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黎：
《行政区边缘经济论》，安树伟/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书的序言中写到：
“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省区交界地带经济活动进行理论分析，以及区域管理与制度安排等方面的研究在我国区域经济学界无疑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
“作者明确提出了‘行政区边缘经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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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这本书的样本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以黄河为界的蒙晋陕豫交接地带、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区。样本稍显薄弱了。他薄弱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继续延伸的地方。我先接着看，看完再总结吧。
主要内容摘抄：
区域发展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发展往往是以若干个增长极为中心，逐步辐射周围地区，促进本区域的发展。在中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各省的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中，往往以中心城市及邻近周围地区为主体，交界地带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在资源丰富的省区交界地带，由于不同的开发主体利益不同，或者项目雷同，或者过度开发；更主要的是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从而严重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充分发挥。也由于有关各方对区域整合优势认识的不同，导致有的区域发展很快，有的区域发展比较快，而有的区域几乎没有发展。我国行政区交界地带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从空间角度和区域经济运行角度看，“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边缘经济”既是两种不同的空间经济现象，也是两种不同的区域经济运行方式。
“行政区边缘经济”，是指国家经济内由于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和“边缘效应”的影响，而在行政区交界地带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具有分割性和边缘性的区域经济。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地方政府对其辖区的经济起很强的干预作用，在行政区交界地带，生产要素流动受阻，因而是一种具有明显分割性和边缘性特征的区域经济。
“行政区边缘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
一、 行政区的边缘性所导致的经济的欠发达性。以省区交界地带为例说明。省区交界地带位于省区交界区位，在空间上远离本省（市、区）的发达地区，表现出区位的边缘性。如湘鄂渝黔桂交界地带，除黔东南自治州的州府凯里距贵阳稍近一些之外，其他地区与本省（市、区）距离最近的大中城市都在300km以上。如怀化距最近的大城市长沙及株洲在450km左右；恩施距最近的宜昌和武汉分别为400km和650km；黔江距重庆市区320km等。由于远离本省（市、区）经济核心地区，“每个行政区的主管政府都客观地选择了加强区域内部生产一体化和综合化的发展策略”，那么在各省的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中，往往以中心城市及邻近周围地区为主体，交界地带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使省区交界地带接受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较小，从而表现为经济的欠发达性。
二、区域经济行政分割现象明显。在行政区交界地带，由于不同的开发主体利益不同，或者项目雷同，或者过度开发；更重要的是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从而严重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些省区之间资源互补性很好，但是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使产业聚集与扩散受阻。
如长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同属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但其内部的差异仍较大。上海市和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经济实力较强，杭（州）嘉（兴）湖（州）、宁（南京）镇（江）扬（州）、宁（波）绍（兴）地区次之，（南）通泰（州）和舟山地区较差，三类地区形成明显的经济梯度。这种经济梯度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和扩散提供了动力条件，有利于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受行政区划体制的约束，苏沪浙三省市之间以及各省市内部之间的产业传递十分困难。尽管口头上都认识到要拆围墙、求联合，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进展，严重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使三省市之间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上进展缓慢。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上海从城市本身功能转换的角度来设定其发展战略，而江浙两省也是从自身的利益来考虑其发展战略。
三、经济活动表现为一定的冲突性。由于特殊的区位条件以及历史上形成密切的地域关系，省区交界地带具有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优越条件，是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区域之一，区域经济合作也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是合作中的冲突比比皆是。如黄河小北干流段晋陕两省兴建的阻水挑流工程，淀山湖畔大量兴建旅游度假设施和上海水源、水质的矛盾，苏南工业污水排放和浙江湖州市鱼塘养殖的纠纷……
“行政区边缘经济”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
1. 空间距离因素。一般而言，行政区交界地带大都远离各自的经济、政治中心，受益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相对较少。在各行政区进行社会经济布局时也大都因交界地带位置偏僻而常常很少顾及，甚至某些交界地带处于各自行政区经济发展圈以外的“真空地带”。
2. 边界因素。与距离一样，行政区之间的边界也是重要的空间影响要素，影响着不同地域的空间联系和地域空间的人文差异性，由此产生了边界效应。省区交界地带（其他行政区交界地带也是如此）的边界效应主要有两种：屏障效应与中介效应。屏障效应是指成为阻碍空间相互作用的边界效应，由于省区交界地带的自然地理人文要素（比如行政阻隔等）障碍，使省区交界地带成为经济发展与交流的低谷地带；中介效应是指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效应，就是由于省区之间的界限是一条人为的界限，界限两侧往往具有山同脉、水同源、人同种、话同语等有利条件，可以促进边界两侧的空间互动作用。因此，在常态下，交界地带应该是两个行政区之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中介效应与屏障效应是可以转化的。
在我国区域经济运行中，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地方政府成为一种经济主体和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行为就将对区际经济关系产生更为直接、突出和独特的影响。通常而论，政府行为与政府职能密切相关，一定的政府职能是通过一定的政府行为来实现的，并从根本上规定着政府行为的基本取向。地方政府行为，除了受到政府职能的决定性影响外，还从多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本身的一些内在规定性。由于地方政府的设置总是与一定的行政区划层次相对应的，其施政范围有着严格的空间规定。理论上，一个行政区的地方政府，它无权过问和干预其他行政区的事务，因此，一切以本行政区为核心，着眼于本行政区的利益，自然被该行政区的地方政府看作是合乎逻辑的理性行为。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方政府只关心本行政区利益的行为是不是理性，而在于它能否理性地去对待一些跨行政区、涉及区际利益关系的矛盾与问题。一旦涉及这类矛盾与问题，地方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合作还是不合作？是因循利导还是投机取巧？是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还是能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总之，这些行为方式的决定和取舍，都会直接地对区际经济关系发育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在“行政区边缘经济”的运行下，省区交界地带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交易成本”过高。“交易成本”在此处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有形的“交易成本”，即由于在各省区的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中，往往以中心城市及邻近周围地区为主体，交界地带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由于双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导致交界地带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极不完备，如断头路的存在……，从而导致地区经济运行费用的相对增加。另一层含义是无形的“交易成本”，即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不发育、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秩序不规范所产生的摩擦阻力或经济体制运行成本，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通常所讲的“交易成本”。
由于省区交界地带较高的交易成本，不仅不利于省区交界地带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不利于省区经济的发展。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市发展空间扩展的局限与“嘉兴现象”的并存。
为了降低省区交界地带的“交易成本”，有效途径之一是通过跨区管理，建立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组织，通过一个组织（区域管理）的运作来降低“交易成本。”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区域管理方式存在的依据，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之外不可能获得的额外收益，或者降低“交易成本”。这种组织（区域管理）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参与合作的各方能否就有关合作的区域管理方式经由谈判达成一致，以及能否最终形成一个超行政区域的调节机构或机制。
参阅：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27&ID=50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