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全球改革的年代，在西方，撒切尔和里根以激进变革的方式结束了英美国家对市场严格管制，政府撤出了管理经济的制高点，从此，以竞争和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主导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的制高点。在东方，邓小平所推行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创造性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结合起来，探寻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平稳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为中国造就了21世纪的经济奇迹。一个世纪，人们一直争论究竟哪种经济模式让人类真正受益是市场还是政府主导？目前 ，许多力量正推动着从国家控制到市场控制的转变。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转变还需要信仰和观念的重塑拋弃传统的对国家的信仰，走向对市场更大的信心。
然而最近美国的次贷的风暴已经席卷全球，就连被外界誉为“避风港”的中国似乎也“难逃一劫”——股市遭到重创，陷入衰退的美国经济可能拖累中国。
全球各发达国家的政府央行由于担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被动员起来联合对市场采取了干预：2007年8月，次贷危机刚一爆发，美联储（Fed)便立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PMO）向市场注资240亿美元，并含有一天三次地向市场注资；欧洲央行（ECB）也向银行系统注资548亿欧元，之后又追加610亿欧元，日本央行也向银行系统注入了一万亿日元的资金；加拿大、澳大利亚央行也纷纷向市场注资；今年2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一项为期两年的总额达1680亿美元旨在刺激经济的方案。
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证实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的说法：“我不再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宣告结束，政府重新成为了市场的救赎者。30多年来，我们一直努力缔造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难道又走到了尽头？凯恩斯主义是否又会成为时代的主题？
当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就提出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前提：“廉价政府假说”，换句话说就是“大市场，小政府”。该假说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政府应当尽量少地干预经济，原因有三：其一，政府是由人组成的，难免受“利益集团”左右导致偏离公共利益；其二，由于政府决策信息并不充分，因此可能做出错误决策；其三，政府决策人的能力有缺陷，可能“好心办坏事”。斯密认为政府的定位应在“守夜人”这个角色上，其职责有三：第一，保护本国社会免受其他独立社会侵犯，即提供公共防御；第二，尽可能地保护社会上每个公民，使之不受其他人侵害或压迫，也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或公共设施。
如今看来市场仍有其神奇的功效，“看不见的手”仍在发挥作用。我们看见许多的市场失灵（marker failure)的原因最终都可归为“政府失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应该三思后行，尤其是在一些影响广泛的经济发展指标——包括失业率、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等没有恶化之前，应努力避免任何形式的轻举妄动。
最后我想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在其著作《经济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说过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任何经济得到成功发展的国家背后都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然而我们却能更多的长篇累牍地写出不明智的政府对经济干预失败造成的整个经济停滞甚至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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