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you：
（此文为本人原创——引用的笑话除外——曾经在北望帖过，后来又修改了一下，希望得到批评指教。）
前几日，观看了国产大片《英雄》，总感觉有点不对头，却说不出来是哪里不对。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则笑话，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下面我先复述一下那一则笑话，假设读者已经先行看过《英雄》了。
中国刺客无脑终于接近日本天皇十步之内。只要无脑那惊天动地的“十步一杀”一出，就是一百个天皇也会被杀掉脑袋。
日本天皇：你不是日本人，日本人不会杀我。你到底是谁？
无脑：我实是中国人，我的全家都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杀死。
日本天皇：你的杀气在乱？为什么？
无脑：你把一个人看简单了。这个人叫汪精卫。来时，他对我说，天皇不能杀。他的话我不能不细想。
日本天皇：哦？他为什么这么说？
无脑：汪精卫说，日本强大，中国弱小。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肯定会使中国走向繁荣。他还给我写了六个字。
日本天皇：哪六个字？
无脑：“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天皇（叹道）：想不到我最瞧不起的奴才，居然是最了解我的人。
日本天皇：你没有枪，怎么杀我？
无脑：夺枪！
日本天皇看看手中的枪，知道无脑定能抢夺过去。在这紧急关头，突然灵机一动。干脆将枪扔给无名。
无名正准备开枪时，日本天皇突然发出一声感慨。日本天皇（大声感叹）：我终于悟到了，原来侵略的最高境界，就是“不侵略”，是“和平”！
无脑激动万分。
日本天皇：现在世界上有二千七百多种语言，等我统一了全世界之后，把这些语言都取消，只用日语，岂不痛快？
无脑心驰神往。
日本天皇：中国千年来内乱不停，而我们日本千年来天皇制度从未动摇。如果我占领了中国，中国内乱将永远停止，岂不美哉？
无脑心驰神往。
日本天皇：你们国家历史上不是有个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全中国吗？你们刺客的前辈无名，不是最后关头放弃刺秦了吗？我如今要统一亚洲，你为何不以无名为榜样，反而要杀我？
无脑（犹豫不定）：可是，七国都是中国，而日本却与中国不是一国啊？
日本天皇：日本和中国原本是一家，中国不是有个传说，日本是由给秦始皇寻长生不老药的五百童男童女东渡而起源的吗？再说，再过几百年，世界都是一家了，中日之战不就成了内战了吗？
无脑若有所思。
日本天皇：何止是整个亚洲，我还要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打下整个世界。不仅要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更要建立一个“环球共荣圈”。这万世基业，岂不壮哉？
无脑五体投地。
日本天皇（大义凛然地背过身去）：就为了这个“环球共荣圈”，这一枪打还是不打，由你决定吧！
无脑沉思片刻，高高跃起，贴近天皇，枪柄对准天皇背，枪口朝后，空放一枪。天皇一震。
无脑：我必须开这一枪。开了这一枪，很多人都会死，可是天皇会活着。死去的人希望天皇记住 “大东亚共荣圈”，记住“环球共荣圈”。
无脑把枪往地下一扔，大踏步走出日本皇宫。
众多日本鬼子用枪指着无脑，问日本天皇：众鬼子：天皇，杀不杀？天皇，杀不杀？
天皇把手一挥，于是众鬼子齐放枪。弹雨遮住了天空，甚是壮观，画面极其优美。弹雨把无脑射成了个血人。可是，无脑嘴角还带着笑。
天皇笑道：中国人真是无脑啊。侵略到最后，所有的国家都已经被占领了，当然只好不侵略了。和平了，我才好焚书坑儒，才好世代奴役中国人。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不愧那个名字“无脑”。我确实领悟了，为什么我们皇军会在中国战无不胜，原来中国人的奴性这么强！
天皇下令厚葬无脑，众鬼子不解。
天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无脑的事迹拍成电影，叫《英雄》。然后去中国到处播放。要让中国人学会放弃，学会投降，不要再老是记着那个南京大屠杀。这样，皇军将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众鬼子皆叹服。
