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10月11日晚李稻葵教授在线访谈整理而成，未经李稻葵教授审阅。未经本站许可任何媒体不许转载
网友iamphd问:
李老师，您认为近期中国经济存在硬著陆风险吗？
最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存在硬著陆风险”的文章 http://chinese.wsj.com/gb/chw.asp，认为：
“而近期的风险就是中国经济的硬著陆。中国政府在今年春天采取的遏制经济过热的举措也许会适得其反。香港对冲基金Asia Absolute Advisors的经理Alfred Ho指出，中国的紧缩信贷政策冲击了私营领域，而非国有领域，但问题出在后者身上。结果是经营有方的得不到贷款，而业绩糟糕的仍在继续吞噬贷款。”
此外，网上有一篇题为China's Great Depression的文章 http://www.financialsense.com/editorials/petrov/2004/0902.html，将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与上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作了类比，认为中国可能出现经济大萧条，并认为以下几个因素可能会成为导火索：
To summarize, the likely candidates for a trigger to the Chinese depression are
(1) a worldwide currency, banking, or derivatives crisis,
(2) a U.S. recession,
(3) the containment of runaway inflation,
(4)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nese trade surpluses, and
(5) an oil supply crisis.
请问：李老师，您认为近期中国经济存在硬著陆风险吗？
李稻葵：
我的理解这次的政府所要控制的经济过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过热，传统经济过热的表现是物价上涨包括资产的膨胀，同时伴随的有劳动力市场的紧缺，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这次的经济过热不符合这个传统的现象。这次经济过热大家最关注的是银行贷款的增长过快，从传统意义上讲，这不算经济过热。只有等到银行贷款转化成生产能力，当银行的贷款变成过多的有效需求，这才算经济过热。这次大家关心的是银行贷款的质量问题，担心短期内增加如此迅猛的贷款规模会形成呆帐，后果将会是今后银行贷款规模要缩小。从此意义上讲，政府谈经济过热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政府控制得比较早，因此刚才说的这个状况所形成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我觉得这次所谈的硬着陆不是太可能。
网友superstar问：
李教授,我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一个研2的研究生，现在发现有好多书都需要读，需要补：资本论，中高级的经济学,还想研究研究经济史，还想补一下数学,还要准备毕业论文方面的知识，觉得有好多东西需要学,总想厚积而博发，但是又要面临毕业找工作需要有发表的论文,所以现在对基础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写文章之间总有些迷茫,希望李老师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李稻葵：
这取决于你今后事业的考虑，是想毕业以后走学术道路，读博士做研究，还是毕业以后找实际工作，两种选择没有好坏，是个人志向，如果选择是前者，建议厚积而博发，而不是急于做研究，而且，我认为我们国内经济学教育其实有过分注重技巧和技能训练的趋势，至少在我看来象清华的经济学系是有这种倾向的，象武汉大学更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个趋势对中国经济学教育是不利的，因为从我们在国外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一般中国留学生技能和技巧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和所谓一流大师级学者的差别主要是在思想性的、视野性的、基础性的功力上面的差距，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学生想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比较远的话，应在读博士之前在思想性和视野方面多下功夫；如果选择是后者，那么应该多涉及一些政策或者操作性领域，读一些严格学术界之外的书或课程，更进一步讲，我们经济学的培养，大部分还是以前者为目标的，所以我们的很多课程它的设计和以后的工作并不是完全匹配，需要在读硕士的时候自己提高。其实，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工程学科相比的话，那么经济学其实既包括了象物理学这样的内容，也包括工程方面的类型，具体说来，我们经济学里，既有抽象的理论，比如一般均衡，也有很多务实的政策性讨论，经济学在这两方面是不分家的，但是在课程设计方面，很自然我们主要课程是理论性课程，所以经济学里面类似工程的课程要自己去学习，去读书，甚至工作后自己去了解。
网友毛毛雨问：
李教授您好！对于郎咸平提出的观点以及内地经济学者的回应，李教授有什么看法？这对中国转型经济理论研究有什么样的冲击？
李稻葵：
首先我想声明，郎教授是我的朋友，而且两次差点成为同事，机会是擦肩而过，13年前，我刚博士毕业的时候，找工作，郎教授所在的纽约大学金融系邀请我加入，半年前，长江商学院也邀请我加盟，由于各种考虑，都没有成行。但是，在此过程中和郎教授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们在一起合教过课程。对郎教授在金融领域的卓越成绩，我长期以来都是敬仰有加，常常与同行们谈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同郎教授的观点有一些不同：主要是理论上的见解有差异。郎教授的逻辑和观点非常清楚，国有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是国家，经理偷了国家的钱，投资者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当然要愤起呼吁批驳有关经理人员。这是典型的主流公司财务研究的逻辑，其核心是保护投资者。我以前也是研究公司财务，非常熟悉这个逻辑。郎教授在这点上并没有错。但是中国是转型经济国家，转型经济学和传统的公司财务研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同？因为国家这个投资者非常特殊，它一方面作为一个投资者追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国家是由政府来代表，政府是由政府官员来运行。我们都知道，政府官员的目标和行为方式和普通投资者不完全一样，它还有追求非利润目标的特征。