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早就打定主意远离奥运、不谈奥运，部分原因是自己正在准备GRE和论文开题，部分原因是这个话题太热太聒噪。可到了今天，随着西藏骚乱、火炬传递被捣乱等事件的不断升级，和我讨论的朋友日益增多，加上抵制家乐福的呼声日益高涨，我想还是就我在挪威学习生活的一些事情来谈谈这个问题吧，希望过几天就能耳根清静让我能专心备考就好。
1、抵制还是融合？
我在挪威科技大学选修的课程中，包括了一门介绍日本政治经济的课程。老师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日本研究专家，同时还开了一门中国崛起的课程。出于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兴趣我选修了这门课程，另外也是因为没什么别的合适课程可选，就姑妄听之。
这门课后来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也从教室的最后排坐到了最前排。其中介绍日本历史的时候，老师特别提到了日本于1853年被美国军官佩里的黑船舰队打开国门之后，与中国一样也遭受了许多不平等对待，但在美国要求派驻公使时，日本也迅速将公使派往世界各国，1860年就派出了第一批外交使节赴美国，成为最早向西方国家派驻使节的亚洲国家之一。老师特别提到中国作为对照。中国早就有了外国公使进驻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公使们只能住在广州等地，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国家通过天津条约才得到公使进驻北京的权利，而在几十年后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导火索是清政府要求包括外交官在内的所有外国人离开北京，后又造成德国公使在北京被清兵所杀，随后外国军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入侵中国、慈禧倚靠义和团向西方所有国家宣战。暂不去追究事情的来龙去脉，慈禧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对于互派外交使节这种世界秩序规则的态度与日本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对照最令人讽刺的一幕就是日本竟从40年前还是与中国同样处于被压迫地位成为八国联军中人数最多、参加战斗最积极的列强之一。慈禧抵制世界秩序，换来的就是皇帝逃跑、首都和皇宫失陷，以及中国陷入最丧权辱国的耻辱之中。
这个世界早已不是汉唐时期，也不是康乾盛世时天朝地大物博的时代。欧洲自产业革命以来各国纷争、战乱四起的局面，在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后已基本平静，国家之间以外交方式解决纷争已成为欧洲主导的世界格局的重要特征。虽然这种世界格局是为了维护欧洲、美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地位，对于后发的国家只能选择抵制或者融合，中国选择了前者，日本选择了后者，这一选择孰是孰非，40年的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而就在我国进入又一个“太平盛世”时，正当我国社会经济已经迅猛发展，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大关，中国外汇储备已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人的国际地位正不断上升的时候，我们竟然又收到大量有关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的消息和传单，这是我们声称要抵制的第n个国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号召抵制日本货，后来没多久又因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华言行我们抵制了德国，而似乎我们在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之后抵制过美国，我都不记得我们先后抵制过多少个国家了。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是不是也要像慈禧一样，向世界宣战，抵制全世界呢？
在倡议抵制的同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这个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的缔造者、负责人之一，我们还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重要会员，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慈禧的时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着有决定意义的发言权和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抵制那些本来是由我们一起创造、我们也完全可以改变的世界秩序呢。
美国人虽然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以佐利克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政治家们都将中国看成了“利益有关方”，我们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更加有建设性、更加成熟的办法来处理困扰我们的事情呢。
领土面临分裂威胁并不是中国唯一存在的麻烦。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俄罗斯等国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俄罗斯的车臣还一度陷入战争，为什么他们却一点都不像我们一样，忙于在全球抵制别国、狙击分裂呢？
