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野鸟
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非农部门的转移，损失了人口在城市中人力资本的积累效率，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这个说法不对,户籍制度的存在并没有阻碍人口的非农化,只是阻碍了在城市定居.户籍制度的作用已经弱化了,你可参考一下对此方面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文章,例如美籍学者陈金永蔡昉等
stone119
我以为先必须明白你要做理论模型还是实证，是在二元结构下做，还是一般性的，你列出三个模型，我无法看出你想要做的出发点，
小黎
为什么人口和经济活动会向城市聚集?？
以下是我的一点点思考——
1、从我以前的论文摘一段出来供参考：“杨俊（2002）提出了农业部门、国有经济部门、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三部门转换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倒U假说，即当农业部门、国有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国有经济部门转移初期，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差异决定了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当转移完成以后，收入分配差距将趋于缩小，因此经济转型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作用趋势从理论上符合倒U假说。”
我想，对于 劳动力流动 问题 ，可以考虑从经济类型的角度考察
2、在对边界县的数据资料整理的过程中，也许是统计口径的差异，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我发现有些边界地区的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锐减，乡村人口比重增加的情况。
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是要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是 市镇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是要考察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非农部门的转移，还是 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非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农业部门的转移？
qimans
感谢大家的批评，对上面三位的问题做点回应吧。
（1）关于户籍制度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已被很多学者所关注，Au and Henderson（2002）分析了中国对劳动力迁移的限制政策，所导致的产业聚集和生产效率的损失，指出中国行政辖制城市的规模比其估计的最优规模低了至少40％，这种规模偏小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如果能将现在的农村工业聚集程度和城市规模提高一倍的话，将带来国民总产出的极大增进。另外，周其仁（1997）指出农村劳动力就业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农业内部所需劳动力，二是农村非农就业，三是向城镇的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如果户籍制度没有阻止农村非农就业的话，至少也影响了其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注：我们关注的户籍制度是包括了就业、粮油配给和社保等一系列制度体系，仅仅是户口登记制度并不能真正约束人口的流动）。而蔡昉、都阳和王美艳（2003）指出户籍歧视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不仅影响了被歧视者（农村迁移劳动力），也导致了歧视者（雇主）的损失。因此，关于户籍制度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基本是对的。
（2）我的综述应当是问题导向型的，只不过在这个版本里对中国转型时期的城市化问题分析的不多。前面列出三类模型的意义，一是为了提炼出分析城市化影响经济效率的共同思路：经济活动的聚集可以获得局部性报酬递增的收益，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二是为分析实际问题准备好理论工具，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偏重，要针对不同的问题运用不同的模型，如在分析要素配置与城市增长的问题时，外部性模型能提供更多的启示；而在分析城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时，NEG模型和超边际分析可能会更有价值。
（3）关于“边界地区的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锐减，乡村人口比重增加的情况”的情况，有几种可能：一是市镇与乡村条件相差不大，中国是依靠行政手段来划分市镇与乡村的，可能在经济上的差异并不大。田明、常春平（2003）对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小城镇发展的研究指出，由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城镇就业风险等约束，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积极性并不大；二是边界地区市镇人口向中心地区条件更好的市镇迁移；三是边界地区农村人口生育率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四当然也不排除农业收益提高后，部分市镇居民返村做农民的可能。
来自：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27&replyID=195017&id=46527&star=1&skin=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