结构性扭曲、效率低下和易受政府行为干预的弱点仍然没有完全克服，从而影响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资金配置也由完全中央控制的再分配机制向多渠道、多层次的分散配置转变，但由于中国目前企业资金剩余和居民储蓄都在不断增长，但资金的运用渠道却相当有限，因此，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结构性过剩的压力；同时，由于政府过度参与配置资源，扭曲了资源的需求和价格，从而导致了高价城市化（高价的房地产批发、城市劳动力福利的“高成本”和运营中的高税收），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
劳动力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经济部门的非农就业转移一直是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主线。但中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经历了从严格的城乡分割到逐步放松，再到城乡公平流动的几个阶段（宋洪远等，2002）。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要素从人均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的结构性配置，有利于总产量的增加；同时，城市的聚集经济有利于知识交流和技术创新，能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但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非农部门的转移，损失了人口在城市中人力资本的积累效率，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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