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有人好心地提醒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联立并列在版面标题内是否有欠妥当。这实际上从侧面印证了我长期以来所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能否找到一个关键的契合点，共同审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两个显然具有内在关联的分支。
如果的确有上述契合点的话，那么税和货币无疑最有希望中选。税和货币构成了经济史中几乎最为重要的侧面，而古今中外大量经济思想都是围绕税和货币所展开的。即使在经济学爆发革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自身的学术概念与理论框架之后，税和货币依旧是研究的重点，吸引了无数经济学家的目光。
有一位宏观经济学教师曾向我们灌输这样的观点：人类有三样伟大的创造，其一是语言，其二是宗教，其三是货币。当我们用英语表述这样一句名言：“In God we trust，the other pay money.”时，语言、宗教、货币这三样都被囊括其中了。人类进行物品交换的冲动是货币起源的动因，马克思在《资本论》货币一章中曾经精辟地分析了价值形态的进化发展。简单价值形态到扩大价值形态，再到一般价值形态的跃进，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蹒跚而行留下的无数脚印中的一个，也是早期经济史中的一大核心问题。
货币从重量表征逐渐脱离出来，不断抽象化的过程不仅对于钱币鉴赏收藏具有意义，在经济史上的意义更为重大。货币幻觉在这一进程中逐渐产生，支持着货币在使用过程中发挥各种职能，经年累月的强化终于深刻地在人类心灵中打下无法磨灭的烙印，并且要远胜于货币表面打上的各种漂亮印记。“货币万能”毫无掩饰地写就了货币拜物教的狂热。从个体而言，它驱动老葛朗台之类做出种种疯狂之举，甚至有违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从整体而言，它逼使民族与国家投入无尽的激烈角逐和争斗。一旦货币幻觉倒塌崩溃，一幕幕人间活剧又会精彩上演。
货币与商品相结合形成了价格。作为一般价格水平的波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必然是宏观经济中的一大要点。印刷机飞速运转，纸币漫天飞撒，物价物件窜升，财富一夜消失，通货膨胀的惨痛记忆历久弥新。通胀的巨大破坏性使得反通胀的经济理念牢固地树立起来。
货币还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无论是货制稳定的年代，还是币制混乱的年代；无论是铸币权垄断在国家手中，还是铸币权分散在封建领主甚至私人手中，都是格外有趣的经济史研究对象。这意味着货币本身的存在就能够成为经济史关注的重点。弗里德曼因其代表作《美国货币史》而名垂青史，凯恩斯最重要的三部著作《通论》、《货币论》、《货币改革论》无一不和货币有关。
本位制就是货币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历次本位制变革都在经济史上留下了自身重要的篇章。从美洲大陆殖民地输入的大量金银贵金属，不仅对宗主国西班牙，进而也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整个欧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明代末期，中国最终完成了向银本位的过渡，不得不从海外输入白银以满足巨额缺口。这实际上意味着，从此时起中国已经不可避免、不可逆转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来。同时，西方在和中国贸易中流失的白银也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金银复合本位导致的混乱，在经济史中有着值得回味的纪录。国际货币制度的动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有内在联系，而布雷登森林体系的兴衰则是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史的重要线索。
不同货币之间的繁复比价关系构成了利率问题，汇率制度的几近更迭和频繁波动不仅增加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也值得加以理论上的探讨。汇率还将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联合在一起，将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粘合在一起，紧密复合成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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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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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让我们再来谈谈税，这个始终引起很大争议的讨论对象。税总是和财政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现代民族国家政府的财政，还是中世纪贵族领主私人的财政。税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当人们探讨经济史上的制度变革时，不管认不认为税是终极动因，都会承认税是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关键环节。
对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各派思想家历来都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政府要在经济生活中起多大作用，财政规模是一个约束条件，而税收将在极大程度上决定财政规模。当税收无法支持整个财政支出时，政府举债实施赤字财政就变得不可避免，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史的演进。增税要是减税不但紧紧抓住选民的心理，也成为政治市场上论争和交易的对象。
有人认为，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没有成熟的经济思想，倒是有发达的财政思想。这句话也许只说对了一半，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是否具有发达的财政思想也应该大大地打上一个问号。相比中国人传统的“量入为出”观念，西方的“量出为入”思想更为深刻。纵观整个经济史，西方的财政实践毫不逊色。
中世纪中教会和世俗的双重统治，封君封臣的复杂关系，知识在经院、财富在市镇、政权在乡村的三元结构，表面上看使得财政异常混乱，并经常引发体系内各主体的争端甚至战争。但却暗自隐藏着进化的胚种，并使无论大小的每一个统治者在思考税收这柄双刃剑时，都要深思熟虑。因为征税就意味着相互依赖，征税就意味着受约束，征税就意味着受牵制，征税就意味着承担责任，征税就意味着履行义务。这一切在中世纪的特殊人身依附关系下显得自然不过，在中国古代财政税收思想中却是没有的，审视那斑驳的遗迹残留下来的只是名不符实、言不由衷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权利与义务对等”云云。
当古代英格兰国家无法抵御强大的北欧海盗，被迫俯首纳贡时，一种为支付“黑社会保护费”而征收的特殊的临时性税收“丹麦金”就势必应运而生了。当丹麦人如潮水般蜂拥而至一般潮水般退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时，“丹麦金”却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固定的经常性税种。当英国王室为应付没完没了地军事冒险和宗教战争，需要招兵买马积聚战力，而下层主封建制一方面兴趣索然，一方面疲于应付时，一种特殊的“买命钱”——“盾牌钱”就自然出现了。当我们阅读这些经济史片断，难道会不认为这是生动有趣、魅力无穷、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吗？
税收最重要的侧面是具有诱发大规模制度变革的内在潜力。著名的英国无地王约翰，为应付王室开销，在纳税的有地贵族要挟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这被看作是西方宪政制度的起源。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横征暴敛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怒火，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教会煽动的十字军东征令教廷看到了东方的繁荣富庶后，开始为西方教会中心罗马的规划进行谋划。富丽堂皇的教堂花费令人瞠目结舌，压迫得有征收什一税特权的教会喘不过气来，在德意志地区变着法用赎罪券来充数，从而直接导致和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潮。
出于同西班牙、荷兰、法国海上争霸，英国海军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西班牙主要从美洲殖民地输入贵金属来维持军事开支，而英国却发展出了一整套近代化的财政体系，并因此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斯图亚特王朝改变了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很大程度上倚仗私掠船来完成战略战术，并充实海军实力的情况，建立起职业化的皇家海军，这无疑对财政和税收产生了巨大压力。詹姆斯一世决定向享有特殊政治地位和自治权的市镇征收海军税，结果遭到地方和国会的抵制。当詹姆斯一世决定向总是和其作对的议会开战时，革命之火就被点燃了。
[修改补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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