永远记住哈耶克的警句，“在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了善良的愿望。”
2、如何融合？
我们已没有办法改变历史，我们唯一能改变的是今天。带着这个想法，我开始认真学习日本历史和日本的当代政治。随后没多久，老师在课堂上宣布下次课日本驻挪威大使将在中国崛起课程上做一个讲座，由于日本这门课程人数较少就不过来，欢迎大家去听。我最后还是没有去，主要是因为想到中国驻挪威大使前两天来挪威科技大学我由于没接到通知连面都没见到，就更不想去见日本大使了。后来听说日本大使在课堂上介绍了很多日本社会的知识，还回答了几个学生的提问。联想到中国大使到学校为数十个中国学生所做的座谈，我不禁对这个日本大使肃然起敬，也开始后悔自己未能参加这个讲座了。
而就在前不久，当西方媒体就西藏骚乱抹黑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驻挪威的大使又出来了，似乎是与一些挪威媒体举办了一个公开谈话，然而谈话参与的人员有限，时间也很短，甚至最后一个问题都以大使借时间有限而未正面回答，这让我十分怀疑这一公开谈话的效果。
平定骚乱、制止分裂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完全名正言顺的职责范围。骚乱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为政府感到高兴，这回达赖所谓非暴力、和平的面具终于被揭开了，政府完全能够向全世界展示达赖虚伪、反社会、恐怖分子的一面，但不知何故西方主流媒体却充斥了中国镇压藏人的歪曲报道，所用图片、视频等却无一来自中国西藏。
我们非常有必要反思在处理达赖问题的手法。必须提及的是达赖能说流畅英语，他在西方国家的人缘和知名度全拜他的英语和沟通能力所赐；他了解西方政治文化，向来以信奉甘地的和平、非暴力主张自居，这在西方政治下同情弱者、反对政府的政治主张中又更能博人同情。达赖带着他那声称和平、非暴力不合作、捍卫人权的面具，带着他流利的英语，出入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他们的政府、议会、学校、庙宇、媒体之间来回穿梭，散布着他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攻击中国政府的言辞，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了西方国家抹黑中国的企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的触角伸到了政府官员、立法者、教育者、学生、媒体工作人员乃至任何一个普通人，从而他所描绘的西藏历史、现状就成了西方人最信任的真理。
反观我们所掌握的真理，却永远只能在中国的教室、官方媒体、外交部发言人、外交官例行公事中得到体现，这在西方反对政府、怀疑政府的文化下，就如同道德说教者一样脆弱。我们的宣传喉舌既没有能够充分展示他们所获得的真实图片、录像，也没能够有深度广度的全方位报道、追踪，翻来覆去指责西方造假的几张照片，自己却无法提供立体的、反映客观现实的照片来反击这些狂轰滥炸的歪曲报道，实在是匪夷所思。
联想到美国攻打伊拉克已经5年有余，在战火纷飞的前线都能让我们远在亚洲另一侧的我们都仿佛看到了一次极具冲击力的屠杀游戏，我们此时不得不佩服美国人的认真和美国记者的敬业。平叛过程中的危险决不可能与战争相比，我们的媒体却在此时完全失声，我们却只能任由西方媒体肆意宣扬中国军队镇压藏民而非中国警察平定骚乱。
1998年印尼针对华人的暴乱，我们看到了血的教训，但由于中国反对双重国籍，我们克制了，但不断出现的图片和影像资料向我们描述了暴乱的令人发指。而此次面对我们的公民，被一小撮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攻击和屠杀，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我们却不能向世人展示足够的证据，我们平定骚乱，却又成为镇压同胞的证据？
如果我们在暴乱一开始，就在镇压的同时，组织国内外新闻媒体，揭露达赖的伪善面目，向世人庄严宣告我们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民人权的坚定决心和实际行动，并借机通过官员、学者、媒体甚至留学生，将西藏归属的历史、农奴制的残暴、达赖的政治投机主义、达赖集团的真实意图，以西方人能够迅速接受的方式，向西方社会进行全面介绍。甚至我们可以主动联系反华政客、媒体工作者，与之研讨西藏问题，在民意向我的前提下，反华政客不会不顾得票率，媒体也不会无视收视率不管的。
说到这里，问题已成为一个公关问题（PR）。公关决定了中国政府的形象，也决定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危机往往就是转机，这正好是我们改变西方国家敌视的一个绝佳机会，我们为什么抓不到呢？
我们还是向我们的邻国巴基斯坦学学吧。穆沙拉夫因政变上台，成为美国推行民主化的一个障碍，911后巴基斯坦马上加大力气打击恐怖分子，从而成为反恐阵线中的重要一员，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其的敌意。如果有人还要说我们不需要化解这种敌意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与以西方主导的全世界（不仅是实力还是价值观）为敌，对于中国利益而言永远不是上策。
3、我们的责任
客观的说，我在挪威学习的经历并不都是非常愉快的，特别是想起我最初的2个月内和2个德国人、1个挪威人、1个美国人和1个法国人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政治问题的讨论，对于西方学生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偏见、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乃至对中国版图的无知我感到极度通心。然而我孤独一人独占群儒，实在是一个劳心劳力的事情，许多同胞采取了沉默，我无语。