比如说个人政绩，个人的控制收益，所以说在国家和经理这一对矛盾中不能说国家是好人，经理是坏人。应当说作为一个制度设计，作为改革的方向，双方都不应当假设为好人，二者都需要约束。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由一个第三方来约束。比如独立投资者，或者人民代表。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最佳的制度安排不可能马上达到，只能退而求其次。一种情况就是把经理人员管死，不给他们偷钱的机会。比如说不搞MBO。另一个极端则正相反，花费主要精力去限制政府，削弱政府的权力。比如让政府逐渐退出，从而客观上让某些经理人员有机可乘。这两种制度安排，从理论上讲，很难判断出谁优谁劣，一定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分析。郎教授头脑里的隐含假设是第二者肯定没有第一种好。我认为未必。为什么？因为如果把经理管死，让政府有过大的权力，国有资产在政府的手里也可能会大量贬值。比如用于政绩项目。其结果，往往比流失到经理人手里更坏。因为经理得到资产之后会继续用于生产，而在政府手里却是不断贬值的。生产出社会不需要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转型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需要仔细去研究，而不能照搬其他学科的主流学科的结论。其结果是会误导我们的改革。
网友旺财问：
请问您对Prescott&Kydland得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价？
李稻葵：
这两位学者在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已经融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课程中。在同行心目中的评价是很高的。三十多年前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第一位美国经济学家Paul.sameulson说过：职业经济学家从本质上讲是未同行们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所看重的是同行们的评价。按照这个逻辑，这两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名至实归的，这次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的选择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必须看到，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对这两位教授开创的real business cycle的理论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接受，认为他们的理论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更具体一点，real business cycle理论的核心假设认为主要是技术原因（外生）引起经济活动周期性，不可否认，这些外生因素很重要，但是仅仅从这些外生因素来解释如此大规模长期存在的经济周期，很多人认为比较勉强。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把目光放在个人理性这个角度上面，从这个角度animal spirit来解释，我认为这个角度更令人兴奋，也和当年凯恩斯的角度一致。很可能再过二十年，我们的奖要发给一个研究后者的经济学家，而他的结论是和这两位得奖人相反。
网友毛毛雨问：
李老师，影响您最大的经济学类（包括其它学科）的书或者文献是哪些？
李稻葵：
我是1980年到85年在清华读本科，当时学经济管理，严格地讲还不是经济学。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经济学非常感兴趣，在课余，找了一些书来看。并没有名人指点，可以说是随机性的选择。在事后看来，有几本书对我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本是我们清华大学的校友，北大的教授。已故的陈岱孙教授的《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主义》，据说，这是陈岱老留学归国之后唯一的专著。从读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经济学理论所吸引，而且，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是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学本质上不应当有东西方之分。只不过在西方早发展了一步而已，就象市场经济一样。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是经济学不断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有一本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当时看的是高鸿业翻译的。从书的第一页开始，我就被经济学透彻的分析所吸引，才发现原来经济学可以如此简单而透彻地解释社会现象。第三本书是Lyod Renyles所写的《宏观经济学》。Lyod Renyles当时是yale的教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儿子Bruce也是经济学家。而且是CES活跃的会员。这本书我出国以后才知道并不是写地最好的。但是对我当时而言，已经足够好了！通过读这本书，我对宏观经济学有了一个很透彻的了解。有如久旱逢甘霖。回头想来，在本科生阶段如果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寻找一些比较系统的书，坚持读下来，会有很大收获。而不是去追求当前的热门文章。所以我现在反复对清华的本科生讲，你们要多读书，不看报。因为报纸，电视，网络都是在追求时髦的话题。对一个人的思想形成和一个学者的研究功力而言是没有帮助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培养兴趣！以我的观察，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生虽然在技术训练上一般说来比MIT和哈佛，princeton等校的毕业生要稍差一点，但是他们对经济学的热情和兴趣是宗教性的，这一点最难能可贵。有了兴趣，就可以不断提高和学习技能。
经济学是足球，比的是综合素质。数学象田径，比的是某些单项技能。田径运动员可以从小选苗子，选天才。足球运动员就无法采取这样的体制了。足球运动员是应该培养大量的青少年对足球的兴趣，让他们在球场上自己摸索，从中冒出天才。
网友lixing1问：
请教李稻葵老师几个问题！
李稻葵老师，您好！
1）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内的经济学教育的问题，除了对推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育认识还不统一之外，另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合格的师资极