这里当然是个笑话，似乎不那么严肃，却引发了我的反思：
谁是英雄？
什么是英雄？
是刺客？还是皇帝？
刺客，杀而不杀；皇帝，不杀而杀。
都说是为了“天下”，可是，“天下”需要的是什么？
是集权暴政下的和平？还是为了自由和正义的战争？
由此想到“李约瑟之迷”，在诸多解释中，其中一种认为：中国的地理状况适合大一统的帝国，因此，缺少公共权力的竞争，私人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工业革命”因此没有发生。大一统的“天下”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吗？中国加入WTO的决策似乎表明，大一统的“天下”并非真正所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竞争性的环境，包括政府之间的竞争，保护竞争，才是真正为了“天下”的英雄之所为！可惜啊，可惜，无名和残剑都没学过经济学！
我认为《英雄》所要传达的意思是“统一”可以平息“战乱”，从此可以天下太平，百姓可以安生度日，所以，“统一比战乱好”。为了“统一”的大义，舍弃个人、家庭甚至小国的恩怨，是舍小义而取大义。然而，除了“统一”和“战乱”之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我们看问题总是采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国王与诸侯们的结局是就剩下一个皇帝，诸侯尽灭；而在英国，国王与领主们定下城下之盟，促使议会的产生。在中国，百姓造反推翻暴君的结局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暴君上台；在英国，民众的抵抗却留下了传世的《大宪章》，为所有的每一个的个人的基本权利提供制度的保障。
其实，在“统一”和“战乱”之间还有许多可能，如此看来，不是什么样的“统一”都是“大义”。而若“大义”本身就是可商榷的，那么所谓“舍生取义”的行为就未必是无可挑剔的了！
当然，人们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无名、残剑等人为了他们认为的“大义”而牺牲，确实是当时的英雄，可是结局却是“焚书坑儒”，大造“阿房宫”，天下的百姓苦难更加深重。
沙翁语：“美德的误用会变成罪过，罪恶有时反会造成善果！”
无名、残剑有为天下百姓之心，却不得造福苍生之法。故叹他们生不逢时啊！
zuozuo：
统一是为了一个显然的目的即百姓的效用，然而根据哈耶克的自由社会原则，一个真正有看不见的手指挥的自由社会里，一种无目的的超出人们理性可以建构的原则是最重要的，统一这个带有明显目的的词和他带来的结果只能导致短时间的均衡，更重要的一个词或许是市场（看不见的手），没有共同目的，在人与人不同利益的争斗和协调中，得到天下大治！
祝融：
To kissyou:
我在北望上就曾指责过你，可惜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细细解释。
张艺谋先生是中国大陆最好的导演之一，在任何一行，最好的都是富于思想的。
在大陆最与张艺谋具有可比性的是陈凯歌，他先于张拍摄的《刺秦》意欲揭示或曰否定为了一个辉煌的理想做出不人道的牺牲，素有人文之誉的张艺谋能有多冷漠多弱智乃至按照尔等所解读的“思想”去找一份骂？
当然你着眼与“统一”与“竞争”的效率之辩，但电影可无意于此，它直接探讨的是超越了效率之争的根本价值问题。艺术家们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记录历史。———你不觉得其手法像个童话吗？这可能就是张的本意（张的作品一贯具有历史与政治隐喻），它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悲感。
品味一下张历年来的作品吧（《代号美洲豹》可以除外），《英雄》的出世具有历史与逻辑的合理性，是张所代表的一批知识份子对中国之路问题的一种困惑及其回答。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长篇大论，答案全在历史之中（有大陆十多年的电影史、改革史、理论史、心态史等等）。建议你心平气和一点，宽容一点，少一点“伪人文”，少一点“伪民粹”，少一点“伪民族感情”，你（们）的哈也可的原则我也很喜欢，但思想的实现方式决非你我鼠辈所能断论，你（们）能保证战胜历史的二律背反吗？
祝融：
想下网了，随手再举一个例子：
