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问题：假设你得了一种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会突然死亡。现在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把死亡的可能性降到零，那么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种药呢？请把你愿意出的最高价钱写下来： 元
假定你身体很健康，如果说医药公司想找一些人来测试他们新研制的一种药品，这种药服用后会使你有万分之一的几率突然死亡。那么医药公司起码要付多少钱你才愿意服用这种药呢？你把你的答案写下来： 元
按照新古典的说法，据说在风险偏好给定的情况下，这两个价格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大量的行为试验已经证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后者的要价更高。
再举一个例子，前两天我诊断了一个病人，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家属悲痛万分。我告诉他们，可以治。花费20万元左右，有20%左右的机会可以治愈。家属商量的结果，是放弃治疗。我又告诉他们，由于骨髓涂片检查本身的局限，可能有1%左右的误判可能。进一步检查可以去上海做活检和基因分析。他们欢天喜地，马上全家赶去上海。
一家去上海，交通食宿费用，住院检查费用加起来不会少于10000元，很可能更多。病人的这两个决策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是相互矛盾。这里存在着对“利好”消息的过度反应。
“健康经济学”中突出的两个问题是：信息和风险，事实上，卫生经济学真正建立的标志是Arrow在1963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Arrow，1963）。对信息的反应问题，对风险的处理问题，对偏好是否“稳定”的看法，这些区别足以导致健康经济学的完全重构。所以，行为主义的发展对健康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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