度缺乏。我们知道的是，清华大学经济系暑期为博士生及青年教师办了一个高级经济学课程短训班，希望这个工作能进行下去。清华经济系的
特聘教授（包括已转为常职教授的您和白重恩教授）应该能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繁荣和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知李老师在这方面有没有感想或具体的建议？
2） 国有大银行在进行以上市为核心的股份制改造，不过前景很难说是乐观的。我记得你在以前的文章提到的一种改革思路是对大银行进行拆
分。请问现在你还是坚持以前的观点吗？为什么？
3）在现在的“转轨经济学”研究中，理论认识是不是已经比较统一？还存不在若干重大的理论争议？？？
Shleifer等人在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所发表的《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一文是否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比较经济学
”未来研究的重点？ 请李老师谈一下自己的感想。谢谢！
李稻葵：
1）我认为我们这一批受到比较系统经济学训练的学者是应该可以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的。首先，我们要呼吁经济学在本科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经济学应该成为任何一所大学里面最大的几个专业之一，因为这不仅能为社会培养有一定分析能力的合格人才——因为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是本科是通才教育，而经济学是最适合做通才教育的学科，而且能够从中冒出真正对经济学研究有浓厚兴趣而且也有相应天赋大师级的经济学者，尽快超过我们这批人，这样，中国经济学才有希望。第二是推动建立经济学的研究规范，包括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讨论问题的方式，比如说，最基本的，讨论经济学问题不能把个人的因素放进去，更不能搞人身攻击，怀疑立场。再比如说，讨论经济学问题归根结底要以证据为基础，用事实讲话，而不是纯逻辑。第三，推动与国际经济学界的联系，包括选拔我们最好的学生到国际上最好的经济学系去读书，而不是拢在自己身边，必须有这个胸怀才能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最后，我们要提倡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新的或者与主流经济学思想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以此和国际经济学同行们对话，从而提高中国经济学界的世界影响力。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坚持一个理念，也就是说，也许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很难在这类问题上写的文章马上能够在国际上最好的杂志发表，但是我们还是要争取至少在国际性的杂志上发表，只要我们的观点有价值，时间会证明我们的影响力。回到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我看来，应该有这样的理想和抱负，对中国问题采用世界眼光。
2）关于银行分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尽管目前的改革方式是整体重组上市。因为上市也许可以，但是上市以后的后果却令人怀疑，如此庞大的官僚体系很难在证券市场上受到有效监督，内部运行机制很难得到实质性改进，所以我讲的分拆上市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是先分后改，然后再合。有很多人把分拆改革误解为提高竞争，我想这不是我的原意，原意是拆小了便于改革。
3）Shleifer是我的论文导师，我对他的工作非常熟悉和关注，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观点其实并不是特别地新颖，多年前很多其他的学者也用了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比如说斯坦福大学的Avner Grief，但是近年来，Shleifer所提倡的跨国制度研究不仅影响很大，而且很多人认为是一个研究发展方向，我特别认同这点。我现在正在从事世界各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实证研究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
网友毛毛雨问：
李老师，请问中国的经济转轨中，如何看待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谢谢
李稻葵：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当看到其中的必然性和过渡性。所谓必然性，就是所有的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都出现了差距拉大的情况。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是在拉大的。中国占了这两个因素，当然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扩大。所谓过渡性，是指在一个制度健全的市场经济里，存在着减少收入差距的机制。比如社会民间力量的介入，包括捐赠，扶贫，跨代之间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例如富爸爸的儿子自然地学习和工作动力不如穷爸爸的儿子大。从而其“收入”（不是财富）一般地会低。另外，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其主要的差距是表现在财富的差距，而非收入的差距，更不在于消费的差距。穷人和富人在消费上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影响。其间的主要差距表现在财富上，而财富上的差距不仅是易于忍耐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因为财富所代表的是控制权，尤其是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有企业家天才的人有理由去管理更多的财富，而这部分人的消费往往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想，我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既不要过分的渲染，减少社会矛盾，而且应当有信心，这个问题会慢慢转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过程。我还是认为，收入差距，包括地区差距不是中国社会的首要问题。革命从来都不是由收入差距本身带来的，而是由赤贫引发。对生活境遇最差的这部分人状况的改善关系整个改革的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