现在为陈炯明翻案者甚众，其“联省自治”的主张日益为人所重提所重视（比如刘军宁的观点，换汤而已），我先声明我很喜欢这种主张，自己也总结了很多理由———但是：
第一，当今中国是否确实可行，尚待深入讨论；
第二，如果可行，当今中国如何去行，现政府能否保证路径的公平、效率与非暴力？（比如，以后提供公共物品的权限划分清楚了吗？）其间交易成本有多大？更重要的是，现政府以及既得利益集团能够自愿充当初级行动团体吗？如果不行，什么时候条件才能成熟？通过怎样的渐进的路径才能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其充分条件？
第三，回到陈炯明问题上来（这稍微像一点先秦时代），彼时陈炯明、章太炎等人的主张真的可行吗？———诸位，我是不相信的，你们可以把可行的理由摆出来，我来反驳，“举证责任在正方”，怎么样？
中国历史有那么简单吗？？？？？
如果是，那么正是我们希望的，会省去太多的弯路；
如果不是，我们的机遇就是———发展乃至创造新的制度学。
kissyou：
首先感谢祝融的批评。
在北望你的指责并不明确，
使我困惑。
其实，我无意批评张艺谋，
也决不怀疑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导演，
张艺谋的电影，我也很喜欢。
对于一部艺术作品，
作者可以有其意图，
观者也可有自己的感受，
我不过谈了一些自己的感受。
另外，我不仅仅在追问一个效率问题，
而且也是在探求一个价值问题（偏向于规范分析），
我们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生活状态？
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活着？
到底谁有权力决定“天下”的命运？
皇帝？
侠客？
似乎都不是。
只有天下人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天下人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
目标确定之后，方式的问题就会凸现，
而采取什么方式，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甚至是决定性的。
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本人不敢妄言。
但是，权力的制衡和政治的竞争性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讨论这个问题的确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
但作为一个天下人，
却总是忍不住评论一下天下事。
祝融：
KISSYOU的意见如果止步于此，那么我的批评就多余了，因为这正是知识分子单刀直入力求片面深刻的职能。但一般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是我们作为人的劣根性之一种————极容易僭越，自认为掌握了哲学一般原则的学者一旦僭越了知识分子的本生职能，害莫大焉，前车之鉴不胜枚举。
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思想素质如何令人仰止，一不小心就会滑入话语暴力的旋涡。用现代的文明的“哈也可”反对古典的野蛮的“秦始皇”时亦须谨慎才是。哈也可的原则（包括KISS 兄对竞争与制衡的强调）没错，是原则，是天理，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亦可诠释为“神话”意，一笑），知识分子可以在礼崩乐坏的时候经常呼吁呼吁，给当政者和社会提提醒，也可以通过加入某个行动团体来实践其理念，但一定要认清现实，如果想最大可能的实现其理想的话，就必须顺应“历史大势”（这可不是虚幻的神秘主义的，而是确确实实应该并可以把握的），K兄想做哪一种呢？
夫前辈孔夫子，年少时意气风发，以为匡国兴周舍我其谁，人生历遍，智慧渐长，仍不免像丧家之犬般不得志，末了智慧上修炼到了最高层，徒以春秋笔法写一段历史，交后人咀嚼去。