在挪威过了我出生最为难忘的中秋，百余个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进行各种活动。实际上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了大量活动，然而这种活动往往是封闭的，很少有外国学生参加。中国学生的扎堆现象体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在很多外国人参与的活动中都很难看到中国学生，而只有日本人、韩国人、甚至泰国人等。
我也没有参加日本学生组织的一个名为Japan from five senses的活动，看那架势我估计也得有好些人组织。后来听说在挪威科技大学总共才有日本学生4个，那个活动只是从名古屋来了8个日本学生，他们一道举办了这个活动。此后，我在各种场合都见到日本人的身影，他们灵活地穿梭于各国之间，在那位日本问题专家的带领下，将日本项目搞得有声有色，日语已成为挪威科技大学一门课外选修课程，并马上就将获得学分，成为课内课程。
我也努力地做到这一点，然而我发现，绝大多数西方学生认为中文太难，望而却步，所有中国留学生都表示中文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我没有学过日语，但通过这段时间学习，我知道日语至少有4种形式，平假名、片假名、汉字、罗马字，相比之下中文的书写就只有汉字一种，加上拼音也只有两种，难度为何会在日本语之上。过度强调中文难学，打消了太多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想法，从而减少了多少与西方交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绝好机会。
回国以来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留学生，特别是近段留学生们纷纷挺身而出，在火炬传递接力中，与藏独分子对峙，后来又在欧洲几个留学生会又出现了反抹黑中国、反对藏独的游行示威，国内媒体热评此举，高度评价他们的爱国之心。
然而，正如GRE考试中Issue范文中对于爱国的分析一样，爱国并非一定就是正确的，爱国也并非永远是正确的。我们在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之后的游行示威是爱国的，游行示威冲击了美国大使馆也是爱国的，毁坏了麦当劳等美国公司商铺和办公场所甚至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馆舍也是爱国的，然而这种爱国已成为西方攻击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好例证。就在挪威科技大学的中国崛起课程上，老师采用的一本教材就是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进行分析的专著，里面的图片都是中国学生的“血债要用血来还”之类的条幅、打倒美帝之类的海报等，这种复仇的火焰、对世界的仇恨，通过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片，传递到了西方社会的普通公民心中。且不说事情的原委，但从西方人理解问题的方式来看，我们通过这些举动，到底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给世界，这种信息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望会有什么影响呢？
在挪威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游行示威，也没有听说过挪威的游行示威。但在电视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和欧洲的游行示威，而给人的印象就是欧美的示威是举标语牌子游行，韩国的示威是举血书、自断手指，中国的游行示威是打和砸、暴力行为。这不是文明国家应当做的，特别是当问题远没严重到必须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时候。
藏独问题已经严重到要用暴力来解决了么？在西藏是的，但在欧洲却不是的。在西藏，我们对于分裂分子的恐怖行径，必须严厉镇压，绝不手软。然而在欧洲，面对几个打着旗子按照西方政治规则游行示威的分裂分子，我们难道就没有更加文明的办法来处理么？除了对峙，除了狙击，我们能否按西方主流的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西方的游行示威除了上面我们讲的克制的特点之外，还有种类繁多一个特点。反对斗牛的人裸体示威是一种形式，反对猎鲸的人涂上红漆装死是一种形式，过几天同性恋的、不穿上衣者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游行示威，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笑笑而已，虽然我不赞同你的主张，但我不反对你游行示威，因为我们不能剥夺你的权利。而我们在欧洲的地盘上，却要剥夺西方人看来不可剥夺的游行示威权，想想在西方人心目中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西方媒体铺天盖地充斥了关于中国镇压藏民、达赖如何捍卫人权的报道，我们的留学生不仅不能向西方介绍客观事实、争取欧洲主流民意，却要逆西方民意而动，全面狙击藏独，这实在不是成熟的做法。
中国现在应该有几十万留学生分布在世界各地，每个留学生都带着祖国多年的培养和的期望，在国家形象至关重要、中国人国际地位仍有待提升的今天，我们的留学生是否已经学会融入当地社会，按照当地社会规则处理各种问题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政治，提升国家形象，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最后，以两句话结束本文，第一句话家喻户晓，但人们总是不这么做；第二句话还是重复上文。他们是：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在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了善良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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