现在看来，他所向往的“周礼”、“共和”，确实是具有相当境界的制度，当今中国倘能仿其精神，实堪为政治制度的成功。但是，“共和”以降，这个制度一直在不断的瓦解，无论周公握发吐哺，夫子呕心沥血，煌煌众贤前仆后继，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仍难免堕入战国时代，最后还是秦始皇一统天下，对既往的制度进行了全面重构，历史才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后揭开了新的一页。———如果你把自己定位在知识分子，行，你尽管去骂去解构去分析秦及其以后的制度，但是如果你身处战国时代，你又能怎样去改变历史，请你给我个方案先。徒以一两条原则去对抗现实利益，比如飞雪张曼玉，形象本身就很浪漫，以其一身侠气武功，杀杀人跳跳舞还可以，你难道还指望她去做立宪护法的马前卒？虽有可能，那也得有思想领袖先行政治领袖挑头才行。谁来做领袖？这样的人从那里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彼时若全六国之力以抗强秦，成败异变实不可知，确有可能在相互制衡中创出超越周初“共和”的民主宪政的制度传统出来。——且慢，事实是：有四君子般明智忠信尊贤重士的政治精英约从离衡，以及苏秦之属为之谋，乐毅之徒通其意，孙吴之伦制其兵，十倍之地，百万之师，终也落了个伏（百姓）尸百万，流（平民）血漂橹，于是从散约败，山河一统。
你也可以说，投机政客太多，而缺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体力行一以贯之的民族脊梁，不错，很多可贵的知识分子与学子愿意用身体向历史献祭以图来者，像谭嗣同那样血荐轩辕，拼却身家性命实践儒家信念的，的确会催生后来者推动时势车轮，但其成本效率究竟如何，谁敢论断？再者，惯于反思的学者，时间长了总会有思想上的变化，从孔子到孟子到荀子，最后到韩非李斯，这样一条蜕变的线索难道是偶然的吗？无视先贤的努力而徒举虽然先验但经常失之空泛的原则轻易的去臧否他人的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僭妄，是对“哈也可”、竞争、自由等理念的违背。———只要外部性不致过大，价值观上应该允许所有人的所有选择，谁有什么作用什么贡献等到尘埃落定之后再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评议吧，你看人家张艺谋否定“飞雪路线”了吗？略显极端的先贤韩非公然把“以武犯禁”的“侠”与“以文乱法”的“儒”斥为两“蠹”，张艺谋可没有这么去骂，他只是在片中“以侠喻儒”，很宽容的表达其倾向而已，有什么不行呢？
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并迷恋于经济学的“自由选择”理念，但那真的是元价值吗？自由、必然、主体性等一系列范畴所内含的矛盾能在这一理念中得到自洽的解释吗？抛开一切成功的例子不谈，就一个问题，当冲突发生在底线，没有退路、实在是左右为难、不可能帕累托的时候怎么办？换用经济学的语言，可供选择的效用函数之间已经不可能进行比较了———不可能这样吗？在有限理性这个真理框架下，这是肯定会有的状态，因为选择亦即效用评价只是对未来情况进行贴现计算，而未来的不确定性已经被我们认可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一个经典的哈姆雷特式问题。
这种问题说白了，就是一个逻辑悖论：“我想知道某个问题的答案，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你把问题按照某种规范做出描述（这种规范是根据我们的知识形成的），我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思路给你个答案。而偏偏对这个问题的唯一描述就是———我不可能知道答案!!!”
一道我不可能知道答案的题目，我却必须要给出选择，我该怎么办？
这样一道我不可能知道答案的题目，我却必须要给出选择，我该怎么办？
先贤们众说纷纭———
周易：仰观俯察，求诸天启（结论包罗万象）。
老子：算了吧，咋都行（没说回答，也没说不回答）。
庄子：适意就行，活着最好（意识流的答案）。
孔子：“允许看（首先承认自己的无知），但一定要坚决的试”，“看准了就大胆的试”，尽力而为，大不了乘桴浮于海。
墨子：把问题搞搞清楚再说，多谈些（现实）问题，少谈些主义式的答案。
柏拉图：彼岸理想国的哲学王可以回答一切世俗难题。
亚里斯多德：再研究研究，我们有希望的。
奥古斯丁：只有上帝知道，他会安排好的。
阿奎那：我们应以积极向上的面貌向上帝寻求启示。
康德：上帝知道吗？我们能从上帝那里知道吗？我们怎样才能从上帝那里知道？
黑格尔：别忘了你只是一个人!你以为你在解题？不对!狡黠的理性在操纵你。
马克思：回答不出来是正常的，认识问题不重要，关键在要努力去解决问题甚至改变问题，实践去吧!
弗洛伊德：唉，我连自己是咋回事都还没搞清楚。
尼采：既然没人知道答案，我怎么回答都行，反正自己批卷，但一定要坚决，要有信心!
克尔凯廓尔：不要怀疑，只有求助上帝是唯一的可能，不然连可能性都没有。
胡塞尔：把问题搁到一边，我们来研究现象。
海德格尔：不要烦，不要怕，找到你的本真状态就行了。
萨特：你有胡乱答的自由与权利，不过，你得为你的选择负责。
结构主义：你找到问题的根本了吗？不见得吧。
后现代：哪有什么答案，这是个伪问题!要不，我们从边缘问题来试试？
·······
无论先贤的参考答案怎样，人还得自己作出选择，这个时候原则失灵、程序没用，实在没得依靠了，天启也罢，直觉也罢，总得给个答案。伟大的凯恩斯的选择（在一般的评价中）算是成功了，可是凡人滥用其方法，常会有荒谬的结果，经常以为随便砸个窗户就可以赚钱。其实凯恩斯又何尝说过他的方法具有普适性？哈也可的原则倒有些普适性的苗头，但正如丘吉尔所言，那只是“最不坏”的情况而已（而且是在概率意义上的说法）。如果在“最不坏”的情况下我们还不满意怎么办？保险起见，我们应该首选“忍”，相信疾病痛苦只是周期或是必经的涅磐，忍过去就好了。但如果还是受不了呢？为什么在非常时期还要死守一些人性假设、不能相信人的力量呢？尤其在一瞬间，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勇敢的重新选择，选择一种有可能会更好的方案。哈姆雷特在国王祷告时一瞬间的选择是不去刺杀他，因为他太想在伦理、哲学上逻辑自洽，太想完美了。那么残剑在秦宫面对秦王时又是怎么想的呢？张艺谋让秦王与残剑搏击良久，而且身手并不十分逊色，气质同样富有美感，潜意识（甚至是意识）里有什么用意呢？
换我做残剑，见到这样一位君王，难道不生相见恨晚的惜才之感？想我残剑空有一腔信念与理论，既无力量实行，亦不知如何去行，而多年游历，所见六国贵族，相形之下，莫不庸碌龌龊，偶有才智之士，亦不能发动组织民间百姓力量而贯彻理想，哪一国都是国运不昌、民生多艰，赵国民权安可见!六国希望安可见!
换我做残剑，如何能不为柏拉图般“哲学王”的理想所激动所目眩，苦思冥想不得解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可能的答案啊! 如果在看不见希望的时候被这样的人所折服，我甘愿为之饮马执辔!（想一想过去有多少志士仁人或追随或崇拜拿破仑!现在全部要予以否定吗？）
当然很可能会堕入纳粹式邪教般狂信的深渊，可能会步入通往奴役的道路，于是东方文化中的张艺谋有意保持了一段距离，把它停留在想象之中，残剑退隐，无名自祭，让二人以消极的方式去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个现实性的问题上，张艺谋再次失语了，所以《英雄》太像童话与梦境。
这样一部童话作品的出世本身就已经够悲哀的了，还去指责张艺谋干什么呢？
kissyou：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此言非虚！
祝融兄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但是我真的无意指责张艺谋。
我感受到的也是这种悲哀啊！
十字军：
骂归骂，其实于我心有戚戚焉!
唉，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可悲的《英雄》啊!
可悲的英雄们啊!
谁能告诉我，我们理想的制度怎么才能成功？
刘晶：
以下是引用十字军在2003-6-4 16:11:00的发言：
骂归骂，其实于我心有戚戚焉!
唉，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可悲的《英雄》啊!
可悲的英雄们啊!
谁能告诉我，我们理想的制度怎么才能成功？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诺斯早就说过，讨论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是不懂制度经济学的表现。
站在非政治哲学的哲学角度，从柏拉图开始，乌托邦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好了。
广陵散：
以下是引用刘晶在2003-6-4 20:48:00的发言：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诺斯早就说过，讨论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是不懂制度经济学的表现。
站在非政治哲学的哲学角度，从柏拉图开始，乌托邦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好了。
我倒不会倒向乌托邦，但就连大行于世的一般制度，我们都还不知道路径啊。
桃花映水鲜：
文章不错，但已脱离经济学的范式。中国的大一统应该在于水利规模、军事规模所决定的“保护和公正”的供给规模，换一句话，中国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特征决定了由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规模的提供法律和保护更经济。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前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国家怎样在辽阔的疆域内实现有效的统治，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以制度性手段来弥补技术的缺陷。抑制商业、压制思想无非是要减少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因为多样化会增加管理成本。在分析历史制度的演进时，我们必须先要找出其约束条件，然后将其一般化。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现象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它们更像是过去的某个经济问题的解。在制度的分析中，试图区分好或者坏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要发现为什么和怎样。
参阅：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2178&id=33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